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50天的美以伊冲突，对美国本土经济的冲击正在持续扩散。4月初的迈阿密，一座美孚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卡车司机查克·伯德刚刚给卡车的两个油箱加满了油。他看了一眼价格显示屏，摇了摇头。
六周前，他加满两个油箱的花费大约是280美元。而现在，这个数字逼近400美元。“我不关心谁在打仗，我只想知道，这个月的账单我怎么付。” 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
地缘冲突带来的大宗能源商品价格暴涨，使得全美能源系统价格全面抬升。当地时间4月10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了三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报告。数据显示，美国通胀率从2月份的2.4%飙升至3.3%，创下自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月环比涨幅达到0.9%，是近四年来最大的单月增幅。其中，汽油价格单月暴涨21.2%。这是自1967年该数据系列开始统计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
面对严重通胀形势，白宫试图将焦点引向核心通胀温和及食品价格回落，强调能源冲击之外的经济基本面良好并非全面恶化。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当天在福克斯新闻上回应：“也有很多好消息，尤其是食品杂货方面。鸡蛋价格降到了近年来最低水平，同比下降约44%，牛肉价格因政府调整了对阿根廷牛肉的贸易政策也明显回落。”
当地时间2026年4月11日，美国华盛顿，一处加油站电子牌上显示的油价。图/视觉中国
通胀飙升
加油站的价格牌是消费者感知通胀最直接的窗口，但石油经济的传导链远不止于此。汽油只是原油最前端的衍生品。从炼油厂出发，石油会被分解成数十种石化基础原料，成为塑料、合成橡胶、化肥、医药包装、电子元件制造过程中的必需品。
据统计，流经海湾地区的石化原料及制成品总值高达7330亿美元，占全球供应量的22%，其下游影响的商品规模达到3.8万亿美元。汽油价格在战争爆发后数天内即反映到终端，但石化原料涨价向包装、纺织、农资、医疗器材等行业的传导通常需要一到六个月。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这一轮通胀并非由单一变量驱动，而是三重压力在同一时间窗口叠加共振的结果。
第一层：地缘能源冲击。伊朗海军于2月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将此定性为“全球石油市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供应中断”。3月，美国能源价格环比飙升10.9%，为2005年9月以来最大涨幅，仅汽油一项就贡献了CPI月度总涨幅的近四分之三。据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估算，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一个月内，美国消费者已额外支付了84亿美元的燃料成本。
第二层：贸易政策的滞后效应。2025年4月“解放日”关税政策出台后，有效关税率一度高达21%。尽管经多轮调整已降至约8%，但过去一年中多项关税敏感商品已出现显著涨价。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吸收了关税成本而未大幅转嫁传递至消费者，但这也意味着它们在面对新一轮运输成本上升时几乎没有额外的缓冲空间。
本轮美以伊冲突发生后，能源冲击与关税成本形成了双向挤压。前者推高流通成本，后者抬升生产成本，共同收窄了企业的利润缓冲带。
第三层：美国国内结构性通胀基底。美以伊冲突前，2月的个人消费物价支出指数（PCE）环比增长已达0.4%，除食品和能源之外的核心PCE同比增长仍约3%，这也意味着即便没有战争，通胀幅度已高于美联储2%的设定目标。这一脆弱性根植于更深层的结构因素：多年供给侧投资不足、劳动力市场长期偏紧，以及疫情时期财政刺激遗留的需求惯性。
经济学家普遍警告，在关税推高生产成本、核心通胀持续高于2%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已几乎没有余力再承受一次大规模的外部冲击。
更深层的变化
3.3%的通胀率在历史上算不上极端，为什么这一次市场更慌了。资本市场、消费者信心指数和美联储内部讨论所呈现出的紧张程度，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数字层面变量。
过去十多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长期受益于低通胀带来的贸易成本优势。2015年到2020年之间，美国核心PCE通胀率大部分时间不到2%，美联储甚至长期苦于通胀不达标。这种温和物价的底层支撑来自三个层面：全球化生产比较优势压低了生产成本，关键能源通道保持货物贸易畅通稳定，央行通过利率工具就能有效调节市场需求。这意味着，通胀基本是一个需求侧管理问题，市场经济指标过热就通过央行加息，指标过冷就通过降息调控。逻辑清晰，传导可控。
然而近些年，传统央行与市场调节的逻辑框架正在失效。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冲击天然气供应，2025年关税政策重塑贸易成本，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中断全球20%的石油流通。这三次冲击，性质高度一致，都不是因为消费者需求增多，而是因为东西运不出来、造不出来或者被人为加价。宏观层面来看，供给侧影响逐渐取代需求侧管理，成为物价波动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曾有清晰的先例。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实施石油禁运，从市场上抽走了约450万桶/日的供应，油价在数月内从每桶3美元飙至12美元，美国通胀率从1972年的3.4%蹿升至1974年的12.3%。那场危机直接催生了“滞胀”这个概念，即经济停滞与通胀并存，传统货币政策两头不讨好。
2026年的通胀结构与1973年惊人相似：中东地缘冲突引发能源运输中断，关键水道被封锁。同时，央行陷入加息治不了供给，降息又放任通胀的困境。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说得直接，当前危机比1973年、1979年和2022年三次加在一起还严重。本次影响规模更大，当年中断了全球7%的石油供应，这一次是20%。而且，今天的霍尔木兹封锁同时切断了液化天然气、化肥原料和石化产品的运输，冲击的宽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1973年之前，全球经济处于战后长期繁荣的尾声，能源价格长期低位，冲击虽然剧烈，但各经济体普遍有足够的吸收空间。而今天的冲击叠加在一个已经相当脆弱的基底之上。关税推高了生产成本，疫情后的供应链尚未完全恢复弹性，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偏紧，财政空间被高额国债挤压。各经济体吸收外部冲击余量的能力，较50年前小得多。
投资者真正担忧的不是这个月的CPI具体涨了多少，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支撑了十多年低通胀环境的基础：稳定的供应链、可预测的能源通道、较低的地缘风险溢价。这些基础正在逐渐松动，才是这轮通胀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薛子敬
编辑：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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