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中东冲突的来龙去脉|中东冲突|以色列|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巴解组织|王晋(1957年)|耶路撒冷

1片土地，2个民族，3大宗教，4份文件，5次战争，6个建交国。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王晋教授硬核梳理，带你穿越百年恩怨。谁在背后操盘？谁在泥潭挣扎？想看透国际局势？先看懂巴以这盘棋！

这片土地被称为“文明的交叉点”

过去二十余年

巴以问题陷入了一种“死循环”状态

任何和平对话一定是双方都要做出让步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仍将是考验人类政治智慧的重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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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学家智库xTAIXUEx王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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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于2025年10月30 日）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西北大学的中东问题专家王晋。

巴以问题千头万绪，涉及诸多复杂因素与议题，不仅困扰着中东地区，也是影响世界和平的重要难题。由于巴以问题的线索繁多，我希望能够较为清晰地为大家展示其复杂性与多变性，同时也希望大家能与我一同了解巴以问题的来龙去脉。

我们知道，巴以问题是中东地区的重要议题，目前被视作该地区战争与和平的根源性症结，国际社会对此已有大量讨论。过去二十余年间，巴以问题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死循环”状态，时常暴发冲突，尤其是最近一轮于2023年10月爆发的巴以冲突，刚刚达成了停火协定。该协定能否得到维持，目前仍是未知数。

巴以问题之所以陷入当前战争与冲突的僵局，存在多种分析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责任大体上应由以色列承担。毕竟，以色列是巴以问题中相对比较强势的一方，因此应当为当前巴以战争或冲突的持续不断负责。尤其是考虑到以色列在不断兼并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同时在加沙地带不断咄咄逼人地使用武力，对周边的邻国也毫不客气，打击这个、打击那个。所以，很多人认为以色列应承担主要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主要理由是，美国当前是巴以问题中最重要的第三方，而且在过去几十年里，以色列一直受到美国源源不断的武器装备支持和各类援助。此外，美国在组织巴以和平对话及相关谈判的过程中，不断偏袒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也同样不断偏袒以色列。因此，人们认为美国就是所谓的最大责任方。只要美国改正立场，巴以问题就会重新回到和平的正轨。

第三种观点认为，这个问题应由英国负责。毕竟，现在的巴以问题大体上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所谓的“委任统治”），并由此逐渐造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以色列与阿拉伯人（或者说以色列与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如果追溯根源，学术界大体上会将其归咎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以及1947年之后英国不负责任地迅速放弃巴勒斯坦这片土地，没有做出妥善规划，从而导致了巴以冲突的缘起和长期延续。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巴以问题延续到今天，巴勒斯坦人也要承担很大责任。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巴勒斯坦的派系过于复杂。众所周知，国际社会公认的代表是以约旦河西岸为核心建立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国。但与此同时，还存在大大小小许多巴勒斯坦派系，这些派系相互争斗，影响了巴勒斯坦人用一个声音说话，从而导致巴勒斯坦问题无法找到有效的政治解决路径。

由此可见，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学术界，都有众多观点，对于巴以问题到底该由谁负责，各方各执己见。那么，到底哪一派是正确的？我想，今天我们先把巴以问题的历史和脉络走向梳理一遍，大家可能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巴勒斯坦问题，或者说巴以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我们所说的“123456”这六个方面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首先，“1”代表的是这是一片土地。这片土地在历史上具有一定弹性。巴勒斯坦这一区域，在过去是一个文化区域或历史区域，但进入近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民族国家边界为核心的固定区域。大体上，这一区域的范围是：往西到今天的地中海，往东到今天的约旦河，往北到今天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南部，往南一直到今天的埃及。正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历史上各大文明你来我往，相互争夺，因此这里被称为“文明十字路口”和“文明的交叉点”。这一区域既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拥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而成为各大势力碰撞的重要焦点。

其次，是两个民族。当然，在巴勒斯坦这一区域中，实际上并不只有两个民族。除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外，还有库尔德人、德鲁兹人、高加索的民族，以及一些土库曼人等等，存在许多其他民族。但从主体来看，两个主要民族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需要强调的是，在历史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曾长期和平共处于这一区域。只是到了近代，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在这一区域形成了两大相互碰撞、经过改造的政治思想。一派是我们熟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它认为该区域应当由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政治实体所占据，由阿拉伯人主导。另一派则认为，这一区域应当属于犹太人的故土，这就是近代以来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借助犹太人的历史，进行了身份改造、政治改造和叙事改造，从而形成了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对撞。

