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4月9日，新西兰驻华大使乔文博（Jonathan Austin）做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区域国别论坛之“大使讲坛”第十六场，围绕“新西兰与中国：全球变化中的关系”发表主题演讲，并与现场专家学者及观众互动交流。
新西兰驻华大使乔文博（Jonathan Austin）
大使演讲
乔文博：大家下午好！或者用我们的毛利语来说，kia ora！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邀请，参与“大使讲坛”系列讲座活动令我倍感荣幸。
国家间的公开对话对于建立互信与理解至关重要。在今天的演讲中，我将介绍新西兰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看法。
在正式开始演讲前，我意识到在座各位对新西兰的了解可能有限——除了高品质的乳制品，以及《霍比特人》《指环王》等电影中展现的壮丽自然风光外，或许就知之甚少了。
因此，我想先从三个新西兰的历史片段讲起，因为这些片段在塑造新西兰的国家认同，以及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是对新西兰历史认知的三个维度。
第一，波利尼西亚航海家抵达奥特亚罗瓦的历史。在毛利族传统中，伟大的航海家库佩被认为是最早从哈瓦基航行至新西兰的先驱。广为流传的版本里，他的妻子最先望见陆地，看到一片长长的白云时发出呼喊——这正是新西兰毛利语名称“奥特亚罗瓦”（Aotearoa）的由来。这一传说传递的核心信息是：新西兰的历史并非始于欧洲殖民，而是源于与太平洋的深厚渊源，以及波利尼西亚航海家的非凡壮举。如今，毛利人的价值观仍在新西兰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怀唐伊条约》与宪政基础。1840年，英国王室与众多毛利酋长共同签署《怀唐伊条约》，该条约至今被视为新西兰的立国文件。诚然，条约的英文文本与毛利文文本存在差异，相关讨论在新西兰社会仍在持续。但无可争议的是，英国带来的议会民主制度深刻影响了新西兰的治理方式与政治文化。新西兰是全球首个赋予女性选举权的国家，这一历史塑造了我们开放、公正的传统。
第三，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新西兰被迫转型，从严重依赖英国市场的受保护经济体，转向全面开放的全球贸易国家。80年代，新西兰取消包括农业补贴在内的各类补贴，降低关税，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全面参与国际竞争。这一转型过程虽伴随阵痛，却奠定了新西兰坚定支持自由贸易的立场。如今，很难找到比新西兰更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系的国家。
二是新中关系的历史脉络与现状。
作为一名历史学博士，我想先从历史讲起。
谈及新西兰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有必要从头追溯。据历史记载，1842年首位中国移民抵达纳尔逊；19世纪60年代奥塔哥淘金热期间，第一波大规模华人移民涌入新西兰。起初规模有限且条件艰辛，但如今华人已成为新西兰国家叙事中不可或缺的珍贵部分。
目前，每20个新西兰人中就有1人具有华裔血统，在最大城市奥克兰这一比例接近10%。新西兰华人社区始终在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领域贡献卓著，我们始终欢迎华人移民和留学生来到新西兰。
尽管定居中国的新西兰人数量相对较少，他们同样留下了深刻印记。
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路易·艾黎。他出生于基督城，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在“工合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是新中友好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这份宝贵遗产延续至今。去年，我出席了赵乐际委员长在基督城为路易·艾黎博物馆揭幕的仪式；如今每天走进大使馆时，我都会看到路易·艾黎的青铜半身像。
新西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2年正式建交。1976年，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首次访华并会晤毛泽东主席。此后，新中关系逐渐发展为新西兰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实现了快速深化。
新西兰是首个完成中国加入WTO双边谈判的国家，2008年又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该协定的升级版本已于2022年生效。
我可以坦诚地说，新西兰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受益国之一。2008年签署自贸协定时，全球正遭遇金融危机冲击，而对华贸易的增长帮助新西兰度过了那段艰难时期。
如今，新中两国仍保持着稳定、平衡、互利的贸易关系。
新西兰对华出口以优质农产品为主，凭借安全可靠的品质和洁净的绿色环境广受中国消费者信赖。大家日常接触的新西兰产品物美价廉、质量上乘；同时，众多新西兰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后，也让新西兰家庭和企业受益，并助力了新西兰的脱碳进程。
