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63岁的杜月笙突然收到国民党特务在台湾传来的信息：
“大陆正与港英政府交涉，要将你押解回上海，在412政变纪念大会上批斗你。如果交涉不成，就将你就地处决。”
收到信息后，杜月笙惊讶不已，随即心脏病发作。没过多久，他又陷入了时醒时睡的状态。
4个月后，杜月笙已然病入膏肓，回天无力了。他在妻子孟小冬的搀扶下，找来藏匿多年的十四箱借据，然后将它们全部付之一炬。
对于杜月笙的行为，他的妻子、儿女都十分不理解。可杜月笙却含糊不清地说道：
“我不希望在我死后，你们还要到处要债。”
当天夜里，63岁的杜月笙就死在了香港的寓所里。
那么，国民党特务为何要给杜月笙传信？他是否真的要回大陆？而他又为何会被惊吓而死？
会做人的杜月笙
杜月笙，上海浦东人。
杜月笙的童年可谓十分凄惨。他父母双亡，在继母和舅母的家中生活。虽然读过半年私塾，但跟文盲没有任何区别。
而在成年后，杜月笙就独自一人闯入上海滩十六铺码头，在鸿源盛水果行当起了学徒。
杜月笙天资聪颖，能说会道，在水果行工作期间，他不仅比别人赚得多，还学会了一手削梨绝活，能够将梨皮削得薄如蝉翼，而且一刀不断，深得当地人的喜爱。
然而，杜月笙却对此并不满足，他知道靠着手艺生活，永远只能在底层挣扎。没有当地势力的保护，根本就无法生存下去。
当时，上海滩十六铺码头极为繁华，但又鱼龙混杂，各地帮派都将势力聚集于此。为了向上爬，杜月笙开始主动接触这些帮派中人。
1902年，他经人引荐，拜入了青帮通字辈陈世昌的门下。按照辈分来说，他和燕双鹰一样，都是“悟”字辈的大哥。
其实，陈世昌不过是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他的绰号很有意思，叫“套签子福生”，在青帮中颇有威望。
也正是在陈世昌的引荐下，杜月笙得以进入了黄金荣公馆。
相比于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起步较早，威望又高。而出入黄府的杜月笙却只是陈世昌的小跟班。
可在私下里，杜月笙却将黄金荣公馆调查得一清二楚。
他知道在黄金荣公馆掌握大权的并非黄金荣，而是他的妻子林桂生。
因此，杜月笙将所有的关注重点全部放在了林桂生身上。林桂生放下碗筷时，杜月笙就会立马递上他刚刚削好的“莱阳梨”。林桂生搓麻将时，他又在一旁悄悄地出主意。
甚至，在林桂生洗完脚时，杜月笙都会主动抱着她的脚，为她修剪指甲。
随着时间的推进，林桂生对杜月笙的好感越来越盛，而他也因此获得了黄金荣的器重。
事实上，在黄金荣公馆，杜月笙也学会了做人，他经常跟他的徒子徒孙们说：“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一是场面，二是情面，三是体面。”
杜月笙的为人非常谦卑，他疏财仗义，无论是政商名流还是贩夫走卒，他都会认真对待，不倨傲之态。
杜月笙正是凭着他的良好口碑以及精明的算计，很快就在青帮中声名鹊起，走到了和黄金荣并列的地位。
当时的上海滩，黄金荣贪财，张啸林暴力，后来居上的杜月笙则以会做人闻名遐迩。
也正因此，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并称为上海三大亨。
1925年，北洋政府在上海开始禁烟。可上海滩租界林立，北洋政府的手难以管控这些灰色地带。
于是，杜月笙联合黄金荣、张啸林成立了“三鑫公司”。他们名义上是经营地产，实际却是做着鸦片贸易。
可以说，上海滩三大亨在这里可谓是只手遮天。
作为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黄金荣是三鑫公司天然的贸易保护伞。只要三鑫公司的鸦片被扣，他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够完全摆平。
张啸林很有军队背景，无论是浙江还是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都跟他关系密切，因此能够确保鸦片运输的畅通。
而负责经营的杜月笙则打通了巡捕房上下的关系，他将货源、运输和销售全部的环节攥在了自己的手中。
因此，每当从中亚而来的鸦片靠岸时，三鑫公司就会很快将它接走，分销到上海的数千余家土行中，日流水竟然高达30万英元。
不过，杜月笙对此并不满足，为了垄断租界内的鸦片贸易，他斥巨资成立了“小八股党”。为此，他斥巨资结拉拢了一大批打手，截获“大八股党”的鸦片提运权，将原本分散的鸦片贸易全部收归到自己的麾下。
而从鸦片贸易得到的财务，法国总领事馆分得12%，巡捕房拿到8%，而杜月笙净赚40%，其余的则是用来打点军阀和各地的各路帮会。
因此在，短短半年的时间，杜月笙就垄断了法租界内八成的鸦片贸易，一年的纯利就达到了6000万元。
即使放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也相当于1/4的财政收入，可谓是日进斗金。
然而，相比于保守的黄金荣，只知打打杀杀的张啸林，杜月笙则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没有停止打造自己的形象。
事实上，在民国时，青帮大哥尽管手握巨额财富，门下弟子众多，却十分不入流，难登大雅之堂，常常被贴以流氓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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