从历史角度看，这两种思想各有其内容依据。阿拉伯人或阿拉伯民族主义认为，公元七世纪之后，阿拉伯人来到这片土地，此后该区域一直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因此犹太人是外来者。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就没有权利生活在这里，以色列这个国家根本没有权利存在于这一区域。

而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内核则认为，这一区域属于犹太人：从公元前一直到公元一世纪左右，犹太人是这一地区的主体民族。即使在随后的大流散时期，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下，这一区域仍然保有犹太人的宗教历史和身份根基。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主张回到故土，重新建立自己的政治实体。所以我们所说的“两个民族”，既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更强调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现代政治身份表述的内涵，在这一区域中实现了相互碰撞。

第三，三大宗教。众所周知，这一区域兴起了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犹太教根据其经典，将这一区域视为犹太人的故土，是犹太人繁衍生息的历史区域，在《圣经》中被称为“流着奶与蜜的地方”。因此，犹太人将这一区域视为心中的母国。

对于基督教而言，无论是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还是基督教早期的主要传承人，实际上都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活动。耶稣来自约旦河西岸的拿撒勒，在伯利恒出生，最后在耶路撒冷死亡（或者说在宗教意义上得到解脱）。无论怎样，其活动区域都在这里，许多显圣迹的场所也都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区域。

伊斯兰教更是如此，将这一区域视为非常重要的宗教圣地。今天伊斯兰教的朝拜方向是麦加，全世界穆斯林在每日五次的礼拜中都要朝向麦加。但可能大家也知道，在伊斯兰教早期创立之初，曾有一段时期朝拜的方向是耶路撒冷。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先知穆罕默德的表述，以及《古兰经》和《圣经》中的记载，曾有一次“登霄之夜”：他有一天晚上来到千里之外的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登霄而上。因此，今天耶路撒冷有一座阿克萨清真寺，即“远寺”，在该区域中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宗教圣地。对伊斯兰教来说，耶路撒冷是仅次于麦加、麦地那的第三大宗教圣地。

三大宗教在这一区域相互交汇，各自认为自己应当是该区域最为正统的宗教，都应当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宗教。

第四，四份文件。这四份文件分别是：181号文件、242号决议、338号决议以及奥斯陆和平协议。这四份文件奠定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巴以问题的主要合法性框架和叙事结构。

其中，181号决议是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通过的分治协议，即将巴勒斯坦区域分为三个实体。请注意，是三个实体，而非我们今天常说的两个实体。这三个实体分别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一个独立的阿拉伯人国家，以及由联合国（即国际社会）共同托管的以耶路撒冷为核心的一个区域。无论如何，这份联合国大会通过的181号决议，成为了今天我们所说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这一方案的原则性来源。

第二份是242号决议，于1967年通过，由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该协议要求以色列撤出当时新近占领的土地，通过撤离土地的方式换取与阿拉伯国家的长久和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巴以问题上经常听到的原则——“土地换和平”，其来源正是242号决议。

第三份决议是1973年通过的338号决议，同样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该决议号召实现停火与和平，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长久和平。

最后一份协议是奥斯陆和平协议，于1993年签订，由以色列与当时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共同签署。该协议奠定了随后数十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和平的重要基础，也是今天国际社会普遍推动的巴以和平努力的方向。

第五，五次战争。分别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总体来看，经过这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越打越大、越打越强，把周边国家都打了个遍。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越打越小、越打越缩，到今天已经无法再以独立的力量对抗以色列。因此，五次中东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今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政治边界与政治版图，也对当今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第六，六个建交国。我们知道，阿拉伯世界有二十多个国家。在这二十多个国家中，尽管大家对以色列的观感普遍不佳，但不可否认，其中有六个国家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分别是：1979年的埃及，1993年的约旦，以及2020年的巴林、阿联酋、苏丹和摩洛哥。这六个国家与以色列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尽管随后几十年间出现了大量波折，尤其是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许多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特别是在加沙地带咄咄逼人的态势表达了强烈不满，但无论如何，这些国家至今仍保持着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而且，未来很可能有更多阿拉伯国家会与以色列建立其他形式的正式关系，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层面。