但双边关系远不止于贸易。人文交流是另一重要支柱，教育合作、旅游往来、商业互动及亲属联结，共同推动着两国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目前在新西兰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已超2.7万人，中国是新西兰最主要的国际学生来源国。留学建立的纽带，将长期促进两国社会的相互理解。
当然，尽管新中关系至关重要且珍贵，但两国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看法一致——这对于历史、政治传统和治理体系不同的国家而言在所难免。成熟的关系并非建立在无分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能够公开、尊重地建设性讨论分歧的基础上；同时，我们需确保分歧不阻碍双方的利益契合与合作。
作为外交官，我的职责之一就是助力维持两国关系的稳定、务实与前瞻性。我们会坦诚面对分歧，也有信心聚焦众多可行且互利共赢的合作领域——例如，新中科学家正联合开展世界领先的癌症治疗方案及跨物种器官移植技术研究。
三是新西兰对地区及国际问题的看法。
当前世界正经历三大深刻转变，重塑着国际格局：
第一，从规则导向转向权力导向。现有国际规则与规范被削弱，硬实力与权力的运用愈发普遍。
第二，从经济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在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经济关系正被重新审视。
第三，从效率优先转向韧性优先。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导致市场开放度降低，全球化形态发生变化。
这三大转变令新西兰深感担忧。与本地区其他国家一样，新西兰从二战后相对稳定的全球环境中获益良多，因此对当前变化尤为关切。以中东冲突为例，其引发的动荡与不确定性已波及遥远的南太平洋。新西兰也未能幸免，冲突导致石油及制品价格上涨、供应短缺，对新西兰经济造成显著冲击，并且此类冲击正变得愈发频繁。
面对这些变化，新西兰将如何应对？
我们的目标是加倍努力，构建安全、稳定、繁荣的地区与世界。新西兰不愿放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及其支撑的多边机构。作为联合国、世贸组织等机构的创始成员国，我们深知改革这些机构的重要性。我们希望通过改革保持其相关性与有效性，并将与有改革意愿的国家携手推进。同时，我们致力于在气候变化等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的问题上开展多边合作，《巴黎协定》框架便是典型例证，我们将持续推动协定落实与气候行动。
我们也将继续支持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区域机制。中国今年正担任APEC东道主，APEC是重要平台，通过开放对话与最佳实践合作，在制定区域经济政策、维护多边规则贸易体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2021年，新西兰主办APEC峰会，各成员国一致通过《奥特亚罗瓦行动计划》，该计划将指导APEC工作至2040年，聚焦贸易与投资、创新与数字化、强劲均衡安全可持续且包容性增长三大领域。今年是《奥特亚罗瓦行动计划》五年审议期，新西兰将与中国作为联合召集方，与所有APEC成员国密切合作，共同评估集体行动进展，确保计划贴合实际需求、面向未来，包括纳入人工智能等近五年APEC的新兴重点领域。
四是新西兰与太平洋地区的合作。
作为新西兰的家园，太平洋对我们意义非凡：每10名新西兰人中就有1名太平洋岛民，每4人中就有1名波利尼西亚人；库克群岛、纽埃和托克劳均为新西兰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繁荣、安全与身份认同，通过共同社群、经济纽带和长期伙伴关系进行维系，与太平洋邻国的福祉紧密相连。
因此，太平洋地区自然是新西兰外交政策的核心。全球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多边机构弱化及气候变化正在重塑世界，而这些因素对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尤为深远。
例如，全球海平面上升可能导致部分太平洋国家彻底消失；作为供应链末端国家，新西兰及其邻国不仅会因地区冲突面临贸易路线中断、食品与燃料价格上涨、发展资源被挤占的问题，还会使国际社会讨论偏离太平洋最紧迫的需求。
这些国际事务分散了人们对太平洋地区最紧迫议题的关注。我们同样重视当下亟待解决的日常问题，包括改善健康状况、提升教育质量、增加收入与可持续生计，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为此，新西兰去年向太平洋地区承诺提供超8亿澳元的赠款援助——请注意，这是赠款，而非贷款。也正因如此，我们将继续在太平洋岛屿论坛、太平洋共同体等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
因此，新西兰是一个立足太平洋、兼具全球视野的国家。
我们为新西兰这片美丽的土地，以及构成我们国家充满活力的多元种族的人民而自豪。同时，我们也为能与中国这一亚洲重要的繁荣邻国保持良好关系而深感荣幸。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今天的交流机会。我们需要持续的交流与直接的对话，我相信这类对话能让新西兰和中国更有效地应对地区及全球的各类挑战——这也是我希望与大家探讨的话题。谢谢！
专家对话
刘浩：刚才聆听大使的发言，我感受到新西兰在国际事务中始终秉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因此也希望今天的交流能延续这种包容的氛围。即便涉及一些较为尖锐的话题，我们也期待通过坦诚沟通增进理解。
