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这话是一个九十岁的老头子说的。他坐在夏威夷的轮椅上,面对着镜头。灯光一打,记者们都屏住了呼吸——因为从1936年到这一刻,整整过去了五十多年,全世界都认定他是西安事变的头号主角。可他倒好,张嘴第一句就把自己从神坛上拽了下来。
这还不算完。老人叹了口气,又补了一句让所有人浑身一激灵的话:我只有一件事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杨虎城?该处死的是我,不是杨虎城。
说这话的人,叫张学良。被他念叨的那个人,早在1949年9月6号的深夜,已经连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倒在了重庆歌乐山一座叫戴公祠的小院里,身上全是匕首戳出的窟窿。
要搞明白张学良晚年为什么突然改口,咱们得把时间拨回1935年。
那一年张学良三十四岁,是民国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兼少帅。他爹张作霖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他顶着东北军几十万兵马的家底子,稀里糊涂就成了东三省的掌门人。
结果九一八一声炮响,东三省没了。张学良背了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灰头土脸地带着几十万东北军跑到关内,被蒋介石一脚踢到西安去剿共。
剿共是个什么差事?张学良一琢磨就明白了。蒋介石这是借刀杀人呢——让我东北军和红军死磕,磕光了我的家底,他好把地盘收走。想通这点,张学良心里那叫一个堵。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遇到了杨虎城。
这两人,一个是东北来的贵公子,穿的是笔挺军装,身边围着的是美人香车;一个是陕西蒲城的泥腿子出身,十几岁就拎着刀在关中道上混江湖,早年在哥老会里打滚,干的是"刀客"这行当。两人的气质能差出十条街去。
可就是这么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偏偏在陕西这块地上凑成了一对。
杨虎城比张学良大八岁,论资历、论阅历、论城府,都甩张学良几条街。最关键的是,这老哥跟中共的关系深到什么程度呢?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
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换句话说,杨虎城差一步就成了中共党员。他身边那些个"小家伙们"——秘书、参谋、政治处主任,好几个都是共产党。这事儿张学良后来才慢慢咂摸出味来。
杨虎城为什么非要动手?因为他早就被蒋介石往死里逼。1934年蒋把他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位子撤了,逼他交权。他一肚子火没地方撒,眼瞅着日本人把东北占了又要对华北下手,天天在全国通电喊"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结果被蒋系的报纸扣了顶"通共"的大帽子。走到这一步,他跟蒋介石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局面。
张学良呢?他跟蒋介石还有个"拜把子兄弟"的情分在。两个人的心态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1935年10月开始,杨虎城就旁敲侧击地跟张学良探底。
先是吐槽剿共是"无期徒刑",后来干脆明说:"以中央军的数量、东北军的精锐,都剿不光共匪,就凭我那点兵算什么东西?"这话说得挺酸,其实是在放饵。
张学良没咬钩。那会儿他还幻想着能把蒋介石劝好。
杨虎城一看,这主儿不好使唤,得慢慢炖。于是他经常跑到张学良家里串门,关心他在西安住得好不好,问问东北军的粮饷够不够,顺便聊聊国际形势。聊来聊去,两人的关系就拉近了。
时间来到1936年12月4日。
蒋介石第三次飞抵西安,直接甩出最后通牒:要么给我好好剿共,要么把你们陕西甘肃两省交出来,滚去福建。这话说得就跟下最后通牒似的,连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张学良懵了。他前后跑到洛阳、临潼,哭着喊着给蒋介石磕头劝谏,结果被蒋介石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小孩子不懂事"。张学良这个自尊心爆棚的主儿哪受过这个,回到西安就跟杨虎城说:老杨,没辙了,你那个法子,干吧。
杨虎城等的就是这句话。他早就把每一步都算计好了。据他的秘书王菊人回忆,杨说:"有三条路要作准备:(一)蒋若跑了,孙铭九扑了个空,那时怎么办?(二)万一蒋被打死,那时怎么办?(三)捉来个活蒋介石,必然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既捉又放,该怎么办?"——你品品这城府,跟张学良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性格,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
整个事变,东北军负责"抓人",十七路军负责"接盘"。没有杨虎城把西安城里的局面稳住,张学良在临潼抓个蒋介石一点用都没有。
抓完人之后,问题来了:怎么办?