我们要讲的下一个议题是：巴以问题是如何走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貌的？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1987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我们知道，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了今天巴勒斯坦地区的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作为占领方，以色列当时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以色列意识到这些区域对于保护本国本土、或者说拓展以色列的占领区域非常重要，因此希望能够占领这些区域。但另一方面，这些新占领的区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人口稠密。按照现代国家关于国家职责或领土管理的概念，如果一国要吞并一个区域，就必须妥善安置该区域上的居民。不能简单地把居民全部赶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这样做。

当时以色列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要将这一区域正式吞并到自己国家当中，那么这些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该如何处置？是否要赋予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以色列国民的身份、公民的身份？是否要给予他们政治身份？如果这样做，以色列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自己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如果把这些人都变成以色列公民，那么阿拉伯人的比重就会超过犹太人的比重。正是在这种考量下，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以及加沙地带采取了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即长期占领这些区域，但不正式吞并。

与此同时，在海外流亡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或抵抗组织，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建立了“巴解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持续不断地向以色列发动来自海外的攻击，试图通过武力方式收回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实现所谓的“解放巴勒斯坦”。

然而，在这种状态下，双方难以真正交锋。海外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无法深入以色列所占领的巴勒斯坦区域开展武装斗争。他们的斗争活动大多在海外进行，例如在欧洲国家或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实施袭扰——比如劫持航班、刺杀外交人员或运动员——无法对以色列造成实质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占领状态何时才是尽头？这种被占领状态、或者说非法的政治状态，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最终，这种矛盾积累到了1987年，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震惊世界、并在后世改变了巴以之间政治走向的重要事件：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简而言之，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当时在加沙地带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事故一方是以色列的军车，另一方是巴勒斯坦的大巴车，造成多人死伤。随后，加沙地带爆发了大规模针对以色列的抗议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很快蔓延到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大量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在以色列占领之下的这些巴勒斯坦区域中的普通老百姓，他们走上街头，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尊卑长幼，纷纷向以色列的占领军发动大规模袭击，投掷石头、燃烧瓶，发动攻击。这一活动的突然爆发，使双方都感到震惊，尤其是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层产生了巨大冲击。

一方是以色列。以色列过去从未见过这种威胁。以往的威胁，就是我们所说的“兵打兵、将打将”：比如对方是叙利亚的士兵或埃及的士兵，穿着军装，以色列方面也穿着军装；对方是将军，以色列方面也是将军；对方行军打仗，以色列方面也行军打仗，战场上见真刀真枪。然而，以色列未曾预料到，突然涌现出一群老百姓，而且不分男女老幼，都在向以方发动攻击。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抓走，监狱也装不下。

因此，以色列必须转变思维。尤其是随着当时电视广播技术的普及和直播技术的传播，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图片和信号迅速传遍全世界，给以色列的国际形象造成了巨大影响。所以，以色列此时需要考虑转变思路：这个地区可能已经无法管理了，怎么办？需要邀请其他力量来帮助治理这一区域。占领可能难以继续，维持占领也难以为继。而且，在这一区域进行大规模镇压，财政上难以承受，社会动员的成本也过高，代价实在太大了。

与此同时，震惊的另一方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阿拉法特所领导的巴解组织。我们刚才一直强调，巴解组织有几个特点：第一，以阿拉法特领导为核心；第二，由许多巴勒斯坦派系共同构成；第三，这些人的武装抵抗或海外抵抗活动，都发生在巴勒斯坦境外，即在其他国家进行抵抗。

与此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后，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开始逐渐承认巴解组织，尤其是以阿拉法特为领导的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因此，在政治上，一方面阿拉法特应被视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领导人；另一方面，巴解组织应被视为合法代表机构。然而，在这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中，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突然发现，自己远在海外，对于在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开始星罗棋布、呈燎原之势的巴勒斯坦大起义，竟然完全不知情。这场起义的出现、暴力活动的发生、抗争的兴起，并非由巴解组织领导。此时，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危机感：自己是否被抛弃了？在海外流亡这么多年，如果再不采取行动，是否就再也回不去了？巴勒斯坦人民是否会把自己遗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尤其是到了1989年，以色列为一方，巴解组织为另一方，双方进行了秘密沟通与对话。最初由低级别的学者或相关社会人士进行接触，逐渐引入政治人物，后来由双方高层拍板牵头，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奥斯陆和平协定。相关谈判最早在奥斯陆进行，因此我们今天称之为奥斯陆和平协议。只不过最后的签字仪式被安排在美国，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希望展示这一和平是由他促成的，所以签字仪式需要在美国进行。于是，1993年签署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为代表的所谓巴以和平协议。该协议开启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系列巴以和平进程的方向与相关原则。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政治实体或相关政治现象，都是由这一巴以和平协议（即奥斯陆协议）所奠定或规定的。

