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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临床肥胖，柳叶刀新标准重新定义肥胖疾病，超1/4中国成人已达临床肥胖标准。
撰文：MSHK
点评：张鹏教授
肥胖已成为我国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传统评估仅依靠体重指数（BMI）判断肥胖，难以精准反映脂肪过剩带来的临床健康损害。近期，《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期刊发表了一项基于中国营养与健康监测2015年数据的重要研究，首次在全国代表性样本中解析我国成人临床肥胖的患病率、并发症负担及与体力活动的关联，为肥胖精准防控提供关键本土证据。
图1 文献截图
怎样定义“临床肥胖”？更严格、更贴近临床的标准
这项研究采用了比传统BMI更严格的“过量脂肪”判定标准。研究者不仅看BMI，还结合了腰围（反映中心性肥胖）和腰高比。具体来说，只要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视为“过量脂肪”：（1）BMI≥28kg/m²且腰围超标（男≥90cm/女≥85cm）或腰高比≥0.5；（2）BMI<28kg/m²但腰围超标且腰高比≥0.5；（3）BMI≥40kg/m²。
在此基础上，如果过量脂肪的个体还至少合并一项肥胖相关疾病（如血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慢阻肺、哮喘、恶性肿瘤等），则被定义为“临床肥胖”；若没有合并任何疾病，则为“临床前肥胖”。这一分类框架更直接地反映了肥胖对健康的实际损害。
数字背后的真相：超1/4成人处于临床肥胖状态
研究纳入180480名18-79岁中国成人，结果显示：33.9%的成年人存在过量脂肪，而临床肥胖的总体患病率高达26.9%（95% CI：26.7%-27.1%），临床前肥胖仅占7.0%。这意味着，在有过量脂肪的人群中，近八成（约79%）已经出现了至少一种肥胖相关疾病。按性别看，女性临床肥胖患病率略高于男性（27.4% vs. 26.4%），但临床前肥胖女性更高（8.4% vs. 5.2%），提示男性一旦发胖似乎更容易进展为临床肥胖。
图2 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按性别和人口亚组划分的临床肥胖患病率
年龄差异非常显著：18-39岁年轻人中临床肥胖患病率为15.3%，40-59岁中年人升至27.9%，而60岁以上老年人高达33.3%。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明显的“年龄-性别交叉”：18-39岁组男性患病率是女性的两倍多（21.6% vs. 10.2%）；而60岁以上组女性反超男性（39.4% vs. 27.1%）。这提示绝经后女性的心血管代谢风险急剧上升，需要特别关注。此外，城市居民临床肥胖率高于农村（30.3% vs. 24.6%），东部地区最高（29.8%），西部地区最低（24.1%）。
共病负担：心血管代谢疾病是主角，老年人多病共存突出
在临床肥胖人群中，最常见的合并症是血脂异常（男性82.1%，女性75.6%）、高血压（男性74.9%，女性77.2%）和糖尿病。随着增龄，共病数量急剧增加：18-39岁临床肥胖者中，68.1%只有1种合并症，仅4.6%有≥3种；而到了60岁以上，仅有1种合并症的比例降至34.1%，有≥3种合并症的比例猛增至29.1%。也就是说，每3-4个老年临床肥胖者中，就有1人同时患有至少3种慢性病。这些疾病相互叠加，极大地增加了治疗难度和医疗负担。
体力活动与肥胖严重程度：动得越多，状态越好
研究以“无肥胖→临床前肥胖→临床肥胖”作为有序的肥胖严重程度结局，采用比例优势模型分析体力活动水平与这一顺序的关系。体力活动以每周代谢当量分钟（MET-min/周）表示，按WHO推荐最低量（600 MET-min/周）等分为五组。
结果发现：与体力活动极低组（0-300 MET-min/周）相比，高活动组（1200-3000 MET-min/周）和极高活动组（≥3000 MET-min/周）达到更严重肥胖状态的累积优势比（cOR）分别为0.88和0.70，即更高体力活动水平与更低的肥胖严重程度显著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低活动组（300-600）和中等活动组（600-1200）与参考组无显著差异，提示可能存在“阈值效应”——只有达到一定强度以上的体力活动才显现出保护作用。当然，由于该分析为横断面设计，不能排除反向因果可能（即因为已经患病而活动减少），但这一关联仍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提示意义。
总结：新定义筛出高风险人群，体力活动是“良药”
这项全国性调查首次揭示：按照《柳叶刀》委员会提出的临床肥胖新标准，中国成人临床肥胖患病率高达26.9%，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已处于“脂肪过量+至少一种并发症”的状态。这一数字远高于传统BMI定义的肥胖率（14.6%），说明新定义能更精准地识别出真正需要临床干预的高风险人群。
