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4日夜，曲阜驿站外秋雨初歇。华野前委的灯光一盏接一盏亮起，赶来参会的宋时轮甩开雨衣，第一句话就是追着粟裕要主攻权；三天后，他又摔门而出，留下“缺员不补，宁可不打”的狠话。这几句火药味极浓的言辞，传遍了野战军，也烙进了陶勇脑子里。那时，陶勇正带着23军在苏南整训，一听到消息，只抖落了三个字：“这脾气！”
济南战役打完，两人的交集并未立即出现。到1950年1月，粟裕将23军、26军划归九兵团，中央随即电令：陶勇调任宋时轮副手。对旁人而言，师长升兵团副司令是喜讯，可陶勇心里拨算盘——“要跟着那位火山口一起干活，恐怕天天要炸”。他思虑再三，把任职电报压在抽屉里，先用“舟山剿匪任务繁重”作挡箭牌，拖了又拖。
八月中旬，朝鲜局势急转直下。18日，毛泽东点名宋时轮九兵团、杨得志十九兵团列为第一梯队，随时入朝。命令一下，宋时轮心里有根刺：副司令还在杭州喝西湖龙井。参谋提议再发一次加急电报，他摆摆手：“发电报哪有当面抓人好使？走一趟！”
于是出现了8月下旬那幕小插曲。午后两点，杭州23军军部食堂人声鼎沸。陶勇夹着碗，一转头看见门口站着的光头高个——宋时轮，身后跟着一溜参谋。气氛瞬间僵住，只听宋时轮故意放大嗓门：“陶军长的伙食不错呀，是不是怕我饿着？”周围官兵噤若寒蝉，只有陶勇讪讪地把碗搁下，迎了上去。
两人落座，炊事兵端来一盆白菜炖粉条。宋时轮瞄了眼，“就这？”陶勇也豁出去了：“山珍海味招待不起，将就吧。”不料宋时轮哈哈一笑：“我是来领副司令的，不是来挑碗筷的。”一句话，说得陶勇耳根通红。
饭后，二人独坐屋角。宋时轮递根旱烟，语气放软：“老陶，你到底图什么？咱并肩打了这么多年，别拿我当阎王。怕我骂，你就不上任？”陶勇叹了口气：“说实话，怕闹别扭。咱俩都是急脾气，一吵影响全兵团。”宋时轮一愣，随即把烟杆往桌上一磕：“打不好仗，我骂天骂地；干得漂亮，一句话不说！听说你带兵泼辣，我正缺你这把尖刀。”说着，他压低声音，“九兵团要进朝鲜，咱们仗可不是替自己打，是替几十万老百姓的命打。”
窗外的蝉声吵闹，屋里却安静下来。陶勇沉思半晌，站起身敬礼：“三日内到任。”宋时轮伸手一握：“就等你这句。”
九月初，陶勇带着参谋长、链锯似的两只皮箱，赶到九兵团司令部。报到第一天，宋时轮拿出厚厚一摞作战计划，让他提意见。两人照例争得面红耳赤：左翼穿插还是正面猛攻？夜袭还是强击？半夜十二点，还在沙盘前杠。警卫员递水，陶勇顺手一摆：“先放着！”几杯黑茶下肚，两人突然找到交集：以20军、27军为钳形突破，23军居中突击，26军为预备。方案拍板后一拍即合，所有围观参谋暗暗松气：这俩虎将总算对上拍了。
入朝后，九兵团的处境极为艰难。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温度骤降到零下三十度。冰雪没膝，武器上冻。宋时轮下达死命令：“必须挡住美陆战一师南逃。”26军在新兴里正面苦战，伤亡惨重。陶勇指着地图一句话：“我顶上。”他带23军主力开赴缺口，和敌人掰手腕。枪声、炮声、冻裂声在山谷里乱成一锅粥，夜里连呼吸都像刀割。第三天早上，急电传来：26军伤亡超三成，请示撤后整补。宋时轮踱了两步，狠心下笔：批准后撤。兵团纵深由陶勇统一指挥，他清楚副手比自己更熟悉这类硬仗。
战后统计，九兵团冻伤减员超过三万，牵制了美陆战一师全力北撤，为东线合围赢得三昼夜。回国休整时，宋时轮主动上书要求处分自己：“指挥不周，造成过大非战斗减员。”总司令部未予批准，却采纳志司建议：让陶勇继任代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转赴志司担任副司令员。
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时，宋时轮在平壤前线指挥十余万大军，再没机会与陶勇并肩厮杀。年底，前线换防完毕，陶勇回国出任华东海军司令；宋时轮则调总高级步校，操心全军高级步兵教育。他们的脾气依旧，岗位却已天各一方。
多年后，有年轻军官问陶勇：“老首长，当初真怕宋司令吗？”陶勇摆手笑道：“怕？那是客气话。猛将要配硬帅，一支刀不够，要两口刀一起闪才亮。”他没再多说，只抬头看向墙上那张褪色的九兵团合影：两张桀骜面孔并肩而立，背后是一面战旗，风把旗角吹得猎猎作响，似乎还带着长津湖的寒意和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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