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个保温盒，被她藏在冰箱最里面一层，压在一袋速冻汤圆后面。
婆婆包的饺子，白菜猪肉馅，捏口歪歪扭扭，个头大小不一，一看就知道是老人家手上没了当年的力气。满桌子人吃完，她悄悄把最后八个装进盒子，没让任何人看见。
直到丈夫深夜打开冰箱，发现了那个盒子，他站在冰箱门前，足足沉默了两分多钟。
然后他开口，说了一句话，她在卧室听见，眼泪当场就下来了……
我叫林巧云，三十五岁，在苏南一个叫桐城的地方开了家小服装店。
不算什么大生意，进货、理货、接待顾客，一天到头站下来腰酸，但胜在自由，时间自己说了算。我丈夫叫宋建平，在县城一家机械厂做工程师，为人老实，话不多，属于那种不会说好听话、但做事靠得住的男人。
我们结婚七年，磕磕绊绊，总算过出了自己的节奏。
麻烦在于，我婆婆。
不是那种厉害的婆婆，甚至可以说，太不厉害了——她老实，隐忍，从来不争什么，也不说什么，只是那种沉默本身，有时候比吵架还让人难受。
她叫宋秀珍，六十四岁，在苏北农村住着，丈夫早年病逝，一个人把宋建平和他姐姐拉扯大。手粗，背有点弯，眼神里常年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小心翼翼，见了人总是先笑，笑得有些讨好。
我头几年不喜欢她，说不上具体原因，就是那种直觉上的排斥。
她来我们家，总是住不长，三五天就说要走，说地里有事，说不习惯城里，说怕打扰我们。我那时候年轻，听到这话，心里松了口气，顺着她说"那行，我们送你"，从没真的留过她。
宋建平不说什么，只是每次送他妈走，他都沉着一张脸，回来也不说话，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有时候抽两根，有时候抽三根，把烟灰弹进一个旧茶缸里，弹完了继续抽。
我以为他只是累，没多想。
事情的转折，从那年冬天开始。
那年冬天，婆婆被检查出来腔梗，就是脑子里有几个小血栓，医生说不严重，但要注意，不能激动，不能着凉，要定期复查。宋建平接到电话，当天请了假开车去接她，把她接到我们家里来住。
我心里有些抵触，但没说出来，只是多准备了一套被褥，把书房的折叠床拉开来，铺好，算是接了人。
婆婆来的那天下午，提着一个旧式的蛇皮袋，袋子鼓鼓囊囊的，我以为是衣服，后来才发现里面装的大半是吃的——自家晒的萝卜干，腌的咸鸭蛋，还有一罐子猪油，说是自己家养的猪炼的，让我炒菜用。
我接过那罐猪油，说了声谢谢，心里想的却是哪里找个角落把这东西放进去不碍事。
婆婆住进来之后，我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
她早起，五点半就起床，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走动，担心吵到我们，但那种走路声本身就足够把我弄醒了，我侧过身，把枕头捂在耳朵上，睡意全无。
她不懂用洗衣机，衣服都拿去阳台手洗，洗完晾在竹竿上，竹竿是她自带的，说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提前备着。我看见那根竹竿，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堵。
她不看电视，晚上吃完饭就回书房坐着，或者坐在床边，把白天捡的线头理一理，把袜子上的线头剪掉，把旧毛衣拆了重新绕成线团，坐到九点多就睡了，灯也不开。
有一次我去书房拿东西，推开门，看见她坐在黑暗里，手里摆弄着什么，窗外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打在她脸上，那一刻我愣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什么东西抖了一下。
"妈，你怎么不开灯？"
她抬头，看见我，忙站起来："我眼睛不费灯，省着点用。"
我去给她把灯打开，灯亮起来，她手里是一双宋建平小时候的旧袜子，破了个洞，她在补。
我看见那双袜子，说："妈，那双袜子旧了，扔了吧，建平现在不缺袜子。"
她把袜子攥在手里，笑了笑，说："补一补还能穿，扔了怪可惜的。"
我没再说话，拿了东西出来，在客厅站了一会儿，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
我们之间的相处，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她做她的，我做我的，互不打扰，也互不亲近。她叫我"巧云"，我叫她"妈"，该有的礼节都有，但中间那层什么东西，一直隔着，厚的，透不进去。
那年腊月，婆婆提出来要自己包饺子。
她说想吃白菜猪肉馅的，问我家里有没有白菜，我说有，她就去洗菜，洗完剁馅，剁了将近半小时，案板咚咚咚地响，响到我在卧室都听见了。
我出去看了一眼，她系着我的围裙，低着头剁馅，头发有点乱，用一个旧皮筋扎在脑后，皮筋松了，一缕头发垂在耳边，她没有去管它，就那么耷拉着。
"妈，要不要我帮忙？"
她抬头，摇手："不用不用，你去忙你的，我自己来。"
我就回去了。
饺子包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宋建平下班回来，看见他妈在包饺子，脸上出现了一种我很少见的表情，不是惊喜，是那种很深的、安静的欢喜，他走过去，在旁边坐下来，陪她说话，说工厂里的事，说路上堵车，说什么都行，就是陪着。
我在厨房烧水，侧过身能看见他们，婆婆说着话，手上不停，饺子一个一个码在盖帘上，宋建平偶尔接一句，偶尔不接，就那么坐着。
那个画面，我看了一眼，低下头继续烧水，喉咙里有点发紧，不知道为什么。
饺子煮好，一家三口坐下来吃，婆婆的饺子捏口歪歪扭扭，个头大小不一，皮厚的地方咬下去有点黏，但馅是真的好，白菜汁水足，肉香浓，宋建平连吃了两大碗，他妈在旁边看着，一直笑。
我吃了一碗，说好吃，婆婆说："喜欢吃我下回再包，白菜猪肉最好包，葱姜放足了就香。"
我说好。
饭后，宋建平去洗碗，婆婆去收拾案板，我坐在沙发上刷手机。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是看见那个盖帘上还剩着八个没下锅的饺子，也许是忽然想起来她在黑暗里补袜子的样子，也许什么都没想，只是手脚先动了。
我拿了个保温盒，把那八个饺子装进去，盖好，放进冰箱最里面一层，压在速冻汤圆后面，藏好。
也没跟任何人说。
婆婆没发现少了几个，宋建平也没注意，两个人收拾完就各自去忙了。
我把那件事压在心里，像压着一个秘密，藏了将近五天。
五天后，婆婆说要回去，说村里有邻居帮她看着，但不好一直麻烦人，说地里的越冬菜也要看顾，说来来去去那么多理由，其实就是一句话——她不想待得太久，怕我们嫌烦。
宋建平没有强留，只是那天晚上又坐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
第二天一早送走婆婆，宋建平去上班，我一个人在家。
那天夜里，他回来，换了鞋，径直去厨房倒水，然后打开冰箱。
我在卧室听见冰箱打开的声音，接着是一段沉默，长的，安静的，长到我放下手机，坐起来，看向卧室门口。
然后我听见他的脚步声，慢慢走过来，在卧室门口停下。
我抬起头，看见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个保温盒，脸上的神情我形容不出来——不是愤怒，不是责怪，是一种很复杂的、压着什么的表情，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喉咙里卡着，说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他就那么站着，看着我，一句话没说。
我们就那么对视着，保温盒在他手里，冰箱的冷气还没散尽，夜里很安静。
我想解释，嘴张开，又合上，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他低下头，看了看手里那个盒子，那八个饺子还在里面，白菜猪肉馅，皮厚，捏口歪歪扭扭，已经在冰箱里冷了五天，却没有人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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