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挽回"失落的30年"：直面现实，消除阻碍结构改革的因素|前首相|总统|政府|日本|结构改革

为了挽回"失落的30年"③：直面现实，消除阻碍结构改革的因素

日本将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市场，从而回避本质问题

日本当局每当日元汇率出现极端升值或贬值、或者长期利率急剧上升时，就会将这些波动定性为"投机性波动"，发出的信息仿佛在说坏事的是进行投机交易的市场参与者。媒体也理所当然地报道这种说法。

然而，在发达国家中，除了日本之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当局会如此频繁地对市场波动发表评论。如果当局说的是真的，那为什么偏偏只有日本市场如此频繁地受到投机资金的攻击呢？

诚然，市场有时会表现出过度波动。在这些波动的背后，确实存在着试图通过短期投机交易来影响市场的参与者。但本来，当局没有必要被这些进行短期投机交易的参与者所分心。因为这些进行短期投机交易的人，卖出后必须买回，买入后必须卖出，从中期来看，他们对市场的影响是中性的。

进行短期投机交易的人，认为实际需求（实需）的动向会跟随他们的操作，并试图在实际需求跟上来的时候通过反向交易获利。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判断今后日本的个人投资者和进口企业会大量卖出日元导致日元贬值，他们就会先卖出日元。然后，当真地出现日本个人投资者和进口企业卖出日元导致日元下跌时，他们就买回日元，锁定利润。

因此，如果当局真的认为这些进行短期投机交易的人的想法毫无根据、只是单纯的投机行为，那么本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如果日元迟迟不下跌，那些短期投机性卖出日元的人就必须买回日元。

然而，日本当局每当市场持续单向波动时，就对背后的本质问题视而不见（或者说为了转移视线），不断声称市场波动是投机性的，并将注意力集中于此。媒体也照单全发。其结果是，这些信息导致整个国家停止关注本质问题。如果本质问题得不到解决，市场持续单向波动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此外，由于当局扭曲了市场波动，日本经济也无法实现正常的新陈代谢。例如，日本在1993年至2011年的19年间，共实施了76万亿日元的日元卖出干预。而这19年间日本的贸易·服务收支顺差为121万亿日元，也就是说干预行动吸收了顺差额的63%。

当时，当局不断声称日元升值是投机性行为，并持续进行日元卖出干预。本来，顺差国的货币走强是自然现象。如果不是一味地发出"阻止日元升值"之类的信息、放任不管的话，日本的产业结构可能已经改变，或许就不会出现日本企业纷纷离开日本、只向海外投资的情况。如前所述，如今日本的制造业可能已经成功实现了业务转型，说不定已经成为了像谷歌、亚马逊、奈飞那样提供服务的企业。

不过度依赖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直面现实的结构改革

2012年，前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采用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的政策。三支箭的第一支是"大胆的金融宽松政策"，第二支是"机动的财政政策"，第三支是"通过放宽管制等实现增长战略·结构改革"。计划是在用第一支和第二支箭消除通缩心态、创造需求的同时，通过第三支箭恢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然而，最终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虽然射出去了，但第三支箭并未取得显著成果，不知不觉间人们开始误以为只要持续射出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日本经济就能改变。

这就像在医院里，给一位痛苦的重症患者打上全身麻醉、戴上呼吸机后，因为患者不再痛苦，就忘记了做手术，继续维持全身麻醉和呼吸机，期待患者自然康复一样。

这样做的话，别说原本的病治不好，身体还会出现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今极端日元贬值的情况。问题出现在难以控制的地方。日本似乎忽略了这些信号。无论怎样持续金融宽松、无论日元贬值多少，有可能让经济复苏的出口企业已经开始在"身体"（日本）之外进行生产，因此日本已无法重拾活力。

如果"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全部得以实施，日本或许已经改变了。在2025年10月成立的高市政权下，截至本书执笔时，也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讨论积极的财政政策。高市首相表示"金融政策由政府负责，日本央行决定手段"，可能会迫使日本央行维持超宽松的金融政策。但是，这一次，第三支箭是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由高市首相担任主席的"日本增长战略会议"上提出的措施备受关注。仅靠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无法让日本经济复苏，这已经是经验之谈。

转向"投资者视角的财政支出"——"先定金额"的战略投资产生的低效率

日本政府出台的综合经济对策，其"预算规模"往往备受关注。然而，如今日本真正需要的是恢复经济潜力的结构改革，这一点显而易见。而且，结构改革实际上似乎并不需要太多资金。如前所述，日本企业昭和型人事制度的改革，以及为让投资和生产回归日本而进行的制度完善，重要的反而是思路和制度设计。

高市政权提出的"危机管理投资"、"增长投资"等战略领域也同样如此。大胆的投资促进、国际拓展支援、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国际标准化支援等，所需的未必是资金，而应该是面对管制改革的决心，以及创造新制度的思路。如果金额事先确定，负责人就容易以"花光预算"为目的，从而扭曲本应优先考虑的成果和效率。