大使提到当前世界正经历几大转变：一是从规则主导转向权力主导，二是从经济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三是对发展韧性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基于此，我想请教两个问题：您认为当前新西兰面临的最大威胁与担忧是什么？这些挑战又会对新中伙伴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毕竟两国联系紧密，在诸多领域都拥有友好合作的基础。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国际上仍有个别政治势力炒作“中国威胁论”，但事实上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从不主动制造紧张局势。
此外，我想提出几点合作倡议。目前我们与阿联酋在智库论坛等领域已有紧密合作，也希望能与新西兰开展类似的交流活动，通过深化对话增强互信、消除误解。在产业合作方面，太空与空间产业的商业化发展正成为全球趋势，新西兰在该领域的商业化探索令人关注，我们期待通过共建企业等方式，与新西兰携手推动相关领域的合作。同时，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发展迅速，正积极推进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这也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新空间——我们愿与新西兰分享经验，助力其数字化发展进程。
我非常认同新西兰在国际舞台上的中立立场，尤其是在多边外交中展现出的智慧。作为具有独特影响力的国家，新西兰在缓和国际冲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期待未来新西兰能继续发挥这一优势，举办更多对话活动，让国际社会在面临分歧与不信任时，能有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进行坦诚交流。
最后想谈谈教育领域。疫情期间，中新双向留学人数均有下降，但随着两国逐步放宽旅行政策，学生往来已恢复便利——不仅学术交流更加顺畅，旅游等非教育领域的民间互动也日益频繁，这对深化两国人文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杜兰：非常感谢大使先生的演讲，您全面介绍了新西兰的发展现状、中新关系的演进历程，以及新西兰对当前变化中世界的观察视角。在当前形势下，您的洞察十分深刻，我也记录了不少要点，在此分享一些个人思考。
第一，关于亚太地区。中新两国同属亚太，当前该地区正处于关键发展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方面，亚太地区仍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板块，贡献了全球近60%的全球GDP，区域内供应链紧密联动。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活力，绿色转型与电子商务等领域近期呈现爆发式增长。同时，区域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均为RCEP成员国，随着协定全面落地，数字框架的完善将为贸易提供更多保障，进一步推动区域经贸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正视挑战：您此前提到的三大转变不仅是全球趋势，在区域层面也已显现；地缘政治竞争空前加剧，格局分裂破坏合作氛围，尤其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亚太地区也深受其扰；此外，保护主义抬头带来额外压力，对地区合作构成威胁。我认为，亚太地区并不缺乏合作机制与对话平台，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我们需要在现有机制基础上共担风险，开展更具战略性的对话，构建战略互信——这是当前面临的瓶颈，也是需要携手破解的问题。
第二，中新两国虽在国家规模、人口数量上存在差异，但拥有诸多共同利益与合作基础：
一是共同维护开放的区域经济。新西兰长期坚定倡导区域自由贸易，是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者；中国也持续承诺扩大开放，特别是“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将进一步拓展对外贸易、深化自由贸易、推动高质量贸易合作，这将有助于维护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
二是共同促进区域发展合作与包容性增长。亚太地区发展差距显著，许多国家面临经济、产业升级及数字化转型的瓶颈。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等领域积累了实践经验，新西兰则在农业、环保等方面拥有宝贵成果，双方可通过第三方合作，助力相关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提供公共产品与支持。
三是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海洋治理、公共卫生等议题需各国合力解决。新西兰在气候与环保领域一直走在前列，中国也在积极推动绿色经济、低碳发展及可再生能源应用，两国在绿色发展领域具有广阔合作潜力。以上是我认为中新未来可深化双边合作的三个方向。
