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王先生，美国海关不让您登船了。」
1951年9月的檀香山码头，王德宝死死攥着那张回国船票。
他学的是核酸生化，这个专业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太敏感」。这一扣就是整整三年。
塞翁失马，这三年反倒让他干出了一件震动世界制药业的发现；十几年后回到祖国，一块让哈佛、MIT都啃不动的硬骨头，正在等他。
01
苏北有个小镇，叫黄桥。
一条老街，几家酱园，几口古井。1918年5月7日，镇上「泗记王永盛」酱园老板的三哥家里，添了个男丁，取名王德宝。
王家在当地算是体面人家。王德宝的父亲王松樵当过江苏省参议员。
四岁那年，父亲把他送进了镇上吴铁珊先生的私塾。
私塾里一张八仙桌，几条长凳，一本《三字经》，一根戒尺。背不出书要打手心。写字写歪了也要打手心。
王德宝在那张长凳上，一坐坐了七年。
1929年他十一岁，家里把他从私塾里拎出来，塞进了黄桥镇小学，直接插班五年级下学期。
一个只会背「之乎者也」的孩子，突然要和学过算术、地理、国文的同学一起考试。
王德宝咬牙追了一年，考进了南通私立崇敬中学。
崇敬中学在当时是个什么地方？长江下游一带的学子，以考进崇敬为荣。这里的老师不少留过洋，课本里有达尔文，有门捷列夫，有巴斯德。
就是在崇敬中学，王德宝第一次听说了「生物化学」。
化学老师讲到蛋白质的时候，说了一句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
「各位同学，谁能揭开蛋白质的秘密，谁就能揭开生命的秘密。」
1936年，他十八岁，参加高考。
国立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同时寄到了黄桥镇。
家里人围着这两封信商量了一晚上。
老父亲拍板。
「去南京吧，离家近。」
王德宝听话，去了国立中央大学，选的是生物化学专业。
可他没想到，这平静的大学日子只过了一年。
02
1937年8月，上海闸北的天空被炸弹染红。
几天后，战火烧到了南京。
国立中央大学紧急开会，决定内迁重庆沙坪坝。
从南京到重庆，几千里路。学校的仪器、书籍、标本全部打包装船，沿着长江往上走，走到宜昌换小船，走到重庆靠岸。
日本飞机在头顶盘旋，炸弹在船边炸开水柱。教授们把实验瓶抱在怀里，像抱着婴儿。学生们的书包里装的不是课本，是显微镜的镜头。
到了沙坪坝，学校就在一片山坡上。
教室是草棚。实验室是草棚。宿舍也是草棚。
王德宝就在这样的草棚里读完了本科四年。
1940年他毕业了，留校当助教，那年他二十二岁。
可做什么实验？没试剂、没仪器、没经费。
王德宝只能带学生做最基础的实验课。下课自己找书看，找不到书就写信给国外的朋友，请人从海外寄文献过来。
这样熬了三年。
1943年，转机来了。
中央大学医学院在成都，医学院里有个生化科，主任叫郑集。
郑集是中国生物化学开拓者之一。192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生物系，1936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拿的博士。回国后一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化学研究室。
王德宝写了封信，问能不能跟着郑集先生做研究。
郑集回信：来吧。
王德宝就从重庆搬到了成都。
跟着郑集，他开始研究植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那两年在《中国化学学会》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
1945年，他晋升为讲师。同年，抗战胜利了。
03
1946年夏，王德宝跟着中央大学从四川回到了南京。
没多久，教育部要招考公费留美学生。整个中国，只招十个名额。
王德宝去考了。
考试的科目难，录取的要求更苛刻。不光看笔试，还要看英语口语、家庭背景、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最后榜单公布，王德宝的名字赫然在列。
1947年初，他坐上了去美国的船。
先进的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学的是制糖专业。
为什么是制糖？
因为公费生是国家派出去的，学什么专业要由国家定。当时国家想发展制糖工业，就把他塞进了这个方向。
王德宝不挑。
他在路易斯安那只待了一年。但成绩好得惊人，被美国化学会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分会选为荣誉化学会员。
1948年，他换了学校，去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生化系。
带他的导师是科里教授。
科里是谁？1947年刚刚拿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人。科里夫妇俩都是诺奖得主，实验室是全美最牛的生化实验室之一。
王德宝进这个实验室，被分到一位叫Lampen的资深教授手下。
第一个课题叫《胞苷的酶促脱氨》，是核酸生化领域的一个经典课题。
王德宝一头扎进去，半年就做完了实验，写完了论文，拿到了硕士学位。
04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消息传到美国，在留美的中国学生圈里炸开了锅。
紧接着，美国政府出了一个新政策：停发所有留美中国学生的经费。
断了钱，要么辍学，要么在美国找工作。
王德宝去找导师Lampen。
好在Lampen是个厚道人，刚刚接受克里夫兰城凯斯西储大学的聘请。
