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26日，北京西山脚下的京西宾馆灯光通明。会客室里，七旬老将孔原翻着一摞泛黄的资料，抬头对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说了一句：“张国庶，该有个说法了。”话音不高，却带着多年未散的沉重。几页发脆的档案纸上，依稀能辨出“周之德”几个字——那是张国庶的化名，也是他留在人间的最后痕迹。
时钟拨回六十年前的1923年。萍乡煤城烟尘滚滚，安源工人大罢工掀起浪潮。17岁的张国庶在萍乡中学读书，借着哥哥张国焘寄来的《新青年》《向导》如饥似渴地读。他和同窗孔原一拍即合，白天上课，晚上在油灯下刻蜡板、印传单，“让更多人觉醒”，这是那时他们口中的暗号。
不到两年，互助社、策群社相继成立，几条小巷的学生和手艺人聚到一起，传阅马克思小册子，练习短打枪法。1924年冬，两人同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很快转为中共党员。萍乡党小组里，加上组织介绍进来的矿工，只五六个人，可组织夜谈会时，却总挤得满满当当。年轻人信心爆棚，似乎革命成功就在明天。
旋即北伐声起。1926年秋，国民党萍乡县党部挂牌，张、孔被推举为常务委员，那时的国共合作仍在蜜月期。可好景不长，1927年“六五”事变后，萍乡血雨腥风。孔原被迫南下，参加八一起义；张国庶则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身份改作“周之德”。
海外三年，张国庶边学边走访。从柏林到维也纳，他看工人游行，也看资本家餐桌上的银刀叉。1929年春回国，他被派到上海，负责巡视各区党组织。人情世故多，警探更多，他常一身长衫混迹租界茶楼，眼睛却时刻留意巷口的脚步。也是在那儿，他与女工晏碧芳结为伉俪，两人订下同生共死的约定。
1930年初，中共中央第112次常委会决定重建被破坏的江西省委，张国庶出任书记。他坐火车进九江，一头钻进四号码头那家不起眼的米店，桌上铺着地图，标满赣州、九江、吉安的红圈。三个月里，赣东北、赣西南、湘赣边的武装接连起事，星火已燃。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动作快，敌人警觉更快。5月中旬，国民党第十八师特务摸到九江。月底，省委机关暴露，张国庶与徐荷云等五十余人先后被捕。监狱里，敌人先软后硬。“只要弃暗投明，荣华富贵不是梦。”面对劝降，张国庶笑得很淡，“省省吧。”又见叛徒庞云飞端来酒菜，他怒目而斥：“卖友求荣的下场，你自己想想！”这句痛骂，据同狱者回忆，声音不大，却让看守不寒而栗。
酷刑随后而至，鞭子、老虎凳、灌辣椒水，手段层出不穷。张国庶守口如瓶，晏碧芳同样顽强。敌人恼羞成怒，当年8月，悄悄将夫妇二人押往郊外枪决，草草掩埋。风声传到瑞金，救人的计划成为泡影。
枪声刚落数月，蒋介石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年末，红军在宁都龙岗全歼第十八师，指挥张辉瓒被俘。两个月后，群众公审后将其就地枪决——正是他拍板处死张国庶。
然而，烈士名册上迟迟没有“张国庶”。原因有二：其兄张国焘在延安“另立中央”，晚年脱党归去；加之流言称张国庶曾“变节”，审定工作搁浅。时间一晃，三十年、四十年，烈士亲友递交的申诉材料层层积压。
1984年春，萍乡革命烈士纪念馆筹建，工作人员带着汇编名单请孔原审阅。他扫了一眼，眉头紧锁，“张国庶呢？”对方尴尬摇头。孔原放下笔：“活人怕事，死人更冤，得给个公道！”
接下来一年，孔原四处奔走。程子华、杨尚昆都是老同志，说起张国庶都点头：“没听说背叛。”孔原把口述、档案、狱友回忆一页页编号，写成报告寄给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冯文彬。“敌特口供自相矛盾，不可采信。”这是报告里的原话，字句铿锵。
1986年11月20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文件下达：追认张国庶、晏碧芳为革命烈士。那一天，萍乡中学旧校舍的操场上，新立的烈士碑揭幕，风吹过，松涛作响。碑阴刻着出生与牺牲的两行小字：1905—1930。字不多，却够后人慢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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