最后，我想谈谈两国面临的挑战。当前外部压力日益增大，大国竞争、技术领域紧张局势等问题凸显；全球治理与安全框架调整也引发一些敏感议题，可能导致双边关系出现波动。因此，我们首先要坚定维护双边关系，坚持相互尊重，加强各层面的沟通交流，避免误解误读，这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沟通不及时往往会引发误解，进而可能导致冲突。事实上，两国关系出现波折，很多时候并非源于真正的利益冲突，更多是因误解误判所致。因此，中国和新西兰在处理双边关系时应始终保持审慎态度，双方拥有广泛的合作领域和巨大的合作潜力。例如，通过深化战略对话来巩固和管理双边关系就十分关键；同时，我们也需要确保双边关系不受外部因素干扰，无论是全球经济走势还是地区安全冲突带来的压力。
我也非常期待看到中新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相信双方能够为全球及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主持人 江晓丽：非常感谢杜兰教授，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大使先生，大使先生您有很多问题要回答。
乔文博：非常感谢两位教授，你们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在此我邀请大家在方便的时候访问新西兰，我们非常欢迎中国朋友来访，随时都可以。另外，现在申请新西兰签证比以前便捷多了。
关于安全议题，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是否开设古希腊历史课程？如果大家对古希腊有所了解，可能听说过“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城邦间强者欺凌弱者、弱肉强食的现象，这也是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我的一位非洲同事昨晚和我聊起，非洲有句俗语：“大象打架，草地遭殃”。作为一个小国，新西兰并非强大的“希腊城邦”，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定位自身，以及如何构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不仅是生存之道，也关乎经济发展、安全保障、全球合作，以及小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生存策略。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的走向对全球至关重要。我们非常期待下个月中美两国元首的会谈，希望双方能找到合作共赢的路径，这符合全球共同利益。
对安全问题的担忧是长期存在的。新西兰在核裁军问题上始终坚持原则立场：我们认为世界不应拥有核武器，核国家应放弃核武器。这一立场曾让新西兰付出巨大代价——比如在反对法国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时，我们不仅承受了经济损失，还遭遇了法国情报局在奥克兰的恐怖袭击。我们始终主张全球应推进裁军而非扩军，但当前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加，这让我们不得不相应提升自身军事预算。对新西兰政府而言，我们更希望将资金投入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而非像某些国家那样大幅增加军费。
在太空领域，新西兰的发射能力位居世界第四，拥有包括Rocket Lab在内的商业化太空探索企业，这类企业与SpaceX等全球知名公司共同推动着太空探索的发展。两位教授都提到了多边主义，新西兰始终是多边体系的参与者——我们与澳大利亚、美国、欧洲、中国等都保持着合作关系，但并非北约或类似组织的成员；我们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但从未加入北约这类军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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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浩教授提到的学生交流问题，我们非常欢迎更多中国学生来新西兰深造，学习各类专业课程。新西兰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不会限制学生的专业选择。我们认为大学不仅肩负着教育使命，更承担着推动世界发展、传播知识的责任。新西兰在知识共享与学习方面始终秉持开放态度。
杜兰教授，感谢您富有建设性的点评。您提到世界经济中心向亚洲转移，如今确实已进入“亚洲世纪”。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新西兰也在思考这种经济与政治重心转移对我们的影响。正如我在演讲中提到的，地缘政治竞争与三大趋势的转变是当前的重要议题——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习惯从历史视角分析问题，这让我联想到冷战时期对核战争的担忧，这种不确定性至今仍未消失。
您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缺乏共识，需要推动WTO等机制转型，这一点非常关键。尽管实现这一目标难度很大，但新西兰一直在努力推进小规模多边合作，比如与新加坡的合作，以及参与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机制，这些都是我们为应对挑战所做的尝试。这或许意味着我们能解决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部分问题，也能建立新的标准与贸易规则——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已付出诸多努力。我们希望推动更多国家参与自由市场交流，而改革并进一步遵守现有的WTO框架，无疑是未来发展的理想方向。