临床肥胖者普遍存在血脂、血压、血糖异常，且老年阶段多病共存现象极为突出，提示临床医生应重视肥胖患者的合并症筛查和综合管理。此外，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与较低的肥胖严重程度独立相关，为生活方式干预提供了有力证据。
这项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且部分疾病依赖自报，但基于大样本、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其结论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未来需要前瞻性队列研究进一步验证，并探索针对临床肥胖人群的个体化防治策略。
专家点评
张鹏教授
体质指数（BMI）是惯用的筛查肥胖的简单指标，甚至被作为肥胖临床诊断的标准，之前发布的肥胖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也是以BMI来定义肥胖。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所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对肥胖症的定义均为“对健康造成影响的过度或异位脂肪蓄积”，而BMI作为体型测量学指标之一，既未反映脂肪蓄积，更不能反映对健康是否造成影响，因而作为肥胖的诊断标准，并不适合。2025年1月，《柳叶刀糖尿病和内分泌》发布了临床肥胖症定义与诊断标准，对于临床肥胖前期（Pre-Clinical Obesity）和临床肥胖症（Clinical Obesity）进行了界定，其中临床肥胖前期仅有体型测量学的异常，包括BMI、腰围、腰臀比、腰围身高比，以及由DEXA直接测量的体脂比过高；而临床肥胖症除了有体型测量学异常，同时合并因体脂过多而导致的疾病或者日常活动能力受限。该诊断标准首次以疾病思维来定义肥胖症，对将临床肥胖症真正纳为一种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临床肥胖症诊断标准，对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资料进行事后重新分析，显示我国18-79岁人群临床肥胖症患病率高达26.9%，另有7.0%人口为临床肥胖前期。且随着年龄增长，临床肥胖症患病率也相应增加，意味着随着体脂过多状态持续时间的延长，将导致肥胖相关疾病、尤其是心血管代谢疾病的种类和严重程度也相应增加，提示在人群中、尤其在临床肥胖前期人群中通过适当增加运动和体力活动进行干预，对于肥胖防控以及减少从临床肥胖前期进展为临床肥胖症的重要性。然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临床肥胖症作为一种疾病，仅依赖运动干预难以达到治疗该疾病的目标，需积极接受专业评估，进行医学治疗。
专家简介
张鹏 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减重与代谢外科 主任
《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编委会执行主任委员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分型在极端肥胖治疗中的推广应用”课题负责人
北京市减重与代谢外科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主任
北京医师协会减重与代谢专科医师分会会长
美国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UCSF）外科学博士后
国家卫健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专家委员会减重与代谢外科专委会秘书长
中国肥胖大会执行主席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与肥胖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减重与代谢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市围手术期医学研究会减重与代谢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促会代谢外科学分会常委美国外科医师学院成员（FACS）
美国代谢与减重外科学会（ASMBS）常委
参考文献：
[1]Wang Z, Du W, Wang X, et al. Clinical Obesity Among Chinese Adults: Prevalence, Comorbidity Burden, and Association with Physical Activity—Findings from the China Nutrition and Health Surveillance 2015. 2025.
责任编辑丨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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