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诞生120周年（四）| 胡红萍 | 打开尘封的“舞台” ——论档案文献在越剧史研究中的价值及作用|上海越剧院|剧种|戏曲|文献|档案|胡红萍

2026年第4期总第827期

打开尘封的“舞台”

——论档案文献在越剧史研究中的价值及作用

1952年《梁山伯与祝英台》范瑞娟饰梁山伯，傅全香饰祝英台

2026年，越剧迎来120周年诞辰。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之一，越剧艺术形态的演进与传播范围的拓展，堪称现代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在越剧历史的追溯与书写过程中，学界对于其起源脉络、发展流变、文化内涵阐释等问题，仍存在诸多分歧；而当代学者集中于民国时期的越剧研究，使得越剧史研究呈现出“厚古薄今”的倾向。黄静枫指出，现有越剧史著作普遍存在“理论匮乏”与“流变缺省”的局限，其根源在于“未能在书写中广泛使用科学的越剧史研究方法”①。

笔者认为，高屋建瓴的越剧史观与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固然是推动越剧史研究迈向新高度的关键，但文献史料挖掘不足仍是制约越剧史整体性建构的重要因素。过度使用口述史料与二次文献，而忽视对馆藏原始档案文献的深度开发与利用，造成现有越剧史诸多关键点缺乏直接、扎实的证据支撑，是越剧历史书写相对薄弱的原因之一。本文立足档案学视角，对档案文献进行概念梳理与价值阐发，以期为未来的越剧史研究打开新的“舞台”。

一、档案文献在越剧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在档案学中，档案文献的概念说法不一。韩宝华认为档案与档案文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档案指的是档案的原件，档案文献指的是档案的复制件或出版物。”②吴宝康则认为档案文献本身就是档案，但特指“档案中那些具有较为久远和较为重要价值的部分”③。但不同的释义几乎都认同“档案文献由于其原始性和直接记录性而被视为一次文献”④。也就是说，档案文献具有和档案一样的基本特征。第一，原始性与直接性。档案是历史活动同步产生的“副产品”，未经后期加工与阐释，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历史现场的原始信息，是接近历史本真的直接证据。第二，权威性与凭证力。档案一般产生于法定机构或正规组织的职能活动，具有法律或行政效力。例如，剧团批文、演出契约、审查意见等文件在厘清史实时具备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对档案文件的汇编、出版并不影响其原始记录与凭证查考性质。在史学方法上，档案文献属于第一手证据，而口述史料、报刊新闻、后世论著等则被视为二手乃至三手文献。当多种史料出现冲突时——例如，艺人回忆与档案记录相悖且无强反证时，原则上采信档案（文献）记载。不仅可以利用档案验证历史事实，纠正错误和偏差，还可以通过对大量历史档案的研究，“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⑤，因此档案在历史研究中具有“第一性”价值。

1946年越剧《祥林嫂》演出戏单

越剧史家、《上海越剧志》主编之一卢时俊说过：“资料乃是修志写史的基础，是前提，这是修志者都明白的道理。在如何运用资料方面，应根据资料的性质区别对待，我所接触的资料大致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文书档案，说明书、照片、报纸广告、海报等；第二类是报刊、书籍上登载的文字图片；第三类是访问当事人及有关人员的记录以及他们提供的回忆文章等。第一类资料比较真实可靠。”⑥此处“第一类资料”即档案文献，足见越剧研究者早就意识到档案相较于其他史料的优先性与可靠性，早期越剧史论著作的编撰，也均尽可能地借助档案文献展开研究。但由于旧时越剧班社缺乏规范化的档案管理机制，加之彼时戏曲地位低微，官方机构鲜有收录相关档案，致使越剧发展关键阶段的大量原始记录缺失或散佚民间，为相关研究带来阻碍。值得庆幸的是，越剧发展的历史相对较短，在研究起步阶段，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尚在世，具备极为便利的口述访谈条件。正因如此，倚重口述访谈资料成为越剧史研究的一大显著特点。