两位教授提到的绿色技术发展，中国在该领域已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这不仅对中国是积极现象，对全球而言也是好消息。中国正致力于加强能源安全，例如关注发电站布局及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关切的核心议题。
关于多边关系，我完全认同持续对话的必要性。同时不可避免的是，中新两国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更需要通过对话增进理解。有时中国会主动解释自身行动的意图，尽管存在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担忧，但中国始终在努力澄清。新西兰国内对中国也存在不同看法，这些都凸显了推动对话与交流的重要性。政府有责任促进人文交流与信息沟通，推动更多对话、学生交换和人才交流，这些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作为外交官，我的经验是国家间总会出现观点分歧或问题，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拥有共同目标。如果我们都致力于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构建更安全的世界，或是关注地球资源共享等议题，便有了携手努力的基础。
主持人 江晓丽：感谢大使先生。我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三位嘉宾，首先，中国和新西兰在未来进一步发展自贸区以及促进太平洋地区自由贸易发展方面有哪些优先的考虑事项呢？尤其在2026年APEC（峰会）即将举办的背景下，我们有怎样的合作框架将会提出呢？请三位嘉宾回答。
刘浩：针对您的问题，我想结合刚才大使先生的发言做一些回应。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遵守国际规则方面始终以身作则，不仅严格恪守规则，更主动承担起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责任。不过，这一使命无法仅凭中国单打独斗，我们需要更多像新西兰这样远离争端中心的伙伴携手同行。守护国际规则与秩序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应当主动发声，明确表达对破坏规则行为的反对，让那些漠视规则的势力听到我们的立场与声音。
此外，中国与新西兰虽存在差异，但“和而不同”正是文化多样性的魅力所在。正因为这些差异，我们更需要加强相互了解、持续沟通，促进商品的流通与观点的交流碰撞。至于未来五年及APEC框架下的合作方向，这正是我们需要共同探讨的重要议题。
杜兰：我简要补充几点，随后把时间交给大使先生。
今年中国主办APEC会议，核心聚焦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绿色转型与生态保护等议题。对中新关系而言，新西兰完全可以深度参与这些重要领域的合作。今年APEC的目标是推动亚太合作从蓝图走向务实行动，这一目标虽具有挑战性，但唯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
在中新合作框架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是极具潜力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围绕FTAAP的落实深化探讨，尤其在数字经济与供应链协同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挖掘更多互利共赢的空间。谢谢。
乔文博：非常感谢杜教授为我解答了部分疑问。APEC创立之初曾反对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但随着区域合作的深化，这一目标逐步落地。新西兰始终坚定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其核心价值在于简化贸易流程。以数字贸易为例，过去进出口商需处理大量纸质文件，如今在中国推动的智能化、数字化方案下，农产品电子证书等应用已实现文书电子化。这一转变显著提升了清关效率：此前农产品保质期仅23天，清关流程复杂常导致错过市场窗口，而数字化后清关更便捷，使农产品进入市场更具可行性。APEC在推动此类合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们需始终锚定亚太自由贸易的大目标，同时认识到人工智能治理、绿色技术规则等领域的合作同样重要。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需携手应对；而APEC与CPTPP等机制吸引众多国家排队加入，正体现了高质量国际合作框架的吸引力——CPTPP以高标准著称，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因中国的加入而更具活力。我们期待与中国及其他有意愿推动变革的国家一道，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着重要的国际责任：常任理事国需维护世界和平，而作为大国，中国也有能力在国际合作中展现领导力。我们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能以开放姿态欢迎有准备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与和平发展。
