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朝当蒙古骑兵长期对明朝进行劫掠,那明朝又是如何反击的呢?

肆虐于宣大、蓟州、辽东等地之时,明军疲于奔命,败多胜少;朝廷不得不耗费巨额的财力、人力来应对,造成了财政上的巨大压力;老百姓也深受劫掠之苦。

为了能够打击蒙古,明军也想过各种办法来反击,比如:捣巢、烧荒、赶马等等。

所谓捣巢,顾名思义就是捣毁巢穴,蒙古大军深入明境,那么明朝军队也可以深入蒙古,对其巢穴进行攻击。

杨一清任陕西三边总制时就捣巢上书朝廷曰:“惊击散乱,擒拿老小,剿杀强壮,邀赶生畜。纵有徼幸逃命脱走者,冬则冻饿死伤,夏则困渴疲敝,自有不战而亡。”(《杨一清集》卷8,《为预计兵机事》)

比较著名的一次是对丰州的攻击。由于大同右卫屡屡遭受蒙古袭扰,明军将士为了扭转战场上的颓势,决定给予反击,他们将目光盯向了丰州。

在大同右卫大边之外,由玉林旧城往北,经黑河、二灰河一段约三百里,有一块地方叫丰州。丰州被群山环抱,水草甘美,明朝叛人丘富、赵全、李自馨等在此筑城定居,建宫殿,甚为宏丽,并开垦良田数千顷。丘富等人教蒙古人制钩杆攻城堡之法,明朝受其害。不仅如此,赵全等人还唆使俺答汗称帝,嘉靖四十五年,赵全、李自馨等人派人运来大木,给俺答修建了宫殿,其中朝殿和寝殿七重,又建仓房三重,城上建滴水楼五重,绘上五彩龙凤。又在土堡中建大宅一所,大厅三重,有两座大门,再建东蟾宫、西凤阁。这是按照明朝的建筑方式在给俺答汗修建寝宫,而赵全等人还在想办法让俺答称帝,也许是工程的质量不过关,房梁掉下来,砸死了好几名蒙古人,俺答为此心惊,不敢居住在里面。而赵全又建议俺答占据太原,实际上就是要占据城池,与明朝争雄。赵全等人如此作为,明朝人对他们恨之入骨。

机会很快就来了,俺答引大队人马往西劫掠长达二年,只留了千余人在丰州守其老幼。并且,蒙古人不耐暑,每到夏天就要往北迁徙到大青山口外避暑,丘富等人则继续在丰州居住。

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七月,大同总兵官刘汉与巡抚李文进、前总兵俞大猷共同策划,决定利用这一时机突袭丰州,以消除明朝的一大威胁。他们派遣参将王孟夏、麻禄,游击徐钦,把总捕儿害、葛奈,守备刘本经等53名将领,率领精锐士兵3000人迅速前进。刘汉则与副总兵赵苛、参将孙吴、郑晓指挥重兵分三路出边,在玉林隘口接应。王孟夏等人趁夜疾行,天亮前抵达丰州,发起突袭,斩首83级,俘获67人,并放火烧毁了宫殿和房屋。当时赵全藏匿于一座土墩之上,麻禄指挥士兵挖掘土墩,已经挖塌了一半,但蒙古大军此时赶到,明军边战边退,李自馨趁机逃脱。明军擒获了李自馨的弟弟李自桥及其母亲胡氏,并缴获牛、马、骆驼百余头,以及大量无法计数的器物。明军渡过黑河后,蒙古骑兵紧追不舍,明军分队迎战,边战边退,最终与负责接应的部队会合,蒙古骑兵才撤退。各路军队次日返回边关,整个行动往返共耗时五日。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明军连续捣巢。正月十六日,宁夏军自清水营等处出边,斩获70级;二月初八日,延绥军自白崖墩出边,斩获蒙古头目哱罗台吉及部属124人,多获牲畜、器械无数。台吉在成吉思汗时期是皇子的称号,后来逐渐变为成吉思汗后裔的通称。元朝灭亡之后,明朝中后期,台吉的称呼开始泛滥,蒙古贵族皆可称台吉。即便如此,明朝斩获的哱罗台吉很显然不是一个小人物。