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刻就分岔了。
张学良的想法特别理想主义:只要蒋答应抗日,咱们放他走就完了,大家还是好同志。杨虎城一听直跳脚:兄弟你脑子进水了?这老小子一回南京翻脸不认人你挡得住吗?张学良拍桌:"目的达到就放蒋。"杨虎城反驳:"没有书面保证,回南京他翻脸谁挡得住?"两人声音隔着走廊传到院外,警卫都低头不敢言。
两人为这事吵到脸红脖子粗。杨虎城甚至放了狠话:"要干就干到底,我杨某可不做断头将军。"意思很明白——今天不把蒋介石处理干净,明天他就要咱们全家脑袋。
张学良哪儿听得进去。他满脑子都是"兄弟之谊",觉得自己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能换来对方的原谅和信任。12月25日,他瞒着杨虎城,偷偷把蒋介石送上了飞机。飞机起飞那一刻,杨虎城站在机场上,脸色铁青。
他心里清楚——这俩少爷把天捅了个大窟窿,然后留给他一个人收拾。
张学良前脚踏进南京,后脚就被软禁。蒋介石当着宋美龄的面摆摆手,说此事到此为止。可等飞机一落地,军事法庭一开,张学良这一关就是整整五十四年。从三十六岁的翩翩少帅,关到九十岁的白发老头,横跨两岸三地,熬死了两任蒋氏。
杨虎城的结局更惨。
1937年6月,蒋介石给了杨虎城一个"体面"的台阶下——出国考察。杨虎城带着老婆孩子坐船去了欧洲。本来人家想在海外避风头,可七七事变一响,杨虎城爱国心起,非要回国打日本。他傻呀,他不知道这一回,就是回到阎王殿里。
十二年里头,杨虎城被关押在南昌、益阳、贵阳,走了大半个中国的监狱。他老婆谢葆真在狱中受尽折磨,精神崩溃,1947年病死在牢里。他们的小女儿杨拯贵,就是在狱里出生的——这个孩子从睁眼那一刻起,看见的世界就是铁窗。
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李宗仁想跟共产党划江而治,想释放杨虎城做个姿态。命令到了重庆,毛人凤把电报往抽屉里一塞——装没收到。
到了这一年8月,蒋介石从广州飞到重庆,毛人凤在林园陪侍。"杨虎城在什么地方?"蒋介石手捧一杯白水,明知故问。毛人凤忙答道:"卑职按委座意见,已妥善转移至贵阳。"蒋介石沉吟半晌,抬手就是一挥:全部杀掉,一个也别留。
9月6号晚上十一点多,贵阳那边把杨虎城一家押到了重庆。车停在歌乐山脚下一个叫"戴公祠"的小院——这院子本来是军统头子戴笠的别墅,戴笠摔死了,这里就空下来派上了别的用场。
杨虎城下了车,牵着两个孩子。儿子杨拯中十七岁,手里捧着妈妈的骨灰盒——那是他此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念想。女儿杨拯贵才八岁,在爸爸腿边上打着瞌睡。
刚刚进入"戴公祠",王少山就从门后冲出,迅速将匕首捅进了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惨叫一声,跌倒在地上。杨虎城回头看时,另一把匕首也捅进了他的腰部。
紧接着倒下的,是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还有他们的儿子宋振中——那个后来被写进小说《红岩》里,被无数中国人记了一辈子的"小萝卜头"。那孩子才八岁,在监狱里长到头大身子小,才得了这个外号。
一个晚上,六条人命。两个孩子。用的不是枪,是匕首——怕声音大了惊动街坊。
干完活,特务们把尸体拖到戴笠会客室的花坛下埋了,上面种了花草。宋绮云夫妇被埋在警卫室地下,打上一层三合土。就这么草草地给盖上了。
两个月后,重庆解放。
张学良是1990年代才第一次公开说出那些话的。
在这之前,他给蒋介石写过《西安事变反省录》,说自己"鲁莽、幼稚、可耻",说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这话说得又怂又假,但没办法——在笼子里的人,只能这么说。
直到1990年,唐德刚到台湾给他做口述史;1994年,他在火奴鲁鲁希尔顿酒店接受记者采访;张学良这才慢慢把心里话说了出来。第一次是为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史时,在谈到"谁是西安事变主角"时,他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啊,不过名义上是我,我是主角,当然是我负责任。"
张学良反复说一句话:"我有罪,我有罪。"
他这么说,是因为他心里早就算明白了一笔账——杨虎城一家那条命,本来应该是他自己的。
2001年,张学良在夏威夷去世,享年一百零一岁。临终前他立下遗嘱,把毕生收藏捐给了哥伦比亚大学,没有回大陆,也没有回东北。
他说不出口。
一个人最大的愧疚,往往是他最说不出口的那件事。在那条他亲手送人回南京的飞机起飞的瞬间,他可能什么都没想;可在往后的六十五年里,他几乎天天都在想。
西安那场惊天豪赌,本来就是两个人下的注。一个赌赢了命,一个赌光了一家。输的那个,一句话没留下就被匕首结果了;赢的那个,在软禁里过完了半辈子,最后对着镜头说了句"该死的是我"。
历史就是这么残酷。不挑好人坏人,只挑谁心狠、谁下得了手、谁看得够远。
杨虎城那晚走进戴公祠的时候,手里牵着的是他八岁的女儿;他背后那座歌乐山,从此埋下了半个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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