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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走进图书馆,会看到有好些人紧盯着手机屏幕,而非捧着书阅读。纸质书似乎不再吸引人,这是屏幕之罪吗?是大大小小的屏幕在摧毁文明,让新一代的青少年丧失思考能力吗?世界读书日在即,让我们来听听澳大利亚一位大学图书馆员的看法。

卡洛·雅科诺近日撰文说,他平日里的工作就是观察人们如何获取信息,他认为以上“指控”不成立——只是今天人类处理信息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例如,读不进小说的人能看完整整三小时讲奥斯曼帝国衰亡史的视频;哪儿哪儿都涣散的青少年玩起游戏来,却全神贯注,能同时处理多线叙事、协同队友作战。屏幕并不是天生摧毁注意力的,让人拿起手机刷个不停的,是社交媒体平台服务广告的算法,是其不可预测、让人成瘾的奖励机制。

雅科诺说,今天的各种哀叹一点不新鲜,同历史上的文化精英在面对知识传播方式变革时的反应如出一辙。

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小说阅读本身就被视为威胁。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被指引发欧洲模仿性自杀潮。从当时使用的措辞里能明显感到阅读不是件好事:“阅读瘟疫”“阅读痴狂”……1796年《淑女》杂志忧心“各年龄层、各阶层的女性都沉迷小说……这种堕落已无处不在”。到了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期的评论家们更是痛心疾首:英国每周售出超百万份刊载“廉价惊悚小说”的少年读物,这些犯罪、恐怖、冒险故事令人堕落,也令严肃思想消亡、低俗娱乐胜出。

这种恐慌的根源是读写能力脱离了精英掌控。因此,真相是读写能力的扩散,而非衰退。雅科诺说,这甚至可以上溯至苏格拉底对文字的忧虑——有了文字,人们就不再锻炼记忆,看似通晓一切,其实混乱无知、道德迷失。后来的人们似乎不断重复着这种对新媒介的忧虑。如英国在教育普及、识字率上升后,保守派开始对新识字的工人阶级子女的阅读内容感到恐慌。20世纪,矛头则指向了漫画、广播和犯罪电影。

雅科诺援引研究技术恐慌的心理学家艾米·奥本归纳出的“西西弗斯循环”:每代人都恐惧新媒介腐蚀青年;这种恐慌转移了人们对不平等、教育投入不足等系统性问题的关注;等回过神来,发现问题不在新技术本身时,更新的技术已然涌现,循环重启。

新媒介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好多卓有成就的人小时候都没少看“廉价惊悚小说”。而且也不是新媒介带来了浅薄内容——这类内容向来泛滥——而是最新的传播机制被刻意设计成阻碍深度思考所需的专注力。我们要做的,并不是退出当代生活,而是认识到今天知识整合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革。

今天,人类的全部感官几乎都已被调用来接收信息,思想通过多渠道同步传播:有提供情感共鸣和视觉证据的纪录片,有解析时事深层内涵的新闻稿,有通勤途中慢慢渗透入耳的播客。每种媒介都有其他形式无法替代的价值。一个懂得编排整合的人会边看纪录片边做笔记,会利用散步时间听播客,但到了安静空间,也会选择最适宜这个环境的信息载体——纸质书。而过去许多被贴上“学习障碍”标签的人也并非不自律,或是“溃败”了。他们成长于一个“注意力经济”时代,有多种工具被设计出来刻意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保守的教学模式只知道一味否定他们的习惯,而不是起意变革,设计多元化的体验。

雅科诺说,今天的读写能力已不是通文字这么简单,而是要能分辨什么环境支持哪种知识摄入方式,并能主动构建、同时驾驭这些环境。人类在意义编码方面已经“花样百出”,当代人要学习的是如何在其中切换自如。文字并未消失,我们也并未进入“后读写时代”,而是进入了一个多声部共存的交响乐般的世界。与其纠结坐在图书馆里的人怎么都在刷手机,还不如主动把图书馆打造为一个“多模态栖息地”,这里有圣殿一般自带结界的阅览室,也有录音棚、可视化实验室、协作空间——人们在这里学习如何跨媒介转化思想。图书馆将成为学习场所,人们来到这里不仅学习如何阅读,更是来熟悉人类传递意义的所有方式;学校也将教授跨媒介转化思想,就像过去教授语言翻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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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看纸质书就是不看书吗?不,是人们又一次陷入了对新媒介的无聊恐慌》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陈韶旭

来源:作者:编译/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