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王光美联系长孙赠500美元请其答应一事|多托|广州|莫斯科|长孙

1998年，一个秘密托付悄悄发生。

一批拍摄纪录片的中国工作人员飞往莫斯科，行李里夹着一封信和500美元现金，收件人是一个在俄罗斯隐姓埋名几十年的中年男子。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连摄制组内部也只有极少数人清楚——这个男人，是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孙。

1939年的秋天，一列火车驶出中国，载走了两个孩子。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被带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当时抗日战争正打得惨烈，刘少奇夫妇奔走在烽火之间，没有办法亲自抚养孩子，只能送到苏联。这一去，就是十几年。

刘允斌在苏联念书，念着念着，就念出了一段感情。1950年，他和莫斯科大学的同班同学玛拉·费多托娃结了婚，两人先后生下一个女儿索妮娅、一个儿子阿廖沙。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后代，和一个俄罗斯姑娘，在莫斯科组建了家庭。这个家，看起来牢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埋着裂缝。

1955年，刘少奇来信了。信里只有一个意思：该回来了，祖国需要你。刘允斌拿着信，看了很久。妻子玛拉一再挽留，两个孩子还小，大女儿索妮娅刚刚记事，小儿子阿廖沙才不到两岁。但刘允斌没有犹豫太久，他回国了。此后，他被分配到内蒙古包头，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玛拉带着两个孩子留在莫斯科。1958年，他们正式离婚。随着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两国之间的通讯越来越难，刘家和玛拉母子之间的联系，就这样被时代的浪潮切断了。断了，就是二十多年。

阿廖沙在莫斯科长大，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从上中学开始，一直到参加工作，他从不在任何表格的亲属栏里填写"刘少奇"或者"刘允斌"这几个字。母亲玛拉反复叮嘱他：不能说，千万不能说。在那个年代，这个身份不是荣耀，是风险。

阿廖沙继承了父母的聪明，顺利考上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之后进入苏联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成了一名高级工程师，后来还获得了军衔。

他的单位是高度保密的国防机构，多次因为工作出色获得国家奖章。从外表看，他是一个普通的苏联军人；从血脉看，他是中国开国领袖的长孙。这两个身份，在他身上同时存在，却从未交汇过。

玛拉一直没有放弃对丈夫的牵挂。六十年代末，她在报纸上看到刘少奇和刘允斌相继离世的消息，一个人强忍着哭泣，没有告诉孩子。

她知道告诉他没有用，只会让他更痛。她把所有的悲痛压在心里，继续教阿廖沙说几句中国话，讲中国的故事，告诉他：你有一半血脉，在遥远的东方。

1987年，一个莫斯科的陌生访客敲响了阿廖沙家的门。来人自称是他姑姑刘爱琴的同学，带来了一封信——刘爱琴在中国恢复工作之后，花了好大的力气，托莫斯科的同学辗转打听，终于找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

阿廖沙拆开信，读着读着，眼眶红了。他得知，爷爷刘少奇在1969年悲惨离世；父亲刘允斌早在1967年那个冬夜，就已经在包头郊外的铁轨旁结束了生命。他和母亲相拥而泣。父亲离开苏联的时候，他才两岁，根本不记得父亲的脸。如今连墓碑都已经立好多年了。

联系上了，但见面还是遥遥无期。阿廖沙在保密单位工作，不能随便出国，更不能暴露身份。想回中国，光有心是不够的，还得过俄罗斯这一关。

1993年，玛拉先行一步，独自来到中国探亲。刘家人热情款待了这个思念了一辈子的外国儿媳，带她去刘少奇和刘允斌的墓前祭拜。她看到了这个与当年截然不同的中国——高楼在建，街道热闹，那个让她丈夫义无反顾回国的地方，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变。回到莫斯科，她把一切都讲给阿廖沙听。阿廖沙听完，沉默了很久。

1998年，事情有了新的进展，也有了新的阻碍。这一年是刘少奇诞辰100周年，中国方面为此筹备了大型纪念活动，并正式向阿廖沙发出邀请函，希望他参与"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王光美托纪录片《刘少奇》的摄制组，给阿廖沙带去了500美元现金，还有一封亲笔信，信里只有一个请求：答应我，尽快回中国看看。

邀请函被俄方拦截了。阿廖沙的工作单位是国家机密机构，他的出行受到严格限制，这封信根本没有到他手上。王光美托人带去的500美元和留言，成了他唯一收到的来自中国的呼唤。阿廖沙没有坐以待毙。他向俄方申请出国，被拒；他到法院申诉，胜诉了——但规定就是规定，退役后满五年才能出境。

他申请提前退役，又被拒绝了。他再次申诉，再次胜诉，1998年终于办成了退役手续。然后，他开始等。等五年。

这五年里，他给王光美写了回信，在信里称她为"我最亲爱的奶奶"。他写道："我的根在中国，我永远是刘氏家族的一员。我有两个故乡：中国和俄罗斯。"信寄出去了。归期，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