例如，今天我们都知道，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即巴勒斯坦国政府）应被视为巴勒斯坦的唯一合法代表。这一规定从何而来？正是奥斯陆和平协议中规定：巴解组织回到巴勒斯坦地区之后，组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以此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政治实体，与以色列进行对话。包括今天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出现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也是在相关文件中规定组建的。因此，在1993年签署协议后，随着1994年相关协议开始执行，以色列开始撤离加沙地带以及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土地。随后，阿拉法特带领流亡海外数十年的巴解组织成员回到巴勒斯坦地区，开始组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以及相关治理机构，并以此为核心，与以色列展开相关对话。

根据奥斯陆和平协议的相关规定，谈判应在以色列完成所谓的“重新部署”——即以色列撤离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部分区域之后，大约五年之内完成所有谈判。按照这一规定，1999年之前相关谈判应当结束，尤其是1999年6月之前。然而，我们看到，1999年最终的谈判未能实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永久和平，到今天已经过去26年，和平仍然没有到来。

简单来说，对于巴以问题何以走到今天这一步，目前各方已有诸多反思。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对奥斯陆和平协议进行了大量反思。普遍认为，奥斯陆协议有其积极的一面：它促成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并采取了一种“先易后难”的思路，先解决相对简单的问题，例如以色列重新调整部署，撤离巴勒斯坦人口稠密的区域，将这些城市交给巴解组织管理；巴解组织在这些区域组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开始与以色列对话。

至于难点问题，则留待后续商谈，主要包括：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这座城市究竟由谁管理、作为谁的首都？约旦河西岸剩余的犹太定居点如何处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未来的疆界如何划分？以及巴勒斯坦难民是否应当回归等等。然而我们会发现，这些难题一方面未能通过谈判解决，如前所述，1999年协议规定的谈判期限已到，各方未能达成共识；另一方面，这些议题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更大的变化出现在以色列内部以及巴勒斯坦内部，接下来我们将对此进行介绍。

首先，议题本身发生了变化。巴以之间的问题包含多个子议题，这些子议题均出现了重大变化。

第一个是耶路撒冷问题。当我们谈论耶路撒冷时，实际上不同的人所谈论的可能是不同的城市。因为耶路撒冷的区划与地位，在不同视角下具有不同的代表意义和内涵。我们今天所说的巴勒斯坦方面的耶路撒冷问题，大体上指的是东耶路撒冷——即老城区及其周围核心区——的地位问题：这一区域应由谁管理，作为谁的首都？

问题在于，在过去约一百年的时间里，耶路撒冷的城区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简言之，其城区不断向外扩展，外延持续扩大。尤其是在1967年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之后，对耶路撒冷周边区域进行了大量建设，整个城市的面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耶路撒冷的扩建已成为既成事实。按照以色列当前的观点，耶路撒冷的现实已经改变，巴勒斯坦人想要将耶路撒冷收回作为首都，已无可能。以色列表示，可以将耶路撒冷周边的一块地方给予巴勒斯坦，并将其命名为“耶路撒冷”，或者将耶路撒冷的东区、新区让给巴勒斯坦作为首都。但巴勒斯坦方面不接受：他们要的是核心区，而不是郊区。因此，耶路撒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巴勒斯坦内部，各方都逐渐通过了相关法案或行政命令，反对自己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出卖”耶路撒冷。在此背景下，耶路撒冷问题已变得极难让步，各方都难以在此议题上做出妥协。

第二个是犹太定居点网络问题。犹太定居点主要集中于今天的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过去，各方曾认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例如划定边界，将该区域内的犹太定居点全部迁出，同时巴勒斯坦方面可能给予一定的土地补偿。然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犹太定居点，已在以色列国内发展成为一个极其庞大且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犹太定居点分为两种：一种是合法定居点，由以色列政府批准建立，其中许多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另一种是非法的犹太定居点，这些非法定居点之间相互串联，大多以以色列国内的犹太强硬派或具有犹太政治力量背景的宗教政党为根基。这些非法定居点看似孤立地散布在约旦河西岸，但它们恰恰卡住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及自然资源分布的区域，并在以色列国内拥有强大的政治网络。任何针对非法犹太定居点的拆迁行动，都会在以色列政坛引发腥风血雨、惊涛骇浪。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约十年前，在约旦河西岸有一个名为阿莫纳的小型犹太定居点，人口约300人。当时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定该定居点为非法，要求以色列政府必须予以拆除，并设定了期限。期限到来时，以色列政府派出大量军警前往拆除。然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约100万人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反对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沿着该非法定居点通往以色列国内的道路，出现了大量人墙，人们手挽手站立，阻止军警实施强制拆迁。军警在执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抗议者发生了暴力冲突。