主持人 江晓丽：非常感谢大使先生。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此前率团访问新西兰，王文教授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知道您一直高度重视教育，尤其关注人文交流领域。想了解未来中新双方会通过哪些具体举措或重点方向，进一步加强师生间的合作与交流？这是我们关于中新高等教育交流的提问。
乔文博：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之前没有特别想过，今天倒是有了一些思考。过去中国赴新留学生数量不少，虽然目前有所下降，但新西兰虽为小国，却十分重视校际合作，也鼓励本国大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新西兰的大学已与全球多所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此前，只有少数新西兰学生有能力参与国际交流，但如果中国高校能加强自身宣传，推广优质课程，树立良好声誉，让新西兰方面更清楚了解中国提供的机会和交流体验，相信会有更多学生愿意来华交流。
主持人 江晓丽：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台上三位：从政策层面看，新西兰可出台哪些政策进一步促进中国对新投资？在新兴行业领域，新西兰又将采取哪些措施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
刘浩：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做生意的首要前提是了解当地市场、文化和民众需求，同时熟悉当地法律法规，这是最关键的。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兄弟院校，我们有责任发挥高校的重要作用，推动双方加深了解——比如促进企业家和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帮助他们更清晰地认识彼此的营商环境，从而更好地管理风险。做生意追求成功，但成功之前必须做好风险管理，确保在安全的环境中开展业务。此外，两国需要更多的贸易活动。
新西兰总理访华，就向中国传递了贵国的真实信息——有些国家对中国存在偏见，而官方交流能提供第一手的真实资讯。另外，大使先生走进校园与学生交流也很重要，因为学生背后是成千上万的家庭，他们代表着新媒体的力量。今天您坐在这里，其实是在向新一代传递信息，这些信息会通过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广泛传播。相信明天您和团队就能看到，今天活动的内容会通过学生的社交平台大量扩散，每个人背后都蕴含着强大的传播力。因此，从官方到民间，我们都需要推动两国人民加深了解，真正做到相互认知，同时打开更多沟通渠道。
杜兰：我想谈三点。第一，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计划出海投资。我相信也有不少新西兰企业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比如乳制品行业的企业，他们有很多高端产品可以销往中国，新西兰葡萄酒产品的品质也十分出色，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新方向，两国可在该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第二，我非常认同刘教授刚才的观点：中国企业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新西兰，新西兰民众与社会也需要增进对中国的认知。唯有双方加深相互了解，才能营造更优质的投资环境。
第三，您提到许多国家对安全与韧性问题存在担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家出台相关安全政策，这或许会给贸易投资带来一定障碍。因此，保障政策的可预测性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数字领域，企业需要清晰了解数据流通、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细节。对我们而言，关键在于打造更透明的投资与营商环境，让企业能放心前来投资。
乔文博：非常感谢，我也谈三点看法。
第一，新西兰对外国直接投资需求很大，我们诚挚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外国投资者。新西兰没有针对特定国家的投资限制，只要符合公开透明的投资标准——这些标准可在网上免费查询——所有投资者都会受到欢迎。我们对任何国家的投资都持开放态度，只要投资者遵守当地法规即可。
第二，世界银行一直将新西兰列为全球营商便利度第一的国家。在政策可预测性方面，我们建立了基于法治的透明体系，政策极少出现任意变动，企业能对经营环境形成稳定预期。再次强调，新西兰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中国已是新西兰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此前投资主要集中在食品制造业，如今新西兰最大的肉类企业和第三大乳制品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都由中国投资者持有，这些投资项目非常成功。我们期待更多中国投资进入新西兰，助力企业发展壮大。此外，中国也是新西兰旅游业的重要投资者，奥克兰君悦酒店作为新西兰最豪华的酒店之一——同时也是全球顶级酒店——就是中国投资旅游业的典型案例。
第三，我想再次强调，旅游业是新西兰的支柱产业之一。中国在移动应用方面的发展非常成熟，各类便捷的生活服务APP深受民众欢迎，新西兰民众也期待能引入这类便利的应用。如果美团、阿里巴巴等企业有投资意向，欢迎与我联系，新西兰市场对这类便捷APP有切实需求。
观众互动