捣巢是一个风险极大的军事行动,要出边数百里,地形不熟、敌情不明等都是风险所在,而且即便成功,蒙古骑兵的高度机动性随时威胁着捣巢的队伍。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总督翟鹏就派千户大力赤率家丁通事卢大祥等300余人抵达丰州。可以看一下这个人员配置,大力赤,从这个名字猜测很可能是个投降过来的蒙古人,通事就是翻译,这两人率领300精锐去丰州捣巢。但在丰州并没有发现敌人,于是从这300人中派出100名精锐往丰州城西北侦察,遇到蒙古牧马者百余人,明军随即出击,斩23级,夺获马千余匹,随即返回。但还未入边,蒙古骑兵就追上来了。明军此时饥疲不堪,于是丢弃所有获取的马匹,奔还入边,颇有损伤。

嘉靖四十年(1561年)六月,大同总兵官刘汉出边捣巢。前文已经讲过,刘汉在嘉靖三十九年成功地实行了一次捣巢,尝到甜头之后,他想要故技重施。但蒙古军也吸取了教训,刘汉所率将士、马匹被蒙古骑兵赶入黑河中。事后,御史弹劾刘汉以及巡抚杨选、总督李文进。嘉靖帝对几人只是稍加惩戒而已,并没有重罚,因为捣巢一事本身就极具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朝廷对于捣巢一事的态度是左右摇摆的,并不是一边倒地支持。在蒙古袭扰频繁时,则主张捣巢;反之,则禁止捣巢。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正月,兵部尚书张瓒因为边事紧张,就提出建议:当敌人深入明朝腹地之时,明军中有全力捣巢者,应当给予重赏。嘉靖帝则回复说:出边剿杀,初非旧制,且恐贪冒者或援此杀降邀功。今宜为约,虏深入,始许出边,小警则止。(《明世宗实录》卷257,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癸卯)嘉靖帝的回复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明军出边捣巢一事是十分谨慎的。他认为出边剿杀,有可能引发冒功、杀降。如果蒙古大举深入明境,那就可以去捣巢;如果只是小的袭扰,则不许。

在嘉靖帝的这个命令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蒙古十万骑在七月二十五日自宁塞营入犯延安、庆阳、保安、安化、合水环县诸处,杀掠男妇8044人,诸军皆不能退敌。陕西三边总督曾铣遣参将李珍趁夜出塞,劫其营帐,斩111级,生擒1人,蒙古大军这才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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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捣巢的争议并没有休止。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二月,总督宣大山西都御史李文进疏陈边务第一条就说:春夏之际,是蒙古人马匹最羸弱的时刻,适合举兵捣巢。而兵部则立即表示反对:捣巢之议恐怕有些不周,轻举妄动,没有益处,反而会带来危害,宜禁止。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七月,大同巡抚张邦彦条陈边事时说:诸将中果有能捣巢邀击、效胜战场者,照例升赏,其所亡失不以为罪。(《明世宗实录》卷536,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己酉)

这一条说的是捣巢如果发生了损失,也不处罚,实际上就是大力鼓励捣巢。而这一次,兵部则同意了这个建议,因为嘉靖末期这段时间里,正是明蒙双方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急需一些例如捣巢的军事行动来打击敌人。

可以看到,朝廷在关于捣巢一事上是左右摇摆的,这要从两方面来考虑。

一方面,捣巢是对蒙古的重要打击,蒙古屡屡南下,明朝不胜其扰,捣巢可以削弱蒙古的力量,在蒙古大举入边之时,打击其后方,可以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

