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在萨尔塔公开攻击中阿合作，中方在驳斥时指出美方“一边享受对华合作红利，一边对其他国家搞双重标准”。美国自身对华经济依赖程度很高，却要求拉美国家放弃同样的合作机会。特朗普在高层表态中承认中国是“最大伙伴”，而美国驻外大使在基层阻挠中国与阿根廷的往来。这种不一致反映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困境。
美国在拉美阻挠对华合作，使用的手段并不新鲜。拉梅拉斯在萨尔塔的讲话中重复了“债务陷阱”“不透明合作”“地缘扩张”等长期使用的说法。中方的回应没有逐条辩驳这些指控，直接列出了美国在华经济参与的数据：7.3万家美国企业，超过1.2万亿美元投资，年均复合增长率9.8%，大多数美企表示将继续扩大在华业务。
这套双重标准维护了美国在拉美的经济支配地位。按照美国的想法，拉美国家应当主要与美国进行经济捆绑，其他外部合作需要经过美国的默许。中国与拉美的贸易和投资改变了拉美经济对外联系的单一结构。美国真正在意的不是中拉合作本身，只是这种合作削弱了美国对拉美经济的控制力。
但拉美的现实已经不同于过去。19世纪美国可以用海军驱逐欧洲列强，20世纪可以通过中情局干预改变拉美政府。进入21世纪，美国既无法在军事上排除中国在拉美的存在，也无法在经济上提供比中国更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美国与拉美的贸易总量虽然仍然领先，但高度集中在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在南美洲，中国已经是巴西、智利、秘鲁、阿根廷等国的主要贸易伙伴。2024年中拉双边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2025年继续增长。美国试图通过政治施压让拉美国家放弃这些贸易和投资，可行性很低。
另一个问题是美国自己推出的替代方案缺乏竞争力。美国计划中的“美洲基础设施协定”规模在5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但资金落实和项目落地速度远不及中国在拉美的实际投入。拉美国家对比的结果是：中国提供的是已开工的港口、公路、矿产项目，而美国的承诺往往附带政治条件且执行缓慢。美国大使在萨尔塔批评中阿合作时，阿根廷面对的是：中国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对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壁垒并未降低。
阿根廷总统米莱推行自由化经济政策，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在外交上倾向于美国。他被视为特朗普在拉美的主要意识形态盟友。但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米莱表示阿根廷不必在中美之间做选择，称中国是“伟大”的贸易伙伴。
米莱的表述包含三个意思：美国自身也与中国保持大规模贸易，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可观收益，没有理由要求阿根廷放弃对华贸易；中国在阿根廷经济中的比重是客观存在的，大豆、牛肉、锂矿的主要出口市场是中国；阿根廷面临外汇短缺，中国提供的货币互换协议和基础设施投资，是美国没有提供的替代选项。
这些都说明，在阿根廷，经济利益比意识形态标签更重要。米莱可以在政治表态上配合美国，但涉及阿根廷出口收入和外汇储备时，他的选择是继续对华贸易。这是阿根廷经济结构的约束。阿根廷对华出口以农产品和矿产品为主，这些产品在美国市场面临本国同类产品的竞争和贸易壁垒。中国对阿根廷相关产品的进口需求具有持续性。如果阿根廷按照美国的要求减少对华合作，损失将直接体现在就业、税收和外汇领域。
米莱的表态说明拉美国家领导人在言辞上批评中国后，在实际政策中不会切断对华经贸联系。这不是拉美国家倾向于中国，各国根据自身利益做出了选择。美国试图用意识形态划线组织反华阵营，但这条线在拉美被经济利益反复突破。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指出，美国对拉美左翼领导人的打压手段与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方法有相似之处。他特别提到2026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美军进入委内瑞拉境内，带走了一国元首及其妻子。这一行为在国际法下属于对主权的严重侵犯。
