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天，我提着两个蛇皮袋和一个破旧的行李箱，走出了乌干达恩德培机场。那时候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在这片土地上待整整十年，更没想过会在这里成家，甚至按当地的风俗，娶了三个女人。
刚到首都坎帕拉的时候，满大街都是乱窜的“Boda-boda”（载客摩托车），空气里混杂着柴油味、劣质香水味和扬起的红尘。我是来投奔老乡做建材生意的，起初的日子非常难熬，我不懂当地的卢干达语，英语也只是半吊子，去当地的市场进货、和当地人打交道，几乎每天都在吃亏。卖给我木材的供应商缺斤少两，雇来扛水泥的工人干了半天拿了预支的工钱就消失不见。
我的店面开在市中心嘈杂的商业区，每天从早忙到晚。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准备把店盘出去回国的时候，阿伊莎来到了我的店里。
她当时是来应聘店员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二手T恤，脚上是一双旧凉鞋，但眼睛很亮。她要求的工资不高，折合人民币也就三百块钱一个月。我其实不太想招女工，觉得建材店搬搬抬抬的女人干不了，但她二话没说，直接弯腰扛起了一袋五十斤的水泥，稳稳地放到了三米外的货车上。我留下了她。
有了她，我的店里再也没有丢过东西。她对当地人的套路了如指掌，谁要是敢在店里浑水摸鱼，她扯起嗓门能把对方骂到退出街口。买卖上的讨价还价，只要她出面，总能拿到最实惠的底价。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离不开她了。不仅是生意上，生活上也是。我得了肠胃炎在出租屋里疼得打滚的时候，是她跑了很远的路买来草药熬给我喝，又在床边守了我两天一夜。
很多中国人都觉得当地人懒散、不靠谱，但阿伊莎让我看到了乌干达女人的韧性和忠诚。第二年，我跟着她回了老家。那是一个连电都没通的村子，房子是泥巴糊的，屋顶盖着茅草。按照当地的习俗，我买了两头牛和几只羊作为彩礼，交给了她的父亲。没有婚纱，没有戒指，村里人围着火堆跳了一晚上的舞，我们就这样结了婚。
婚后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好，从一个小店面发展成了有两个大仓库的建材批发商。手里有了钱，我把阿伊莎家里的泥巴房翻建成了砖房，还供她的弟弟妹妹上了学。在乌干达，一个人发财了，养活一大家子亲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娶第二个老婆格蕾丝，是在2018年。
那年雨季，我感染了恶性疟疾。在国内，疟疾可能算不上绝症，但在非洲，这东西随时能要人的命。我发烧烧到四十度，整个人打冷颤连床板都在晃，甚至出现了幻觉。阿伊莎当时正怀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身体沉重，不方便在医院彻夜照顾我，格蕾丝当时是那家私人诊所的护士。
在那熬人的一个星期里，格蕾丝每天给我擦身、换药、喂水。我清醒过来的时候，看到她趴在床沿睡着了，手里还紧紧攥着我的输液管，怕我乱动滚针。后来我才知道，格蕾丝是个单亲妈妈，前夫是个酒鬼，喝醉了就打她，后来死于一场车祸，留给她一屁股债和一个三岁的女儿。她每天在诊所上十二个小时的班，下了班还要去街边卖烤香蕉补贴家用。
病好之后，我出于感激，经常去买她的烤香蕉，有时候也会塞点钱给她的女儿买衣服。一来二去，周围的人都看出了端倪。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居然是阿伊莎。
有一天晚上，阿伊莎挺着大肚子对我说，格蕾丝是个好女人，太苦了，你要是喜欢，就把她娶回来吧。我当时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用中国人的思维根本无法理解，阿伊莎却看得很平淡。因为在乌干达，一夫多妻是合法的，在很多部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群中更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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