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磊死了。

消息是在同学群里看到的，班长发的：林磊同学因病医治无效，于昨日下午三时去世，享年三十二岁。

群里沉默了很久，然后陆陆续续有人发蜡烛的表情。有人问什么病，班长没回。过了一会儿又有人说，听说是癌症，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却一个字也打不出来。

癌症。

我知道不是。

我和林磊是从小学就认识的。同班、同校、同一条巷子长大，他住巷头，我住巷尾。他小时候瘦得像根竹竿，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吞吞的，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他妈在纺织厂上班，他爸是开货车的，家里不算富裕，但整洁温馨，墙上贴满了他的奖状。

林磊成绩一直很好，属于那种不怎么费力就能考全班前几的人。初中我们还在一个班，他数学尤其好，老师讲完例题，他已经能想出三种解法。那时候我们放学一起走，他总是一边走一边给我讲题，耐心得像个小老师。

“你看啊，辅助线加在这里，是不是就简单了？”他说。

我看着他，觉得这个人以后一定能考上很好的大学。

后来高中分班，他去了理科重点班，我去了文科班，见面就少了。但我们还是会约着打球，他还是那副瘦竹竿的样子，跑两步就喘，投篮的姿势倒是很标准。每次投进一个三分球，他就回头看场边的我，咧嘴笑一下，露出一口白牙。

高考他考得很好，去了省城一所不错的大学学建筑。我去了另一座城市，联系就慢慢少了。大学那几年偶尔在过年的时候见一面，他胖了一点，还是戴黑框眼镜，说话还是慢吞吞的。我们坐在他家的客厅里嗑瓜子，他妈端水果出来，笑着说：“你们俩从小就玩得好，以后工作了也要互相帮衬啊。”

我说肯定的。

林磊在旁边笑，说：“妈你放心吧，我俩谁跟谁。”

大学毕业后他留在省城进了设计院，我在老家那边工作。听别人说他干得不错，考了一级注册建筑师，自己带项目了。又听说他结了婚，对象是大学同学，长得好看，家里条件也好。他妈在巷子里逢人就说，脸上全是光。

我替他高兴。真的。

再后来，我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听说他离婚了。

消息是巷子口小卖部的老板娘说的，说林磊的老婆跟别人跑了，带着孩子走了。说得有鼻子有眼，说林磊连房子都没争，净身出户，一个人回了省城。

我没敢去问他妈。

那年过年我没见着林磊。他妈说他在省城忙，回不来。我站在巷头往他家门口看了一眼，对联是新贴的，红纸金字，但门关得紧紧的，没有一丝声音透出来。

之后又过了几年，我在省城出差的时候突然想起他，翻出手机里存了很久的号码打过去。电话响了很久才接，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但语气还是慢悠悠的：“好久不见啊。”

我们在一个路边烧烤摊见了面。他瘦了很多，比小时候还瘦，颧骨都突出来了，但精神还行，笑着跟我碰杯。我们聊了很多，聊高中时一起翻墙出去买炸串的事，聊他大学时逃课打游戏的事，聊他设计院那个总喜欢在下班前开会的领导。

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还行，就那样。

我又问他有没有想过回老家，他沉默了一下，说：“回不去了。”

我当时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才知道，他是真的回不去了。

去年冬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林磊出事了。我问什么事，我妈支支吾吾了半天，说：“你听说了别往外传，他家人对外说是生病了，其实……是那个。”

“哪个？”

“就是……在那种地方出的事。”我妈的声音压得很低，“听说是派出所打电话叫他家里人去认的，人已经不行了，说是用药过量。”

我拿着手机的手僵住了。

我妈说，林磊不知道怎么沾上了那个东西，一开始是好奇，后来就戒不掉了。离婚以后越来越严重，班也不上了，房子也卖了，一个人在城中村租了个单间。那天晚上他找了几个朋友去出租屋里玩，可能是纯度太高，人就没救过来。

我说妈你别瞎说，林磊不是那种人。

我妈叹了口气：“谁想得到呢，那么好的一个孩子，他爸妈现在都不敢出门。”

挂掉电话以后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脑子里全是林磊的样子。瘦竹竿，黑框眼镜，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他站在篮球场上，投进一个三分球，回头看我一眼，咧嘴笑。

我想起初中那年冬天，下大雪，他骑着自行车来我家接我去上学。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耳朵冻得通红，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热腾腾的烤红薯递给我：“给你，我妈让我带的。”

红薯很烫，我两只手倒来倒去，他在旁边笑我笨。

我想起高考前那个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说他有点紧张。我说你紧张什么，你闭着眼睛都能考上。他在电话那头笑了，说：“你说的啊，我闭着眼睛都能考上。”

那些声音还在，可人已经不在了。

同学群里有人提议凑钱给他家里，班长说已经联系过林磊的家人了，家人说不用，说“孩子走得不好看，不想麻烦大家”。

“走得不好看”这四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

我想起林磊他妈，那个永远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的女人，那个逢人就夸自己儿子的女人。她怎么跟别人解释？她怎么面对那些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人？所以她说了癌症，说了生病，说了任何能说出口的理由，唯独不能说真相。

癌症听起来体面一些。癌症可以被同情，可以被哀悼，可以被放在同学群里点蜡烛。而真相不行。真相太脏了，脏到没有人愿意碰。

我不知道林磊是什么时候走上那条路的。也许是在离婚之后，也许更早。也许他试过求救，也许没有。我只知道他一个人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身边是一群同样沉沦的人，没有人在他还能回头的时候拉他一把。

葬礼我没去。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

我怕看见他妈，怕看见她哭，更怕看见她不哭。我怕站在那个灵堂里，面对那个挂着黑框照片的年轻面孔，不知道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林磊是个好人”？我说“节哀”？我说“他走得很安详”？

每一句都是假的。

后来我去了我们小时候常去的河边。那条河还在，水还是那么浑，河边的柳树换了好几茬。我站在河堤上，想起小时候夏天我们在这里摸鱼，林磊胆子小，不敢下水，就在岸上帮我拿鞋。

我往河里扔了一颗石子，看着水花溅起来又沉下去。

林磊，你知不知道，你妈说你得了癌症。

你知不知道，你的同学们在群里点了好多蜡烛。

你知不知道，我烤了一个红薯，但是太烫了，没人帮我拿着。

河风吹过来，柳条晃了晃。我想象中的那个声音没有出现。

我蹲下来，把脸埋进胳膊里，很久没有抬头。

走的那天我去了一趟巷子口。林磊家的大门还是关着的，对联已经褪了色，纸边卷起来，被风吹得哗哗响。

我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终究没有敲门。

有些门，一旦关上，就再也敲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