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青年出品
摘要：如果为了防止下一个“小梦”出现，我们要求对每一个成年用户的每笔打赏都进行溯源，要求主播像警察审讯一样猜年龄、猜心理，甚至一刀切地取消用户的消费权……这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那将是一个为了防范极少数巨婴犯错而把所有正常成年人都当成无行为能力者来管制的社会，那将是一个个体权利边界模糊、而必然伴随着公权力边界无限扩张的社会.
19岁，挪用1700万公款盲盒拆卡、打赏，面对长达超十年刑期。
对此劲爆事件，舆论场上最讨巧的声音自然是“直播打赏太害人，把人家家庭全毁了，该好好管管了！”似乎每当有此类极端事件发生，总有一种声音呼唤着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管——今天禁五十，明天限五百，十十百百而规矩又至矣。然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对他人行为的苛刻程度，往往决定了我们自身的自由边界。
看似在“保护”我的利益，让我能够摆脱覆水难收的困境，让我可以吃后悔药，但我看到的是问题的另一面：如果对我不利的时候，我可以吃后悔药，对我是好事。可如果对我有利的时候，别人同样可以吃后悔药，同样可以以“冷静期”为名撕毁本可稳定预期的合约，怎么办呢？自由交易的规则被破坏，大家都是受害者。
在讨伐之前，让我们先暂停思考——“该管管了”，到底谁需要被管？
父亲忙于生意，离异后重组家庭，小梦只读了一年中专就辍学，长期处于家庭情感缺失的真空里。一颗现实中极度缺爱的心以畸形的方式饮鸩止渴，购买她在原生家庭中从未体验过的情绪价值，不正是本人明知后果而为之的“理性”的偏执吗？
另一侧，小梦16岁就被父亲安排管账，甚至早在2024年夏天，父亲就查出账户短缺了五六十万元，且小梦已承认用于拆盲盒、打赏。但在发现如此巨大的财务漏洞后，这位父亲竟然未做任何防范，反而继续把千万资金命脉交由一个毫无自控力的人随意支配，最终眼睁睁看着漏洞扩大到1700万。
1700万，是未被引导的灵魂与形同虚设的风控意识共同结出的恶果，需要整个畸形家庭环境共同买单。但在“一出事就怪网络”的惯性思维下，总有人硬要得出结论——全是主播的错，全是平台的锅。
“该管管了”，到底该谁管？
让法律的归法律，在于我们必须看到法律的严谨性。小梦作为已满18岁的成年人，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挥霍1700万巨款，已然涉嫌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罪。至于这笔钱能否通过司法程序认定为赃款追回，自有法律去裁决。
让市场的归市场，网络平台无法逐一甄别用户的资金合法性。只要主播没有进行明显的诈骗和教唆犯罪，这就属于正常的市场消费行为。我们不能因为资金的来源是赃款就想当然地剥夺合法从业者正当赚钱的权利，也不应让整个直播行业为极个别人的犯罪买单。如果为了防止下一个“小梦”出现，我们要求平台对每一个成年用户的每笔打赏都进行溯源，要求主播像警察审讯一样猜年龄、猜心理，甚至一刀切地取消用户的消费权……这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那将是一个为了防范极少数巨婴犯错而把所有正常成年人都当成无行为能力者来管制的社会，那将是一个个体权利边界模糊、而必然伴随着公权力边界无限扩张的社会......在泛“父爱主义”的潜意识里，大众拒绝承认“责任自负”原则，只要有人犯了傻，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让理性人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而是呼唤一个无所不能的大家长来收走所有人的刀叉，防止“傻子”划伤自己。给成年人围上宝宝肚兜和奶嘴，以此彰显对秩序的维护。
让家庭的归家庭，指的是全社会不应为家庭教育缺位买单。家庭造就了因，就必须承受这个果。作为父亲和企业主，早期的陪伴引导缺失与后期的管理渎职便注定了，朱先生和他的家庭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自己咽下破产和负债的苦果，怨不得任何人。
叫嚣着“该管管了”的人，到底是谁？
在日常生活中，作为成年人的你又会抽到谁的角色呢？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说：人们在商量给予一个社会不同角色的成员的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焦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抽到何种角色，人人可能抽到那个最不利的角色，这样才会有公平正义的安排，考虑到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
你不知道自己是“该管管了”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你不知道自己是“从后悔药中受益”还是“从后悔药中受害”的人，你才会真正反思那种无须为自己行为负责的“随意吃后悔药”。市场交易自由，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形成一种“我对你对我负责”的相互性，才会有市场的繁荣和权利的保障。
极端者生病，别让正常的规则吃药。如果我们任由这种毫无边界的呼吁蔓延，如果一遇到极端个案就索要“后悔药”，那么正常的商业逻辑将被践踏，我们也终被困于名为安全的笼中。
对于19岁的小梦来说，惩罚也许是她必须为自己行为付出的残酷代价；而对于我们旁观者而言，守住常识、拒绝用极端个案去绑架社会的自由空间，才能扯下挡在我们自己眼前遮羞的宝宝肚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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