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明程度，如果用对待女性的态度为标尺，文明还是愚昧，泾渭分明。
特别是从女性着装上，可以肉眼判断出一个城市、村庄、社会的文明调性。
有的地方女性必须黑袍加身、头巾遮面，不小心露出发丝，都会被处以刑罚。这种地方肯定离文明社会非常遥远。
最近在看《旗袍下的觉醒——20世纪女性传奇》一书，颇有些感触。
从书名来看，“旗袍”可能有两重含义，一是借指女性，二是借指时代，清末民初。
该书讲述民国时期32位女性的传奇故事，以“觉醒”为主轴，铺陈出她们各自的情感、才华、生活气息、互动交往。
这些传奇人物，与当时的政、学两界交织甚密，她们的家事与国事，如卯榫勾连、密不可分。
全书分为五个“觉醒”块区：政治觉醒、知识觉醒、情感觉醒、身份觉醒、未竟的觉醒。
举几个例子“剧透”一下：
隆裕太后，1912年的“光荣革命”；刘一，民国第一女官员；宋庆龄，“我真的接近了中国革命的中心”；
李超，民国女大学生之死与中国女性困境；冰心，顺潮的处世之道；张爱玲，倾城之恋与不倾覆的自我；
陶曾谷，毁誉参半的再婚新女性；许广平，女师大学潮中的师生恋；张幼仪，从民国弃妇到商业精英；
马青霞，民国裸捐第一富孀；项美丽，烽火佳人与世界公民；
赛金花，“名妓护国”的制造与消费；王右家，曹禺的缪斯。
作者曾说：作为一个传记作家，每一个人物对于我来说，就好比是一个烂苹果。
我首先要把他洗干净之后，去掉死皮斑块，然后才去享用他。
无论如何不会见到一个名人就去膜拜赞美，无论别人如何膜拜赞美这个名人或大人物。
我读这本书，是愿意将这32位女性经历，作为模块收集起来，再结合其他资讯，一点点地拼接出那个时代在我脑中的模样。
旗袍，姑且可以视为中国女性着装的分割线：一边是遮蔽人体曲线的宽袍大袖，另一边是彰显女性自然之美的合身旗袍。
旗袍，剪裁考究，尺寸严谨，既能把女性身材衬托得凸凹有致，又要求穿着时身形提拔、举止优雅。
这是女性从观念到实务上的绝对性突破。
而女性观念的改变，往往是社会变革中最短的那块板子，也常常是最后一块。
我祖母生于1913年。曾听祖母说过，那时节三件事：放足、剪发、识字。
所以怹们那代人，女性多是半大脚，而且可以看北京晚报一类的报纸，甚至能写信。
因为识字，所以都很注重形象，全身上下，总是收拾得干净利落，即使在那个特殊年代，也是一丝不苟。
这也是一种觉醒，是自尊、尊重自我的觉醒。
在 <宋庆龄：我真的接近了中国革命的中心> 一章中，作者先是考据宋氏原生家庭，然后叙述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相识相爱，以及他们的曲折婚恋。
其中有一处令我莞尔，摘录如下：
（1915年的10月24日下午，从上海家中跳窗私奔的宋庆龄……,第二天抵达东京，孙中山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办理结婚登记……签订了两个人落款时间为10月26日的日文誓约书。）
宋庆龄的离家出走属于典型的私奔行为。她后来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我当时并不是真的爱上他，是出于少年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个好念头。我想我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宋庆龄在给同窗的信中写到：我们更像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
1925年3月12日上午，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11号行辕。
此后，宋庆龄一直以孙中山革命事业继承人与革命精神维护者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直到1981年5月29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身份在北京病逝。
作者借用宋庆龄1926年4月16日写给同窗密友的话，做了这一章的结尾：
我试求忘掉我自己，投身我丈夫毕生的事业，就是实现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我一定要自己尽力并鼓励他人继续我丈夫的事业。
多年以前，我曾参观过宋庆龄故居。印象很深的是，大大的院子里，有一处高高大大的鸽子笼，解说词写有，晚年的宋庆龄，深居浅出，多以看鸽子、弹钢琴消遣。
觉醒，就是真正明白以下几点：
我是谁；
我和别人是怎样的关系？
我与世界的关系如何？
我与别人和外界如何相处？
觉醒，是从被动到主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心智转变。
既有自我认知的提升，也有群体众智的拓宽，是社会文明前行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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