另一方面,明朝实行的是防御策略,利用边墙、堡垒、墩台等组成的防御体系来抵挡蒙古的进攻。捣巢是主动出击,与明朝的防守策略相抵触。对蒙古巢穴进行打击,必然会引起蒙古的进一步进攻,所以在嘉靖十六年六月,兵部覆兵科都给事中朱隆禧条奏边务七事中说:虏寇临边,尚未入境,官军不得出兵捣巢,以启边衅。(《明世宗实录》卷205,嘉靖十六年十月乙卯)

除了捣巢以外,明军还有烧荒的策略。

所谓烧荒,就是在秋冬草枯之时,将长城外侧的野草林木焚毁,一方面可以避免蒙古骑兵利用草木进行躲藏,便于明军瞭望警戒;另一方面也可以断绝蒙古骑兵草料,增加其后勤保障的难度。

山西巡抚韩邦奇曾经记录了一件明军烧荒的事。

十月初一日,镇守总兵官刘渊统领坐营都指挥朱彬等官军三千余人,前往中路青边口堡烧荒。初二日卯时(5时——7时),就从中分了一支人马出来,由本路参将都勋、守备操守官杨钺、王勋、靳尚武、张辅等人率领,从本堡大变新台西出境。此路由都勋领兵,前哨为朱彬等,到达地点之后,就令夜不收四散点火。当他们行至一个叫大庄窝的地方,南山沟内潜伏20余蒙古骑兵以烟雾作掩护,拍马喊叫着冲出,明军一片混乱。参将都勋不组织作战,反而带领骑兵,往东逃走,留下步兵,被蒙古军一路追射,损失惨重。

戚继光也曾率兵进行烧荒。隆庆四年(1570)十月二十六日,戚继光统三屯等营官军于喜峰口出关,至黄崖等处,督遣副将胡守仁、参将史纲等,分领精兵并夜不收为两哨,且哨且行,或二三百里、四五百里,举火将草木焚毁殆尽。

三边总制王琼记载嘉靖八年(1529)十月的一次烧荒:奉敕本边官军出境烧荒。(王)琼恐所在主兵寡少,深入失利,行令调到延绥、固原兵马防护出境。东自定边营起,西至横城堡止,东西三百余里,俱于十月初九日一齐出境。不但焚烧野草,因以大振军威。(《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北虏事迹》)

从中可见烧荒的规模是极大的,为了保证行动调集了三镇兵马,在东西三百余里的边地上一起出境。

无论是在捣巢还是在搜荒之中,有一个词反复出现:夜不收。

夜不收是明朝边军中的精锐,从事着难度高、风险高的哨探、劫营、传事、烧荒等工作,因其长期在边外活动,夜晚也不归,故而得名。

对于夜不收的工作以及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有文献可以具体说明。杨一清在嘉靖初年任职三边总制,他写了一本《关中奏议》,大量记载了边地的军事情况,其中有一篇《斩获犯边达贼首级事》讲到一场战斗。

嘉靖四年(1525年)六月十一日亥时(19:00-21:00),水泉儿夜不收马骥报告:本日远远望见蒙古五六百骑,赶马牛四五百头,从青山儿湾行来,往东行去。守备袁英获知情报,立即出兵迎敌。

袁英领军追至石板沟,与敌对战,并差镇羌堡随马夜不收徐镇将自己的行动报告给上级。而石板沟夜不收尚礼报告:本日申时(15:00-17:00),前述蒙古骑兵驱赶牛马,从镇羌河行来,径奔柏杨沟出境去。

三个夜不收,已经将明蒙双方的行动侦察得一清二楚。

情报如此清晰,杨一清就和游击严铠商议后决定:一面差人调取马匹,收拢人畜,坚壁清野;一面行调红城子守备杨和统兵前来同本城汇合。

十二日寅时(03:00-05:00),杨一清等人统兵2600名去抄敌人归路。本日申时(15:00-17:00),兵至火牌水,孤头嘴夜不收罗文秀来报:敌人正行至小水儿饮马。根据这个情报,明军夜驰至常山儿。