提问一：请问大使阁下，鉴于新西兰能源供应主要由石油和可再生能源构成，新西兰政府是否已评估过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可能带来的影响？这是否会对国家经济造成冲击？目前是否有任何预防或缓解措施？在此背景下，请问是否存在可深化能源合作的领域？特别是中国与新西兰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是否有助于降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对经济和能源供应的影响？
乔文博：非常感谢你的提问。关于电力供应情况，目前我们的状况良好。我们9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水力、地热和风能，电力行业对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度较高，因此无需大量使用天然气。
新西兰的Manapouri发电站 123RF
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有两点：首先是能源价格受到冲击，其次是能源供给面临挑战。作为一个小国，我们的燃料大多依赖进口，比如从新加坡进口，因此价格波动和供给稳定性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其中供给问题的影响比价格问题更为突出。在新西兰，我们已经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一旦能源供给不足，相关机构就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来应对当前局面。这场危机的持续时间将直接决定我们面临的挑战大小，持续越久，挑战就越大。
当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更多途径来保障所需的能源供给。此外，我们还需考虑其他太平洋岛国的状况，因为我们同属能源进口依赖国，且作为供应链下游的小国，这场危机会对我们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影响。
提问二：大使先生您好！我是来自《北京日报》的记者。您认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具有哪些特点？以库克群岛为例，结合近期双方签署的一系列协议，您觉得这对我们未来的合作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乔文博：我认为太平洋岛国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合作伙伴。我们希望这些伙伴能来到太平洋地区，这也是我们发展中的优先事项。我们高度重视健康、教育、福祉等领域，而中国正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之一。我们可以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中国参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的历史悠久，并且在农业等方面拥有显著优势，我们可以在此类领域深化合作。中国在未来的太平洋岛国合作中无疑将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建立更广泛的伙伴关系。
刚刚谈到的这些岛屿作为新西兰的一部分，都具有非常独有的特征，尤其是在法律地位方面——正如你所提及的，库克群岛在法律层面也存在一些独特之处。库克群岛居民持有新西兰护照，同时也具备自身的其他特点。新西兰与库克群岛保持着极为紧密的伙伴关系，双方互负责任，因此要与库克群岛达成一份全面的合作协定并非易事。当然，这一事项与新西兰密切相关，新西兰也会为库克群岛的防御及安全承担责任，因为他们被纳入了我们的责任范围之内。
提问三：您好，我来自非洲，目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您刚才提到了毛利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发展，我想请教一下，新西兰是如何保护毛利文化，又通过哪些方式促进其长久传承的呢？
乔文博：谢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您提到自己来自非洲，但我还不清楚具体是哪个国家。新西兰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怀唐伊条约》对我们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毛利文化无疑是我们国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年《怀唐伊条约》正是英国皇室与部分毛利酋长共同签订的，我们也经历过殖民阶段，或许您的国家也有类似的历史经历。近年来，我们做了大量努力，以确保尊重该条约的历史地位。新西兰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但在接纳外来文化的同时，我们也注重保护本土的毛利文化，包括毛利语言、文化价值与信仰体系。对于一些极具传统的毛利价值体系，我们正努力将其融入现有的法律体系之中。
如今毛利文化的部分传统与艺术表现形式正迎来一定程度的复兴，同时也在传承中实现着演变与发展。从政府层面而言，这一变化意义重大，对毛利文化的存续与发展至关重要。当然，我们此前提及的历史文件《怀唐伊条约》同样是我们必须恪守的准则。因此，我们始终在思考如何在未来平衡各方努力，进一步推动毛利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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