例如，想象一下你自己的职场。如果上司指示"要把〇〇亿日元用于投资"，而手头有：①金额小但预期效果大的项目；②金额大但效果不透明的项目。按照组织的逻辑，是不是更容易选择②？这就是"先定金额"来设计政策时容易出现的现象。尤其是金额巨大的时候更是如此。

此外，以"综合经济对策"为名的财政支出，最近给人的印象是"补贴"和"补助金"的色彩越来越浓。但是，政府进行财政支出的资金来源，是以国债形式从投资者那里借来的资金。本来就应该着眼于能够向投资者说明的"回报"来使用。

如果真的存在需要巨额投资的国家项目，那干脆增加借款额就是了。现实地考虑，即使是向生活困难的人支出的"补助金"，也应该以某种形式保持投资者视角。仅仅给钱是无法指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购买国债的投资者并非善意的捐赠者。忘记这一视角的财政支出，即使短期内能支撑经济，中长期也会损害财政的可持续性，结果可能给日本经济带来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在通胀、日元贬值、国家财富外流令人担忧的今天，真正需要的恐怕不是财政的"量"（撒钱）的讨论，而是"质"和"效率"的讨论。

提高实际工资所需的"新陈代谢"

日本由于过去的成功经验过于强大，以至于即使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自身也回避变化，陷入了"维持现状才是最好"的思维定式。以保护就业和企业为最优先的支援措施长期持续的结果，导致资本、设备和劳动力被固定在低生产率的领域，这被认为是实际工资无法上涨的结构性原因之一。

经济总是在变化，同一家企业持续做同样的业务很难长期盈利。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特定业务无法持续时，企业本应面临要么转型、要么退出市场的选择。

然而在日本，为了帮助企业避免退出市场，发放了以维持企业存续为目的的补贴，实施了制度融资。由于信用担保协会提供全额担保，金融机构对融资对象的风险评估变得松懈。其结果，那些本应无法生存下来的低效率企业得以存活。此外，有分析指出，中小企业一旦做大就会失去政府支援，因此其发展意愿受到抑制。这样一来，经济整体就无法实现新陈代谢，无法实现实际增长，这是理所当然的。

原本，当这些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时，在那里工作的员工本应流向从事其他新兴产业的企业。当然，肯定也会有人难以找到新的工作场所。政府本应帮助的是那些跟不上变化的个人，而不是跟不上变化的企业。

领导频繁更迭的国家无法进行改革——首相频繁更替的日本与意大利

我认为日本的首相和大臣更换得过于频繁。在任何组织中，如果领导层频繁变动，即使尝试进行重大改革，也会在完成之前就换人，最终导致什么也改变不了。

日本自1991年11月宫泽喜一前首相就任以来，到2025年10月为止的石破茂前首相，共有17人担任过首相。34年间有17人，平均每人任职2年。其中，小泉纯一郎前首相任职5年半，安倍前首相两次合计近9年，因此其余15人在约20年间任职，平均每人1年零4个月。领导层如此频繁变动的组织，不可能进行像样的改革。自1991年11月以来的第18位、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首相能任职多久呢？

更换更为频繁的是大臣。由于在同一首相任内也会进行内阁改组，财务大臣（旧大藏大臣）自1991年11月宫泽内阁以来，到石破政权下的加藤胜信前大臣为止，共有23人。其中麻生太郎前财务大臣任职近9年，因此其余22人在约25年间任职，平均每人仅1年多一点。自1991年11月以来的第24位、日本首位女性财务大臣片山五月大臣能任职多久呢？

其他主要国家中很少有像这样频繁更换首相（总统）和大臣的。美国总统至少任职4年，因此自1991年以来只有6人担任过总统。即使是对近期更换频繁印象较深的英国首相，自1991年以来也只有9人，仅为日本的一半。德国首相更少，仅5人，法国总统也是5人，加拿大首相为7人。

意大利的首相与日本一样频繁更换，自1991年以来有14人。与实际增长率低、实际工资增长也低的意大利首相频繁更换的情况来看，问题的原因之一或许就是领导层的频繁更迭。

顺便一提，日本应效仿的瑞士，是由7人组成的联邦委员会（相当于内阁）的合议制。总统从7名委员中选出，任期1年，但决议通过多数表决作出。委员的任期没有法定限制，截至2026年1月，有3名委员任职超过7年。

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为了组织的发展，都需要发现并认识组织内的各种问题，研究应该如何改变和解决，并为此采取必要行动。当然，由于不存在所有人都赞成的方案，领导者必须发挥强大的决断力和领导力来推动组织。独裁体制长期持续也不可取，但像日本和意大利这样领导层每年都在更换的话，很多事情只能沿袭前例，无法进行必要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