「跟我走吧，去凯斯西储当助教。」
王德宝跟过去了。
在凯斯西储的两年，是他学术上最高产的两年。
他在戊糖乳杆菌中找到了一种能分解腺苷、胞苷和黄苷的核苷酶。又从土壤里分离出一种能把尿嘧啶氧化成巴比妥酸的细菌。
这两项发现让他在美国核酸生化圈里小有名气。
1951年，王德宝拿到了凯斯西储大学的博士学位。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回国的船票。
05
1951年9月，王德宝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那艘船从美国西海岸出发，横穿太平洋。
开了五天五夜。
第六天，船到了檀香山。檀香山是中途补给港。所有乘客要下船办入境手续，换船再走。
王德宝拖着箱子，跟着人群走向海关。
海关官员看了看他的护照。
翻到他研究背景那一页，突然停住。
「王先生，请您到旁边那间屋子里等一下。」
王德宝心里咯噔一下。
他被带到一间小屋里，等了整整四个小时。
最后一个穿制服的官员进来，递给他一张纸。
「根据美国政府规定，您暂时不能离开美国领土。」
「为什么？」
「请您理解。」
王德宝心里清楚，这事不简单。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留美学生的限制政策。但凡学的是理工科，特别是核物理、化学、生物这些领域的，一律严格审查，甚至禁止归国。
钱学森就是在差不多同一时期被扣的。
王德宝没那么有名，但他的研究方向也足够敏感——核酸生化，牵涉到生物学的最前沿。
他就这样被扣在了檀香山。
一天。
两天。
一周。
一个月。
他身上的钱快花光了。
他想过偷渡，想过绕道墨西哥，想过写信回国求救。
最后他冷静下来：硬闯走不了，只能曲线求生。
他给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了一封信。
约翰·霍普金斯是全美顶尖的医学院。王德宝在学术圈里已经有了点名气，很快就接到了面试通知。
他拖着箱子从檀香山飞到巴尔的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1951年底，他正式开始了博士后研究。
这一待，就是三年。
06
约翰·霍普金斯三年，王德宝的课题叫「从辅酶Ⅰ制备辅酶Ⅱ」。
辅酶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物化学试剂，几乎所有制药厂、生化实验室都要用。
可当时全世界生产辅酶Ⅱ的方法有一个大问题：贵。
贵到什么程度？一克辅酶Ⅱ的价格，比一克黄金还贵。
原因是制备工艺复杂，产率低，提纯难。
王德宝在实验室里试了几十种酶，想找一条捷径。
有一天他想到了一个思路。
辅酶Ⅰ比辅酶Ⅱ便宜十几倍，两者结构非常相似，差别就在一个磷酸基团上。
如果能找到一种酶，直接把辅酶Ⅰ上多加一个磷酸，不就变成辅酶Ⅱ了吗？
想法简单，做起来难。
他筛了几百种酶，最后锁定了一种能完成这个反应的酶促法。
这个方法一发表，全世界药厂立刻跟进。生产成本降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不到。
王德宝在圈里一下子出了名。
好几家大药厂找上门来，开出高薪，请他当技术顾问。他都婉拒了。
有一次，一位药厂老板亲自来到他的实验室。
老板开门见山。
「王，你留在美国。我给你一套房子，一辆车，年薪三万美金。」
王德宝摇头。
「我要回家。」
「你家在哪儿？上海？北京？那里现在什么条件，你清楚吗？」
王德宝没答话。
他只是指了指桌上一张泛黄的地图。
地图上，黄桥镇那个小点，被他用红笔圈了出来。
1954年夏天，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限制出现了松动。
王德宝立刻着手办回国手续。他跑了好几个月，拿到了签证。
但美国政府还是不让他走直线，不能直接从美国回中国。
他只能绕道。
从美国飞到法国。
从法国坐船到英国。
从英国绕到中国香港。
整整两个月。
1954年底的一个冬日，王德宝的脚踩上了上海外滩的码头。
距离他1947年初离开中国，整整七年。
距离他1951年9月在檀香山被扣，整整三年零三个月。
07
王德宝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
到所里报到那天，所长亲自领他看实验室。
「王先生，这间屋子就留给你了。」
王德宝推开门。
屋里空荡荡的。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老掉牙的水龙头还在滴水。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下雨天能漏到桌上。
王德宝笑了笑。
「够了。」
所长搓了搓手。
「试剂、仪器都得慢慢来。你先列个单子。」
王德宝列的单子，比所里预想的要短得多。
他只要了几样最基本的：一台分光光度计，几瓶常用试剂，一批玻璃器皿。
其他的东西，他说可以自己想办法。
没有恒温水浴锅，就用脸盆装热水。
没有离心管架，就用木头削。
没有合适的反应容器，就拿家用的搪瓷盆。
最绝的是算数据。
那个年代没有计算机，精密计算全靠手摇计算器。可手摇计算器也是稀罕物，所里只有一台，还得排队用。
王德宝干脆从家里搬来一把算盘。
他算分子量。
他算反应浓度。
他算数据偏差。
一算就是几个小时。
老助手后来回忆这段日子，只说了一句话。
「王先生的算盘，打得比账房先生还快。」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1954年王德宝创建了核酸研究组，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第一个核酸研究组。
七个人里，没一个核酸科班出身的。
