1943年12月，侵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发动了持续三个月的冬季大扫荡，荒井大队的日军突袭了河北阜平柏崖村——这里是晋察冀军区后方机关的临时驻地。
沙飞跟着转移的部队赶到柏崖村时，日军刚离开不到两个小时，村子里还冒着未散的浓烟，空气里全是血腥味和焦糊味。他推开一处老乡家的院门，首先看到的是院子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十几具尸体，有没来得及转移的八路军伤员，还有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沙飞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胸前的相机，他强迫自己移开视线，又逼着自己转回来。他深吸一口气，举起相机，对焦，按下快门，第一张因为手抖拍糊了。他闭了闭眼，再深吸一口气，又按下了第二次快门。
沙飞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沙飞没有再说话，就站在原地，任由他抓着。那天晚上，两个人在院子里蹲了整整一夜，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生于广东开平，早年在上海学习摄影，1936年，他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葬礼》等作品，轰动了全国的摄影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25岁的沙飞放弃了上海的生活，独自一人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参加了八路军。他是八路军第一个专职摄影记者，后来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1942年，他牵头创办了《晋察冀画报》，这是抗日根据地第一份以摄影为主的画报。
他的镜头里，有八路军战士在古长城上持枪战斗的身影，有白求恩大夫在破庙里的手术台前专注手术的画面，有边区老百姓推着独轮车支援前线的洪流，更有无数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暴行。
1941年，日军制造了潘家峪惨案，全村1230名老百姓被日军集体屠杀，沙飞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拍下了满村烧焦的房屋、遍地的尸体，还有幸存者身上被刺刀划开的伤疤。1943年，日军在阜平平阳村持续屠杀一个多月，杀害群众1000余人，沙飞带着摄影干事赶到现场，连续拍摄了十几天，记录下了日军的种种暴行。
柏崖村的惨案，是他这辈子最无法释怀的经历。从1937年到1945年，他在抗日前线奔波了整整八年，亲眼见过无数被日军烧毁的村庄，无数被杀害的老百姓，无数被残害的妇女和孩子。这些画面，都被他用镜头记录了下来，也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抗战胜利后，长期的前线奔波、极度的劳累，加上常年目睹战争暴行带来的精神创伤，让沙飞的身体彻底垮了。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是很难治愈的重病。1948年5月，沙飞住进了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接受系统治疗。
负责沙飞治疗的主治医生，是医院的内科主任津泽胜。
津泽胜1905年生于日本熊本县，1939年来到中国，日本投降后，他没有选择回国，而是和一大批愿意留在解放区的日籍医务人员一起，加入了八路军的医疗队伍。他先后在晋察冀军区的多个后方医院工作，医术精湛，工作认真负责，救治了大量的解放军指战员和边区群众，多次受到军区的表彰。
沙飞住院后，津泽胜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全程负责他的治疗和康复。但沙飞对日本医生有着极强的抵触和敌意，他多次对身边的警卫员和医护人员说：“日本人害死了那么多中国人，他们不会安好心。”
他拒绝服用津泽胜开的药，经常把药偷偷倒掉，他认为津泽胜在药里下了毒，想要害死他。随着肺结核病情的反复，沙飞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他经常整夜失眠，出现幻听、幻视，情绪极不稳定，有时候会一个人对着空气说话，有时候会突然暴怒。
医院的医生多次和沙飞沟通，告诉他津泽胜医生的治疗方案是专业负责的，也多次向他解释，津泽胜是留在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的日籍人员，和侵华日军不一样，但沙飞始终听不进去。
1949年12月15日上午8点多，津泽胜带着护士，像往常一样来到沙飞的病房查房。他刚走进病房，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沙飞突然从枕头底下拿出了自己的手枪，对着津泽胜连开两枪。第一枪打中了津泽胜的头部，第二枪打中了他的胸部，津泽胜当场倒在地上，身受重伤。
医院立刻组织全力抢救，但因为伤势过重，津泽胜在当天上午10点左右，经抢救无效死亡，年仅44岁。
枪杀事件发生后，沙飞被华北军区保卫部当场逮捕，关押审查。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解放军有着铁一般的纪律，这起事件又涉及到留用的日籍人员，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案件审理过程中，和平医院的部分医生提出，沙飞的精神状态长期异常，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建议对他进行精神鉴定。但受限于当时国内的精神病学发展水平，无法做出明确的司法鉴定结论。
审理过程中，沙飞对自己枪杀津泽胜的行为供认不讳，他始终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罪，他多次对审讯人员说：“我杀的是日本人，日本人欠了我们中国人太多血债，他们都是一路货色。”
1950年2月，华北军区军法处经过多次审理，最终作出判决：沙飞故意杀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50年3月4日，沙飞在石家庄被执行枪决，年仅38岁。临刑前，他的怀里一直揣着一个用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里面装着他当年在柏崖村拍的那些底片，还有他1936年拍摄的鲁迅先生的底片。这些底片，他从抗战前线一直带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沙飞被处决后，他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申诉。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内精神病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史料和医学证据表明，沙飞在枪杀津泽胜的时候，正处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状态，他的行为是受病理性的幻觉、妄想支配的，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对沙飞案件进行了再审，经过详细的调查取证，以及多位国内顶尖精神病学专家的联合鉴定，最终作出了再审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军法处1950年对沙飞的刑事判决，宣告沙飞无罪，恢复其名誉。
沙飞用自己的镜头，完整记录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历程，也记录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与伤痛。他的一生，和那场战争紧紧绑在了一起，他的悲剧，也是那个战争年代，无数战争创伤留下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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