口述史料弥补了客观文献的不足，同时也留下了不少含混的历史叙事。以越剧诞生为例，1906年春天首次登台已成学界定论，但具体日期、地点与参演艺人，目前至少存有三种不同说法，且均源自早期男班艺人的口述回忆。其一，1906年年初，南派落地唱书艺人高炳火、钱景松等人在临安于潜乐平伍村演出；其二，1906年春，北派艺人马潮水、相来炳与另外7位唱书艺人，在余杭陈家庄联袂登台；其三，1906年清明节，高炳火、钱景松等嵊县艺人归乡，于嵊县东王村香火堂前搭台演出了《珍珠塔》等剧目。同样，关于“越剧”之名的首次出现，学界也曾众说纷纭，既有1925年《申报》广告记载说，也有1938年樊篱定名说、20世纪40年代“新越剧”得名说等诸多观点。而《申报》广告的档案文献属性，使其可信度远高于个人回忆与口述资料。此外，围绕越剧各流布区域对剧种发展的影响、越剧改良与改革的历史功绩等问题的争论，表面看是观点与立场的差异，究其根本，还是缺乏翔实、明确的史料佐证。若能发掘出官方文牍、政府批复、戏班经营原始数据等档案，人为的学术分歧便可消弭。

1925年《申报》越剧广告

越剧历史虽不如京、昆等剧种源远流长，却因发展迅疾、实践频繁、形态复杂，而在120年的历史中留下了独特而丰富的档案文献，从中可以解码许多关于现代戏曲的发展经验与典型课题。但作为新兴剧种，越剧留给历史建构的时间距离与思考空间均有限，研究者若仅依赖报刊文献与部分艺人的回忆录，必然难以勾勒出立体、复杂的历史情境。因此，重新认识档案文献的价值，对于推进越剧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档案文献在越剧史研究中的利用现状

越剧研究工作起步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越剧史论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如果以新世纪为分水岭，越剧研究可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由于越剧理论总结的最初需求源于越剧界指导艺术实践的需要，前期的研究主体大多为越剧界的业务核心人员，他们实践经验丰富，开展研究具有便利条件，但很少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他们主要采用调查法和文献法，从剧种历史、艺术家生平到剧目、表演、音乐、舞美等艺术本体要素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史料来源有档案文献、报刊、田野调查、艺人访谈等，其中口述访谈占比较大，档案文献仅作为补充性佐证。此阶段整理汇编的一批成果，如《越剧传统剧目汇编》《越剧老调汇集》《早期越剧发展史》《越剧溯源》《上海越剧志》《越剧舞台美术》等，成为后期越剧研究的基础文献资料。

1936年女子越剧第一张唱片（A和B面）

随着越来越多社科学者与高校师生的参与，越剧研究的学术规范越来越强，学者们除了以前期文献为史料基础，也非常注重对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姜进《诗与政治》立足中国近现代历史背景考察女子越剧发展，其参考文献涵盖档案文献、报刊资料、中外论著等，且将档案资料列为首位。但从资料的数量比例来看，仍以口述访谈与报刊文献为主。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访谈的对象包括越剧早期艺人、流派宗师、从业者等，覆盖越剧历史的重要参与者，访谈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类系统采录的口述记录经过归档核验，亦可完成向档案的转化。口述史的价值近年来在社科研究中愈来愈受重视，有学者认为“口述档案可以弥补官府档案的不足，从而为史学研究提供详尽完备的文献资料”⑦。当代越剧研究中，在口述基础上整理的艺术家文集、传记、回忆录、书信等成果非常丰富，大大拓宽了越剧的史料空间。但一方面口述资料受个体记忆偏差、叙述立场倾向及时代语境规约，具有记忆重构性与内容选择性，与档案文献的客观性、原始性存在本质差异，难以替代档案的凭证功能；另一方面，随着“宗师级”越剧艺术家一一离世，口述访谈的便利条件消失，许多学者转而从民国报刊文献中挖掘资料。不可否认，报刊新闻的时效性决定了其成为档案文献的可能，且不少报刊内容可以“提供未经官方筛选的公共视角”⑧。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主编的《上海越剧广告》对1917—1949年《新闻报》和《申报》刊登的越剧广告进行整理汇编，清晰地还原了民国时期越剧在上海的演出情况，成为当代越剧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但需注意的是，民国时期诸多商业小报对越剧事件的记述与艺人评价，往往带有明显的消遣猎奇与歧视色彩。若不加甄别便直接采信使用，则难以还原越剧发展的真实面貌。

新中国成立后，国营越剧院团逐步建立起规范化的艺术档案管理制度，各类戏曲艺术档案等均得到系统归集与妥善保存。新时期以来，各级政府、文化管理部门与档案机构更为重视戏曲艺术档案的征集、整理与保存工作，为当代越剧研究构筑起坚实的史料基础。但调查发现，这一优势目前并未体现。笔者采用引文分析法，在中国知网（CNKI）以篇名（或题名）含“越剧”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获得文献2546篇，其中学术文章1896篇，学位论文77篇。在以上结果中，又以参考文献含“档案”关键词进行搜索，仅有学术文章16篇，学位论文0篇，占比仅为0.84%。当然，关于档案文献的表述并非“档案”一词可穷尽，一些政府文件、档案材料汇编等可能以“文件”或“资料汇编”等名称出现，散落民间的档案资料也不以“档案”命名，因此以上统计结果并不精确。但极低的比例依然可以说明当前越剧研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馆（室）藏标准化档案的利用率严重不足。