佩特罗的批评基于哥伦比亚自身经历。哥伦比亚曾是美国在拉美的主要军事盟友，但佩特罗上台后两国关系降温。2025年10月，美国以涉毒为由制裁佩特罗本人，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佩特罗将美国的手段与殖民历史并列，表明美国对拉美的政策长期维持着控制与服从的关系。美国可以接受拉美左翼通过选举上台，但一旦左翼政府触及美国划定的红线，包括与中国深度合作、拒绝配合制裁委内瑞拉，美国就会动用制裁、资产冻结、签证限制甚至军事手段。
佩特罗警告的“反抗”关联19世纪反殖民独立战争的历史记忆，这个表述在拉美政治中具有实际动员能力。美国制裁的效果正在递减。拉美国家的反美情绪在左翼和右翼中都有存在基础。米莱虽然在政治上亲美，但在经济利益面前也不会完全顺从。美国制裁佩特罗时，他的回应是公开警告，没有让步。美国越是施压，拉美国家的反弹越明显。
中方在驳斥拉梅拉斯时，专门引用了特朗普关于“中国是美国最大伙伴”的表态。特朗普曾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表态愿意加强合作。这一表态与拉梅拉斯在萨尔塔的攻击性言论之间存在矛盾，体现美国政府内部政策的不一致。
中方这种做法产生两个效果：拉梅拉斯的言论失去官方权威性。阿根廷舆论看到中方引用特朗普本人的话，会判断：这位大使的讲话可能不代表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至少不代表最高决策层的立场。这降低了拉梅拉斯攻击中阿合作的影响力；中方同时向特朗普传递信息，下属官员正在破坏你寻求的对华合作氛围。如果特朗普希望稳定中美关系，需要约束下级官员的行为。
这也是在告诉拉美国家：不必因为美国驻外官员的表态而改变对华合作决策。特朗普本人愿意与中国合作，拉美国家与中国正常开展贸易，不需要担心美国报复。美国内部存在分歧，高层和基层的诉求不一致，拉美国家可以利用这种分歧来维护自身的外交空间。
中方在驳斥中强调，“中拉合作是南南合作，只有相互支持，没有地缘算计”。这句话描述的是中拉关系的实际运作方式。阿根廷的锂矿服务于中国新能源产业链，巴西的大豆和牛肉进入中国食品供应体系，秘鲁的铜矿用于中国制造业，智利的车厘子和红酒面向中国消费市场。这些合作项目的共同特点是双边互利，不涉及第三方。
美国习惯于用自身的标准衡量中国。美国在拉美的投资项目常常附带军事用途或政治控制条款，贸易协定往往加入人权和民主条件，贷款通常要求受援国在联合国投票中配合美国立场。美国假设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但实际情况不同。中国在拉美的项目不要求驻军权，不要求政治站队，不要求修改当地法律。这种经济合作模式不附带主权让渡的成本，对拉美国家具有吸引力。
拉美国家清楚两种合作模式的差异：与美国合作可以获得安全保护和政治背书，代价是部分外交自主权的让渡；与中国合作没有这些政治成本，只有商业回报。两种模式的对比下，越来越多拉美国家选择同时维持与美国和中国的合作。米莱的表态就是典型例证。中方所说的“拉美国家走什么道路要由拉美人民自己选择”，在拉美国家听来是对其主权的确认。而美国大使的言论听起来更像是旧时代殖民者对附庸的发号施令。
这场中美在阿根廷的外交摩擦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观。美国坚持的是排他性的势力范围思维：拉美属于美国的“战略后方”，其他大国不应进入。中国提供的是非排他性的经济合作：拉美可以同时与各方合作，只要不损害中国利益。
美国需要做出选择：继续用干预手段维护霸权，还是承认拉美国家的主权权利，与其他大国进行公平竞争。如果选择前者，美国会发现干预手段的效果持续下降。拉美国家在米莱和佩特罗之间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在维护外交自主这一点上形成了跨意识形态的共识。美国继续施压，只会加速拉美国家的离心倾向。特朗普在高层表态中释放了寻求合作的信号，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美国的外交体系和行为体尚未完全跟进这一路线。拉梅拉斯在萨尔塔的发言就是这种脱节的表现。
中方提出的主要诉求是：美国不能一边从对华合作中获得经济收益，一边阻挠其他国家进行同样的合作。如果美国希望在拉美维持影响力，有效的方式不是阻止中国，华盛顿需要提供比中国更有竞争力的合作方案。否则，拉美国家将继续按照自身经济利益做出选择。21世纪的国家间关系不再适用19世纪的势力范围划分。拉美国家的实际选择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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