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姓名、假名、雅号
曲润海/文
旧时的人，一般都有名和字，高雅一些的还有号，住的地方叫堂、读书存书的地方叫斋，我却什么也没有，我一生下来就起了“润海”这个名字，再没有别的称呼。为什么叫“润海”？是跟着我哥哥叫的。我哥哥生于1928年，是个闰月年，属龙，就叫润龙。我生在1936年，也是个闰月年，属老鼠，为什么不叫润鼠而叫润海呢？据我母亲说，我是水命，海里水多，因此就叫了润海。当然老鼠的名声不好，谁愿意拿老鼠做自己的名字！卢阿鼠的名字是写戏的人给起的。至于为什么我是水命，我至今也闹不清。不过龙和海确实是互相依存，相依为命的。我是哥哥像摩挲猫儿一样摩挲着长大的。我的名字来历虽然极简单，却由于姓曲的不多，所以没有见过与我重名的人。
但我的姓，却有些来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四叔从我们曲家老坟里捡回了一块砖，他在砖上刻了几句话：“始祖闰，直隶藁州人氏，元朝抽风太史，于明朝洪武年间，宦游五台，遂居河边”，河边就是现在的定襄县河边镇。我于是知道了我们的祖上是河北人。1957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在文史楼图书馆借书的时候，一位老图书管理员端详着我的借书证问我：你是山东人还是山西人？我告诉他我是山西人。他说我也姓曲，我是山东人，山东姓曲的是从山西来的。我们姓曲的原来姓姬，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后代，文王武王姓姬。武王的儿子叔虞封到晋国，晋国的都城在曲沃，于是有一支就姓了曲，后代又经过洪洞大槐树迁移到河北河南山东各地。果然北大中文系56、57、58三个年级都有个姓曲的同学！
话说回来，我有什么名堂吗？没有，我只有几个假名。这得从文化大革命说起。
1975年8月，我调到山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那时的宣传部不像改革开放后现在的宣传部这么管得具体，那时的宣传部不管人事任免调动，不管财务调拨。文艺处主要是看戏、看电影、看文学新作、看美术展览、看文物古迹、参加文学、戏剧创作座谈会、抓学大寨文艺活动等等。恰在这时，省委又组织工作队下乡，分管文艺的副部长卢梦和文艺处副处长贺新辉要走半年，部里叫我临时主持文艺处工作。1976年5月下旬至7月初，山西搞“农业学大寨文艺调演”，共有24台戏，其中除了几个小戏外，绝大多数是表现学大寨运动中同所谓“走资派”作斗争的。我是调演办公室副主任兼评论组组长。在我主持对一个戏的评论时，老剧作家寒声和张万一批评剧作者不懂科学，写修水库不留泄洪道，说“光吃不拉，那不把人憋死了！”引起了当地领导人们的不快，他们认为我是“反大寨”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认定我“反大寨”，就成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成了清查对象。当时山西有一条不成文的戒律，反大寨就是“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其实我哪反过大寨，我是不遗余力地以文艺的形式宣传大寨者，有诗、文、音乐作品、工作为证。
然而，文艺处的工作我还得照常做，只是没资格瞻仰毛主席遗容，没资格到大庆参观，不给长工资。看戏、看电影还照常，写文章照常，就连后来给《三上桃峰》平反的报告、文章，也出自我手。因为省委分管宣传文教的副书记王大任、宣传部副部长卢梦，并不认为我和四人帮有牵连。不过在省市党报上发表文章不便用真名，卢梦部长让我起个名字，我于是就用了好几个，如“闻毅”、“沱浪”、“沱文”、“沱生”、“居平”、“雪石”、“雪琼”、“珍时”、“关悦”、“效雷”、“肖索”等。在马烽、西戎主持的《汾水》（后来改名《山西文学》）上发表文章，则仍用真名，他们更不认为我和四人帮有牵连。我是个不幸中的幸运者。
1983年6月，我当了文化厅长。文化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抓戏剧创作、演出。山西的主要剧种是四大梆子，我和鲁克义、郭士星、荀子义以四大梆子和歌舞为重点下了一番功夫，抓了几年创作，逐年安排了戏剧振兴调演、艺术学校教学剧目汇报演出、群众艺术“四民大奖赛”（在民歌、民舞、民乐之外加上了民间戏剧），出了一些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剧目节目，于是有朋友挖苦我是“梆子厅长”。开始我有些不平，后来一想，总还算做了一件事，就欣然接受下来，算是有了一个雅号。可是不久我就被提拔到文化部艺术局当了局长，出局后又提拔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了常务副院长，这个雅号享用了没有几天。不过我现在又有了一个雅号：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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