王德宝挨个培训。他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东西，一条一条写成讲义，印出来发给每个人。讲义是手刻的蜡纸，字迹潦草，内容扎实。
研究组刚成立没多久，王德宝就开始布局一件大事。
他要做核苷酸类助鲜剂。
08
核苷酸类助鲜剂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一种比味精更鲜的调味品。
国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研究，到60年代日本已经开始商业化生产。
中国呢？一片空白。连一家工厂能生产单核苷酸的都没有。
王德宝知道，科研不能只在实验室里转圈，得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
1960年前后，他找到了上海天厨味精厂。
天厨味精厂是中国最老牌的味精厂之一，建厂几十年，技术积累深厚。
王德宝带着学生跑到味精厂，和厂里的工程师一起蹲车间。他在黑板上画流程，工程师在旁边补细节。
「王先生，这一步的发酵温度要控制在37度，可我们现在的恒温设备不够。」
「那就土法上马，蒸汽管道外面包石棉。」
「王先生，这一步要冷冻分离，冷库不够用。」
「分批次做，晚上气温低的时候做。」
王德宝指导学生开发了一套「自溶法」，能一次性生产出四种5'核糖核苷酸。
这个方法被天厨味精厂直接采用。
1962年，中国第一个5'核糖核苷酸生产车间在天厨味精厂建了起来，填补了中国生化药物生产的一大空白。
但王德宝并不满足。
这项成果，1978年拿了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09
1965年9月17日，上海生化所传出了一个震动全世界的消息。
中国科学家成功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化学方法合成出蛋白质。西方科学界先是不信，亲眼验证后都惊住了。
王德宝在第一时间听到了消息。
他比谁都激动。
胰岛素合成的成功，意味着中国科学家有能力合成生命的基本单元。
但王德宝心里清楚，下一步在哪里。
胰岛素是蛋白质。蛋白质的合成，需要一个更关键的分子来「搬运」。
这个分子叫转移核糖核酸，英文缩写tRNA。
tRNA比胰岛素更复杂。
胰岛素是51个氨基酸。tRNA是76个核苷酸。
但是，tRNA里除了四种普通核苷酸，还含有七种修饰核苷酸。每一个修饰核苷酸都要单独合成，单独接上去。
合成tRNA，相当于在分子尺度上盖一栋七十六层的楼。每一层都得严丝合缝。错一个氢键，整栋楼就塌。
这块骨头，全世界的顶尖实验室都想啃。
美国哈佛大学的霍利教授1965年刚刚测出了酵母丙氨酸tRNA的完整序列，这个成果让他拿了196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但「测序」和「合成」是两回事。
测序是把拆开的积木一块块画下来。合成是从零开始拼出来一模一样的积木塔。
当时全世界都在想办法合成tRNA。美国的MIT在做，英国的剑桥在做，印度的科学家也在做。
没有一个团队跑完全程。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科学界决定接这个任务。
1968年，「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人工全合成」项目正式立项。
这是一个大协作项目，参与单位包括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中科院北京生物物理所、北京大学，加上上海一家试剂厂。
50岁的王德宝被任命为合成组组长。
10
1970年，王德宝正式接手人工合成tRNA的核心工作。
tRNA是76个核苷酸。按照设计方案，要先把76个核苷酸分成若干片段，每个片段单独合成，最后再像拼图一样拼起来。
第一步：合成最小的片段。
第二步：把小片段连成中片段。
第三步：把中片段连成两个「半分子」，5'半分子35个核苷酸，3'半分子41个核苷酸。
第四步：把两个半分子连成完整的76核苷酸长链。
第五步：证明合成出来的东西真的是tRNA，而且有活性。
每一步都是难关。第一步就卡住了。
那些年整个国家的科研条件都很紧张。
试剂要靠国外进口，进口通道时断时续。
设备要靠自己琢磨。很多时候实验做到一半，一个关键的离心机坏了，没有零配件，只能停下来等。
人员也不稳定。原本协作项目有好几十号人，到了后期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项目组。
王德宝带着剩下的人硬撑。
他每天早上七点到实验室，晚上十一点才回家。周末不休息。过年也就回家吃顿饭，下午就回所里。
他的夫人有时候去实验室给他送饭，进了门一看，饭菜放在桌上凉了三四个小时，王德宝还在看显微镜。
八年过去了。
1978年，项目组盘点了一下成果。
八年时间，只合成了一个「8核苷7磷酸」。
什么意思？76个零件，只拼出来8个。
比预期晚了整整六年。
1978年的国际形势变了。
哈佛在追赶。MIT在追赶。印度的科拉纳实验室也在追赶。
一旦中国落后，这份荣誉就和中国人无关了。
王德宝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知道再这样下去项目就要废了。
那天晚上他在实验室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他去找所领导提了一个让整个项目组都炸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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