相关冲突画面被以色列媒体发布到报刊、电视和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以色列国防军或军警作为人民子弟兵，怎么能打自己的老百姓？”这种舆论压力对以色列政坛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以色列政府最终做出了让步：它确实拆除了该地区，但在阿莫纳定居点旁边新建了一个更大的合法定居点。可以说，拆除是拆除了，但与此同时在旁边做出了更大的让步，将邻近区域划给犹太定居点，允许其在此建设。没过两年，原有的非法定居点遗址便被新的合法定居点所兼并。由此可见，拆除一个仅有300人的小型非法犹太定居点，尚且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可想而知，今天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已超过100万人，要想安置或重新驱逐这些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政治任务。

第三个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根据奥斯陆和平协定，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安置巴勒斯坦难民。巴勒斯坦难民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出现了一波，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又出现了一波。无论哪一波，大部分巴勒斯坦难民逃往的方向是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周边的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埃及以及约旦等。这些阿拉伯国家中，许多对来到本国的巴勒斯坦难民采取的态度是：接纳他们，但同时保留其子子孙孙的巴勒斯坦难民身份。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现象：在许多国家中，这些难民的孩子，无论是儿子、孙子还是女儿、孙女，从小生活在该国，例如伊拉克或叙利亚，从小吃当地的饭、在当地长大，但他们的身份证明上仍然写着“巴勒斯坦难民”，他们所生的孩子也仍然是巴勒斯坦难民。也就是说，按照这一法律程序，他们将来都有权回归以色列。

这令以色列无法接受：子子孙孙无穷尽，生了这么多孩子，将来都要回来，这片土地如何安置？因此，如何安置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成为了一个焦点。在过去的谈判中，以色列与巴解组织（即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曾提出：可以安置一部分名额，例如给予5万个回归名额，其余的人给予一定的金钱补偿。但当时巴解组织不接受，要求更多的名额。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巴勒斯坦难民人数越来越多，以色列在现实层面上确实无法安置这么多人。

另一方面，以色列国内近年来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既然谈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那么犹太难民问题要不要解决？什么是犹太难民问题？我们知道，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前，阿拉伯世界同样生活着大量犹太人。在摩洛哥、伊拉克、叙利亚等地，有大量“阿拉伯犹太人”，他们说阿拉伯语，但身份是犹太人，有自己的聚居区，人数众多，例如摩洛哥就有数十万犹太人。但随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战败，国内民众情绪愤怒，于是开始针对本国的犹太人：砸毁他们的家园，驱逐他们。这造成了一个局面：一方面，这些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越来越难以在自己的国家立足；另一方面，新建立的以色列觉得自身人口不足，于是问这些犹太人：你们愿意回来吗？如果愿意，以色列与相关国家进行秘密交换，将这些犹太人接回。于是出现了大量阿拉伯世界的犹太难民，他们被迫在短期内放弃财产，空手回到以色列，成为以色列公民。那么，这些人的财产是否需要补偿？他们的后代提出：我家当年的房子被阿拉伯人占用了，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为什么现在只补偿巴勒斯坦难民，而不补偿犹太难民？双方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一问题由此产生：阿拉伯国家是否应当给予补偿？这是以色列国内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观点：你谈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我也谈犹太难民问题，看谁能闹得更大。

第四个是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的事实分裂问题。这涉及巴勒斯坦内部的派系纷争。今天，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在地理上是相互隔绝的。在过去，以色列与巴解组织（即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谈判时，曾设想通过一条高速公路或某种交通方式，将两个区域在实际意义上连接起来，形成某种半自治的通道，以色列不过多参与管控。然而，自2007年以后，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形成了两个事实上独立的巴勒斯坦派系政治实体，因此很难在形式上重新统一这两个区域。直到今天，国际社会在讨论加沙地带停火时，提出的方案是：建立一个以巴解组织为核心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为基础，同时叠加一个国际社会共同治理的机制，重新回到加沙地带。但这一方案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力量过于强大，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外部条件。因此，两个区域的重新合并变得极为困难。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议题变化的背后，反映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双方内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就以色列而言，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其政治属性，即国家内部政治派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现在很多人说：“我们要帮助以色列回到奥斯陆和平协议那个时候，回到拉宾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的时候，要遏制以色列右翼的政治力量。”

