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只记得瞿秋白就义前留下“此地甚好”四个字，也知道他是《国际歌》的中文译者，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被俘的一百二十多天里，全程掌控着自己的死亡。一个拖着重病的文人，对着掌握生杀大权的国民党，从头到尾没输过。今天我们就聊聊这段少有人提的细节。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已经出发长征，瞿秋白因为严重肺病走不了，留在了苏区坚持斗争。转移途中走了一整夜，一行人饿到撑不住，警卫员生火做饭，袅袅炊烟直接暴露了目标。他躲进灌木丛还是被俘，报了个假身份“林琪祥”，说自己是走江湖的医生，硬是蒙混了快两个月。
最后撑不住不是扛不住审讯，是叛徒卖了消息。国民党抓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她熬不住酷刑供出了瞿秋白被俘的实情。蒋介石立马从南京发去密电，要求严格核查身份，确认之后整个国民党高层都震动了。没人敢随便处置这个当过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大人物。
宋希濂早年听过瞿秋白讲课，算是半个学生，他第一时间把瞿秋白从阴暗的普通牢房挪到干净的单间，好吃好喝笔墨纸砚全都安排上。宋希濂亲自出马劝降，铺垫完旧情就说，只要声明脱离共产党，高官厚禄随便挑。瞿秋白只回了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直接把所有话都堵死了。
蔡元培找到蒋介石说情，说瞿秋白是难得的人才，千万不能杀。戴季陶却强硬表态，不杀瞿秋白没法立威，蒋介石犹豫了一阵，决定暂缓枪决，接着安排人劝降。军统先上，轮番上阵威逼利诱，折腾了好几个星期，一点收获都没有。蒋介石下了枪决令，陈立夫还不甘心，又找蒋介石要了最后一次机会。
中统专门摸透了瞿秋白的出身、性格、喜好，量身做了一套劝降方案。开出来的条件真的够宽松，不用写反共文章，不用公开认错，甚至不用骂共产党，只要说一句脱离共产党，立刻给南京国立编译馆馆长的位置，大房子高工资，想写什么写什么想翻译什么翻译什么。瞿秋白想都没想就摇了头，半分余地都没留。
所有劝降都落空之后，瞿秋白在牢里静下心，写下了一万六千多字的《多余的话》，这篇文章后来成了他身后近百年最大的争议。通篇读下来找不到一句否定共产主义的话，找不到一句出卖同志的内容，更找不到一句向敌人求饶的字眼。它就是一份太过坦诚的自我解剖，说自己骨子里就是个文人，勉强做了十几年政治工作。
国民党拿到稿子，本来想拿它当打击共产党的利器，结果发出去之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读过的人都能感受到，这是一个人面对死亡时极度清醒的自我审视，不是叛徒的悔过，是一个真人掏心窝子的话。临刑前两周，瞿秋白还接受了国民党媒体的采访，全程没有任何妥协，对方都不得不称他是一代风云人物。
1935年6月17日夜，蒋介石的枪决令再次送到长汀，明明白白要求就地枪决，照相呈验。宋希濂这一夜没睡着，让人给瞿秋白送去了好酒好菜，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第二天八点，瞿秋白泡了浓茶点了烟，坐在窗前写下最后一首词，说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九点二十分，瞿秋白神态自若地走出大门，宋希濂站在办公室里，看着他走向刑场的背影，给他行了最后一个注目礼。走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摆好了四碟小菜一坛白酒，瞿秋白独自坐下自斟自饮，谈笑自若一点异样都没有。他说人公余休息是小快乐，夜里安眠是大快乐，辞世长逝才是真快乐。
喝完酒他夹着烟走出凉亭，往罗汉岭走，路上用低沉的俄语唱着《国际歌》，这是他翻译成中文的歌，他选择用原文唱着走完最后一段路。走到罗汉岭西侧的一片草坪，瞿秋白停下了脚步。他低头看了看脚边绿油油的青草，抬头看了看晴朗的天，对着刽子手说，此地甚好。
他盘腿坐在草坪上，跟刽子手说不要打我的头，然后直视着枪口平静等待。枪响之后，36岁的瞿秋白从容就义，这个画面在历史里定格了整整九十年。瞿秋白走后，《多余的话》的命运兜兜转转，刚建国时大家觉得不符合烈士形象，认为是国民党伪造，从所有文集中删掉了。
文革时期，这篇文章甚至被打成叛变的铁证，瞿秋白的墓也被红卫兵砸毁，曾经的烈士被打成了叛徒。改革开放后，才有学者公开发文重新评价《多余的话》，引发了学界的震动。曾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亲自给中央写信，列出三条理由要求为瞿秋白平反，直接击穿了叛徒论的逻辑。
1980年，在多位领导人的推动下，瞿秋白的冤案正式平反，《多余的话》身上的污名也被洗去。后来人民出版社将《多余的话》收入瞿秋白文集，给了它应有的位置。当年下令枪决的宋希濂，晚年反复说，杀害瞿秋白是他悔恨终身的事。
从一开始，这场博弈国民党就赢不了。枪能打死瞿秋白的身体，却打不死他留下的文字，打不死他翻译的《国际歌》，更打不死他留给历史的赤诚。直到今天，我们每次唱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都会想起那个坐在青草地上，从容赴死的年轻人。
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 纪念瞿秋白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人民出版社 瞿秋白文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