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美露（Ruth Chang）是牛津大学法学教授兼法学系主任，牛津大学学院教授，美国哲学教授。1985年毕业于美国八大常春藤学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取得哲学学士学位。1988年，她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取得法律博士学位。1991年她在牛津大学开始研究生工作时，被任命为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初级研究员，在此期间，她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系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担任客座助理教授职务。在2019年加入牛津大学担任法学教授之前，她曾是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哲学教授。
张美露（Ruth Chang）教授研究兴趣主要涉及价值的本质、价值冲突、决策过程、合理性、规范伦理学、道德心理学、元伦理学等方面。她因对价值的不可通约性以及实际原因和规范性的研究而闻名。她的决策工作也广为人知，并且是从视频游戏到制药，美国海军，世界银行和CIA等机构的首选讲师或顾问。尽管她的工作是国际性的，但她在纽约度过了大约一半的时间。
在TED演讲中，她告诉我们：当面临平分秋色的选择时，我们应该笃定一种选项，这样不仅为自己创造了价值，也重新创造了自己。在新的规划中，不要下决心更努力地做原来的自己。相反，我们要把自己变成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想想你在不久的将来要面临的一个艰难抉择。可能是纠结于两种职业，艺术家或会计？或是住在哪里，城市还是乡村？甚至是在两个人中选择一个结婚，你可以跟贝蒂或是洛丽塔其中一个成婚。抑或是决定是否要孩子？是否要年老体弱的父母搬过来一起住？或者是否将毕生储蓄捐于慈善机构。
艰难抉择不都是人生的障碍
这些艰难决定很可能是对你来说非常重大的，关乎你现在的一切。需要艰难抉择的时刻往往非常痛苦，令人绝望，纠结到咬牙切齿。但我认为我们误解了艰难决定的定义，误解了它们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若能理解这些艰难决定，则我们每个人会释放出一种潜力。
一种抉择之所以艰难，是因为选项之间的相关性。在简单的决定中，总是一种选择比另一种好。而在艰难决定里，一种选择在某些方面是好的，另一种选择在其他方面好一些，而且这两种都不可能完胜对方。
你极其痛苦地徘徊于继续留在市区的这份工作，还是去乡村接受更有挑战的工作，从而彻底改变你的生活。因为留下来有留下来的好处，离开也有离开的好处，且两个选择都无法打败对方。
我们不该认为所有的艰难决定都如此重要。比方说，你正在决定早饭吃什么。你可以吃高纤维全谷干麦片或是巧克力甜甜圈。假设这个决定的重要因素包括可口度和健康度。麦片对你身体好，甜甜圈则好吃多了，但没有一种选择是百分百更好。这就是个艰难决定。如果意识到小的选择也可能很难决定，那面对大的艰难抉择时我们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棘手了。毕竟我们还是能决定早餐吃什么的，所以或许我们会想明白到底要留在市区还是迁到乡下开始新的工作。
选择困难，是因为没有最优解
我们也不应该觉得选择之所以难是因为我们愚蠢。当我大学毕业时，我无法在两种职业中作出决定，是哲学还是法律。我真的很爱哲学。若成为哲学家，便能学到很多令人惊奇的东西，而且只需要坐在凳子上就好了。
但是我来自一个收入平平的移民家庭，我对于奢侈的概念就是能有一个猪舌和三明治出现在我午餐盒里。所以要一辈子坐在冷板凳上思考的想法，其实对我来说是极其奢侈和轻率的。所以我拿出我的笔记本，在中间划一条线，我竭尽全力想出每个选择的利与弊。我当时想要是我能知道选择某种职业后我的生活会是怎样就好了。 要是上帝或Netflix（网飞，提供视频点播服务的科技公司）能送我一张讲述两种职业生活的DVD，我就能决定了，我就能将两者进行对比，就会看到哪一种职业比另一种好，那么选择就变简单了。
但我不会有这种DVD，而且因为我想不通到底哪种更好，我就像大多数面对艰难抉择的人一样：我选择了最安全的那个。因为害怕成为哲学家找不到工作，我就成了一名律师。后来逐渐发现，当律师并不合适，这不是真正的我。所以现在我是个哲学家，而且我研究艰难的决定。
我可以告诉你，对未知的恐惧虽然是面对艰难抉择时会出现的自然反应，却也是种对艰难决定的误解。在艰难决定中，认为一种选择比另一种好是错误的。我们的智商不足以判断哪个更好。既然不知道哪个更好，则最好选择风险最小的那个。就算对于两种选择你有全面的信息，对比着看仍然难做决定。这些选择之所以难，并非因为我们无知，而是因为根本没有最好的选择。
价值判断无法像数字一样被计算
倘若没有最好选择，天平不会倾斜于任何一方，那么任何替代选项都是一样的。所以应该说，在艰难的决定里所有选项都是一样的好。这肯定不对。如果选项都差不多好，你就该直接抛硬币了，连思考都成了错误。你于是可以这样决定事业、住所、婚姻：抛硬币。
还有另一个原因认为，艰难的决定并非是在两个同样好的选项中选择。设想你要在两份工作中做选择，你可以是投资银行家或平面艺术家。这一决定中有众多重要因素，像工作的兴奋度、带来的经济保障、有时间顾家等等。也许艺术家的职业生涯使您处于新形式的绘画表现形式的最前沿。也许银行业让您处于新的金融操纵形式的最前沿。