我的观点是，我们还是要以现实为核心。那时的以色列人口结构与今天完全不同。当时，以色列人口中左翼、世俗的犹太人占很大比例，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能够支持与巴勒斯坦进行和平对话。但今天，以色列的人口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右翼和极右翼的政治力量已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我们很难要求以色列重新回到当年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时的政治状态，那是不现实、也不可能实现的。而且，随着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未来以色列只会变得越来越右、越来越强硬，不可能变得越来越左、越来越克制。这是以色列的一个重要转变。

就巴勒斯坦而言，转变同样显著。过去，我们在讨论奥斯陆和平协议时，巴勒斯坦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以阿拉法特为核心，以巴解组织为基础，构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但问题在于，阿拉法特回到巴勒斯坦地区之后，发现了一个情况：第一，阿拉法特代表的是海外流亡的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组织，许多本地巴勒斯坦人并不服他——“凭什么你抵抗了几十年，我们在这里被以色列占领了几十年，结果你和以色列签了和平条约，我们就要遵守？凭什么你能代表我？你是流亡的，我是本地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凭什么有权利代表我向以色列做出让步？”

第二，我们刚才也强调过，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代表的是一种世俗的政治抵抗力量。而在第一次因提法达（即1987年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后，出现了以宗教为背景、为内核的抵抗组织，也就是哈马斯。哈马斯以加沙地带为核心，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支持和群众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以阿拉法特及其领导的巴解组织为一方，哈马斯为另一方，双方的对撞不可避免，最终形成了巴勒斯坦内部的派系悲剧：2007年的巴勒斯坦派系大火并，导致哈马斯占据加沙地带，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占据约旦河西岸，双方相互对立。

从这个角度而言，今天要实现巴以和平，必须认识到：任何和平对话都不可能是一方占尽所有好处、另一方忍气吞声做出让步；和平一定是双方都要做出让步。任何政治对话、任何永久和平，都必须建立在双方都在某种程度上吃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如果一方占尽所有好处，那么这种和平一定是短期的、脆弱的，因为另一方终究会寻求报复。

然而在今天，以色列无法做出让步，巴勒斯坦也无法做出让步。各派系之间的竞争导致：任何一方做出一点让步，就会被对方指责为“卖国贼，出卖了我们的利益”。因此，双方都无法用一个声音说话，导致和平对话无法展开。即使展开对话，也难以结出切实、可执行、可履行的和平成果。

因此，当前巴以问题确实已经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如今，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结束或暂停，国际社会可能正在考虑是否要重启巴以和平进程，是否要重启相关的谈判与对话。此时，涉及一个重要的因素：美国。

美国自身也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巴以和平如此难以推进？因为美国过去曾是巴以问题最重要的斡旋方和当事方，但自2013年、2014年之后，美国在举行了最后一次巴以和平对话之后，便不再介入。美国国内已经充分意识到，巴以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过于复杂、难以处理，任何接触巴以问题对话的一方，往往都会招致批评。因此，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美国没有再举行任何巴以问题的对话会。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实际上都更多地停留在提出方案、给予口头承诺和展示姿态的层面，而不再有兴趣或动力参与巴以问题的具体决策，亦不愿介入巴以问题的具体和平方案。

从当前来看，巴以双方内部均发生了变化，相关议题已走入死胡同，而美国也不再具备推动巴以和平解决的动力。因此，巴以问题发展到今天，确实出现了诸多变化，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和平的机遇越来越渺茫，似乎已经无法实现。

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以及中东国家广泛期待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国家，中方的观点和呼声日益受到重视和关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方及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在联合国层面、上海合作组织层面、金砖国家机制层面等多个多边平台上，均提出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同时，中方还向巴勒斯坦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获得了加沙民众的一致称赞。此外，在众多国际平台上，中国不断呼吁重启巴以之间的和平对话，希望在“两国方案”的前提下，未来能够和平、持久、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巴以之间的永久和平。

当然，从目前来看，巴以之间的问题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巴以问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考验人类政治智慧的一个重要难题。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与我一同关注巴以问题，共同探究其未来的发展与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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