三更时分,原差夜不收李玄、彼哨夜不收钱亨一各自来报:瞭望到敌人在红嘴儿河住歇。杨一清同游击严铠将兵分为左、右两哨出击,黎明时分,迎遇敌人五六百骑,双方交战,战至巳时(09:00-11:00),敌人退去,明军害怕伏击,也开始向边城方向退去。而袭踪夜不收马真等报,敌人奔往回水,径透土豹岭而去。

在这场战斗中,至少出现了7名夜不收,分别是:水泉儿夜不收马骥、镇羌堡随马夜不收徐镇、孤头嘴夜不收罗文秀、石板沟夜不收、原差夜不收李玄、彼哨夜不收钱亨一、袭踪夜不收马真。水泉儿、孤头嘴、石板沟这类很显然是地名,是按照区域派出的夜不收,这类夜不收就负责该区域内的情报、警戒工作。而彼哨、随马、袭踪很显然是夜不收工作的详细分类,比如袭踪就是负责尾随敌人,侦察敌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夜不收对于战场影响是重大的,而且在不同地点、不同职能分工的夜不收共同保障着明军整个作战全过程。

情报对于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情报出现错误,后果不堪设想。

这里举一个因为情报失误导致战败的例子:嘉靖八年(1529年)十月,盘踞在河套的蒙古骑兵从瓦窑墩南口入寇宁夏,逾贺兰山,众达六七千骑。而明军派出的谍者没有完全看清蒙古大军,就赶紧向边军报告蒙古只有300余骑。总兵杭雄率骑兵3000出平羌堡,与蒙古军遭遇,蒙古军先以老弱来战,接着佯装败走,把明军引入了埋伏,明军大败,死92人,伤者78人,丢失马700多匹,器械甚众。

我们将嘉靖八年杭雄和嘉靖四年杨一清的两次作战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夜不收搜集的情报会对战场的态势有着重大的影响。

而夜不收所要承担的工作是比较复杂的,由于其本身就是军中精锐,很多任务都会分配到他们头上。嘉靖帝曾经下令:陕西、山西总督诸臣招选降胡通事及将官骁劲家丁、夜不收3000人,令一勇将官统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杀。

不仅如此,夜不收甚至还要担任对内平叛的任务。

辽东自嘉靖十四年兵变,只处理了首恶,对余者不问,于是军士时有不逞之心。嘉靖十八年遇到饥荒,广宁卫达军佟伏与军丁于秃子、张鉴等都是彪悍之徒,他们纠恶少40余人,在朔日之夜,鼓啸倡众为乱,但城中人却无人响应。他们想要逃出城去,却拿不到门钥,于是登楼鸣钟鼓,意图造成混乱。总兵马永率家丁、夜不收300余人来战,斩40级,生擒2人,无一人逃脱。

从这里可以看出,夜不收作为明军中的精锐力量,他们承担的任务虽然主要是哨探和传递情报,但其他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们去做。

这也意味着夜不收的工作极度危险,所以战死也是常有的事。在《明实录》里,我们常能够看到朝廷为战死的夜不收进行嘉奖,比如嘉靖八年十月,朝廷一次性嘉奖庆阳、甘州等卫侦察敌情而被杀的夜不收155人,他们的儿子都得以实升一级。嘉靖三十五年,朝廷嘉奖在甘肃边外夹山墩等处战死的夜不收脱仲祥等59人,他们的儿子全部升职一级。

另外一方面,夜不收也有着双面性。夜不收长期出边,尤其是一些人本身就是通事,能够与蒙古人自由交流,他们很多与蒙古人进行交易,甚至成为蒙古人的向导。大同总兵仇鸾曾说:“我之墩军、夜不收往往出入虏中,与之交易,久遂结为腹心。”(《明世宗实录卷》卷364,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