现在，我们试着改善一下其中一个。假设某家银行向你示好，每月提薪500美元。有了每月更多的钱，银行家的工作是否看起来比艺术家好呢？不一定。更高的薪水是让银行家的工作变得比原来好了，但不足以让成为银行家变得比成为艺术家更好。如果对其中一个的改善并没有让它比另一个好，那么两个工作原本不可能是同样好。如果有两件事一开始同样好，你改善了其中之一，则它必然变得比另一个好。但在艰难抉择中并非如此。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疑惑了。两份工作没有哪个是最好的，也不是同样好。那该究竟该怎样选择呢？这里好像出现了些问题。可能是选择自身的问题使我们无法比较。但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在无法比较的两个选项中选择。毕竟我们是衡量两个工作的利弊，而不是比较数字9和一盘煎蛋的好处。对两份工作所有优点的比较是我们能做的，也是我们通常所做的。
我认为问题产生的原因根源于一种对价值的草率设想。我们不知不觉地认为，像正义、美丽和善良等价值观都与一些科学度量类似，譬如长度、质量和重量。试想任何一个无关价值的比较，如两个箱子谁重？只有三种可能。其中一个重量大于、小于或等于另一个。
像重量之类的性质可由数字表示：1, 2 ,3 ... 而且在任何两个数字间的比较只有三种可能。一个数字大于、小于或等于另一个。但价值不是这样。作为后启蒙运动的生物，我们容易去设想科学的思考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重要之事。但是价值观的世界不同于科学世界。后者的世界可以被数字量化，而前者不能。我们不该以为“是与否”、长度和重量的世界与“该或不该”、“该做什么”的世界有着同种结构。所以，如果重要的因素如孩子的幸福、对配偶的爱，都不能被数字量化，那么没理由相信在选择中只有三种可能：一种选项比另一种好、差或同样好。
我们需要引入第四种关系，除了更好、更差或同样好以外，它可以描述艰难抉择的机制。我喜欢说，所有选项都“平分秋色”。当选项都打成平手时，选择哪个就变得很重要，但是并没有哪个比另外一个好。事实上，这些选项价值都差不多，都在同一价值范畴，但同时它们又具非常不同的价值。这就是选择为何艰难。
选择的机会是天赐之物
如果能这样理解“艰难选择”的话，我们会对自己有意外的发现。我们每个人都能创造理由。想象一下在某个世界中你所面临的都是简单的选择，那么，永远都有最好的选项。如果有最佳选项，当然你应该选那个，因为理智就意味着做更好的决定而不是更差的，选择那个最合理的选项。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会有足够理由穿黑袜子而不是粉红袜，吃麦片而不吃甜甜圈，住在城里而非搬到乡下，跟贝蒂结婚而不是洛丽塔。
一个满是简单选择的世界会让我们成为“理由”的奴隶。当你这么一想的话，一切都太疯狂了。那些现成的理由决定了你有最合理的理由去追求你目前追求的爱好，去住你现在的房子，去做你现在的工作。
而现实是你有很多选项，它们打成平手，很难决定你为自己创造理由去选择那个爱好，那个房子，那个工作。当选项都打成平手时，我们手上的理由，这些决定我们的选择错误与否的理由，都无法告诉我们该如何做。而就在这个有艰难抉择的世界，我们能够锻炼我们的规范性力量，为我们创造理由、让自己成为另一种人。
当我们在打成平手的选项中进行选择时，我们可以做出了不起的事。我们能够将自我放在一个选项背后，说这就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我喜欢银行业，我喜欢巧克力甜甜圈。在艰难抉择中，这是一种理性反应，但并非由我们所被给的理由来决定，而是由我们创造的理由来支持。当我们为自己创造理由去成为一种人而非另一种人时，我们彻底成为了真正的自己。你可以说我们成为了自己生命的作者。
所以，当面临艰难抉择时，不应该拿脑袋撞墙试图想出哪种选择更好。实际上根本没有最好的选择。不要从外界寻找理由而是应该从内心寻找理由：我要成为怎样的我？你或许会决定做个穿粉红袜子的、爱吃麦片的、热爱乡村的银行家；或是一个穿黑袜子的、住在城市的、热爱甜甜圈的艺术家。我们在艰难决定时的做法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自己。
那些在艰难抉择时不去锻炼自己规范性力量的人会成为“漂流族”。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比如我就漂进了法律行业。我并没有全心投入法律。我不喜欢当律师。漂流者让这个世界书写他们的故事。他们让奖惩机制（ 鼓励、恐惧、某种选择的简单性）来决定他们做什么。所以艰难抉择中的收获是反映在你所致力的事物上、你的追求中，而且通过艰难决定，让自己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艰难抉择不是痛苦和恐惧的来源，而是难得的机遇让我们庆幸有如此特殊的选择权利，庆幸那些决定我们选择对错与否的理由有时会不够用。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有着艰难决定的世界，我们有力量去为自己创造理由，去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这就是为何艰难决定并非诅咒，而是天赐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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