16篇文章中共有51条档案文献引用记录，被引用最多的为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文化局档案，其次是浙江省档案馆和福建省档案馆文化类相关文件。引用档案最多的两篇文章为刘盼红的《国家因素与当代越剧的跨地域传播——以芳华越剧团离沪赴闽为考察中心》（29次）与王亮的《20世纪50年代越剧与评弹国营剧团演出活动比较研究》（8次），均涉及不同机构的多个档案卷宗。但大多数文章对档案的利用都停留在零散征引与辅助点缀的阶段，且引用的卷宗都集中在文化戏曲类档案。由此可知，档案文献在越剧史研究中还有非常大的利用空间。

三、档案文献与越剧史研究的深化路径

强调档案文献的利用，其意义在于推动越剧研究范式从以论述为中心转向以证据为中心，从而建构起更为客观、完整的越剧史。当前，越剧研究者对档案文献的深度利用受到多重因素制约，其中主要有以下两点。

中国知网越剧文献档案利用情况统计

第一，主观上，研究者“查档”的学术意识不强。目前，学界虽普遍认同档案的学术价值，但由于查档耗时费力且结果不确定，许多研究者不愿下这种“笨功夫”，或者仅限于查阅省市档案馆与越剧密切相关的卷宗。越剧在艺术演进过程中也深度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城市文化、性别建构与经济发展，因而在诸多领域都形成了档案遗存。研究者不应囿于剧种本身，而应拓展至社会史维度，系统整合地方志、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类档案，在立体历史语境中审视其发展。此外，为数众多的越剧院团是越剧档案的形成者，由于非遗的活态传承特性，其档案并未按照常规流程移交给上级档案部门，而是长期留存于院团档案室，具有极大的学术潜力。

第二，客观上，研究者“查档”存在多重壁垒。其一，越剧流布范围广，其档案散存于各地政府机构及档案馆、院团档案室和私人手中，给查档造成很大困难。其二，多数越剧院团档案室不具备公共服务职能，面向社会开放度低，许多珍贵的档案尘封在库房，与日益增长的学术利用需求脱节。其三，档案数字化进程缓慢，数据库建设滞后，检索效率低下。其四，当前越剧民营剧团数量多、演出繁，但其艺术档案管理仍处于自发的阶段，尚未得到统一、规范的引导。总之，地域、机构、技术等多重壁垒，仍是制约越剧档案利用的关键因素。

上海越剧院艺术档案查档人次统计（2021-2025）

上海越剧院艺术档案例图

近年来，上海越剧院在大力推进艺术档案数字化的同时，于保障档案安全的前提下，逐步面向高校师生、社科研究人员开放档案查询和利用服务，查档人次呈逐年上升趋势。笔者认为，唯有从技术与制度层面共同发力，推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建立跨地域、跨机构的协同查档机制，方能有效开拓越剧史研究的新局面。

然而，强调档案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并非推崇“唯档案论”。官方档案常带有自上而下的叙述视角，有时会遮蔽底层真实与日常经验；而戏曲传承历来依托口传心授，更突出口述史料、回忆录、报刊文献等多元载体的不可替代性。因此，越剧研究者应立足档案文献构建的史实框架，以口述、报刊等材料充实历史肌理，在档案与多元史料的对话与互证中，构筑坚实而鲜活的历史叙事，为越剧的当代传承与未来发展提供深层滋养。

（作者系上海越剧院艺术档案研究室主任）

①黄静枫：《越剧史书写述论》，《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第6—7页。

②韩宝华：《档案文献编纂学纲要（初稿）》，甘肃省档案局铅印，1981年版，第4页。

③吴宝康，冯子直：《档案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④赵爱国：《档案文献编纂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⑤陈瑜,丁祖军：《档案在唤醒历史记忆中的独特价值》，《档案记忆》，2024年第12期，第43页。

⑥卢时俊：《参加修志工作的心得》，《上海文化史志通讯》，1989年第3期，第10页。

⑦李财富，张顺涛：《口述档案与历史研究》，《档案》，1998年第2期，第18页。

⑧韩峰：《报刊档案的编研价值及运用研究》，《档案天地》，2005年第9期，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