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达电影，改名了。
4月19日晚间，万达电影发布公告，公司名称已由“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儒意电影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儒意电影”，4月20日起正式启用。
线下，全国700多家万达影城的门头，暂时还挂着“万达”两个字，但上市公司的控股人，已经不再姓“王”。
随着“儒意”取代“万达”，王健林时代的最后一缕余晖，彻底消散了。
1.王健林时代
万达电影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那一年，王健林决定在万达广场里开电影院。
彼时，这一决策被很多人视为不务正业，“一个搞房地产的，凑什么电影的热闹？”
但王健林看得很清楚，电影院的本质不是电影生意，是流量生意。一个购物中心能不能火，关键看人流，而电影院是最稳定的人流发动机。把电影院开在万达广场里，观众看完电影顺便逛街吃饭，整个商圈的消费就被激活了。
这套“场景-流量-变现”的商业逻辑，就是典型的万达打法。凭借万达广场的全国扩张，万达影院作为流量引擎迅速铺开，以商业地产的规模逻辑在内容产业跑马圈地。
此后十年，万达电影，一路狂奔。2015年，万达电影登陆A股，成为“中国院线第一股”。
那是王健林人生的巅峰时刻，也是万达帝国的全盛时代。2013年到2017年，他三次登顶中国首富宝座，个人财富最高突破2000亿元。
然而，靠地产红利杀入电影圈的王健林，最终也因为地产的调整而被逼出局。
2.断臂求生
转折发生在2017年，那场席卷全行业的去杠杆风暴，给疯狂扩张的万达，按下了急刹车。
海外并购被点名，银行信贷收紧，高杠杆堆起来的商业帝国，一夜之间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王健林不得不开启了中国商业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断臂求生，以637亿元的价格，将13个文旅项目和77家酒店，打包卖给了孙宏斌的融创和李思廉的富力。
那场著名的交易发布会上，摔碎的玻璃杯声，成了万达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性声响。当时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王健林的一次权宜之计，卖掉非核心资产回血，等风波过去，他依然是那个呼风唤雨的首富。
但没人想到，这不是中场调整，而是漫长下坡路的开始。
疫情三年，成了压垮万达的又一根重石。影院停摆、商场限流，万达最核心的两大现金流来源——院线票房和商业租金，同时陷入冰封。而另一边，地产行业的全面下行，让万达的高负债模式彻底走到了尽头。
从2023年开始，王健林不得不重启“卖卖卖”模式，而这一次他要卖的，是自己曾经最珍视的核心资产，万达电影首当其冲。
2023年7月，上海儒意影视以22.62亿元受让万达投资49%的股权；同年12月，儒意系再以21.55亿元拿下万达投资剩余51%股权，以总计44亿元左右的代价，从王健林手中接过了这家国内院线龙头的控制权。
到2024年4月，“儒意系”完成对万达投资100%股权的收购，实际控制人由王健林变更为柯利明。
当时的交接还保留了一丝温情与体面，公司名未变，王健林似乎还有旁观指导的余地。但熟悉资本市场的人都知道，当控股权发生转移，改名只是时间问题。
如今，“儒意电影”四个字彻底取代“万达电影”，宣告了这场资本博弈的终局。
3.新主接盘
在王健林黯然离场的另一侧，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如果说王健林的退场带着某种悲情色彩，那么接盘的柯利明，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非典型玩家”。
柯利明，1982年出生，湖北黄冈人，早年留学澳大利亚主修风险管理学与货币银行学，归国后曾在香港的对冲基金管理公司任职。2009年，他跨界进入影视行业，将哥哥的广告公司转型为儒意影业，开始从事影视投资。
与王健林的地产思维不同，柯利明的打法更接近“金融+内容”。
在IP概念尚未火爆的年代，儒意便开始大量囤积优质小说的影视改编权，相继拿下《北平无战事》《琅琊榜》《芈月传》等顶级IP。
这一战略，源于柯利明的金融风控思维——以低成本锁定“风险前置资产”，为后续影视化奠定基础。
此后，儒意出品了《致青春》《你好，李焕英》《消失的她》等爆款，迅速成长为影视内容制作的头部力量。
2020年，儒意借壳港股恒腾网络完成上市。但柯利明的野心不止于做内容，他需要渠道，需要线下的放映终端，而王健林恰好缺钱。
2023年，当万达陷入流动性危机时，柯利明果断出手，以总计约44亿元的代价，分步吃下万达投资100%股权，入主万达电影。
一位80后金融男，就这样完成了对“院线第一股”的全面接管。
4.迷雾重重
4月20日，儒意电影董事长陈祉希在发布的全员信中表示，未来将依托全国700多家直营影城和儒意系丰富的IP储备，打造超级场景与超级IP。
此次更名背后，是柯利明试图将上市公司从商业地产附属品转向影视娱乐内容公司的野心。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万达电影的更名，踩在了整个电影产业最焦虑的节点上。
2025年，中国电影市场累计票房518.32亿元，同比增长21.95%。但这一数字的背后是极端的马太效应，仅《哪吒之魔童闹海》一部电影就贡献了全年近30%的票房，全年过亿影片仅51部，而2024年即便票房低迷，破亿影片也有79部。
更令人担忧的是内容供给端。
2025年电影开机数据仅约200部，而2024年有700部以上。万达、博纳、中影等传统电影公司大幅收缩新片投资，华策、新丽等曾经积极进入电影市场的剧集公司也进入谨慎或退出阶段。
与此同时，短视频、短剧、游戏等新兴娱乐形态正在重塑观影习惯。在每年约400亿至500亿元的国产电影票房大盘中，制片方最终能分到的比例不足一半，行业整体投入至少高达300亿元。
这意味着，电影行业在投资端已连续多年陷入结构性亏损，仅依靠票房分账，已不足以支撑一家电影公司乃至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渠道的优势正在被稀释，内容的护城河尚未建起，行业的寒冬才刚刚开始。改名易，换命难，这正是儒意电影面临的最大挑战。
王健林的地产思维曾经横扫一切，但最终被地产的反噬所击倒。柯利明的内容基因或许代表了未来的方向，但前路依然迷雾重重。
有人退场，有人登场，时代的列车从不等待任何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个靠盖商场就能垄断院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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