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民国时期的天津因存在租界而成为文人墨客、遗老耆宿的集居地，城市雅文化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以诗词为代表的雅文化更是一度繁荣，饭馆、公园、运河之畔，以及文化遗址等地，便经常有诗社词社雅集的情形。而对于文人结社所呈现出来的“风雅”，当时的知识青年却有自己的反思与判断，诸如青年作家刘云若在其《冰弦弹月记》中便写出自己对“风雅”的反思。
《冰弦弹月记》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初，小说主角为某报社青年编辑陆九芝。此人一表人才，又颇负才华，深得名士耆宿赏识，是当时城北诗社的成员。小说的主线是陆九芝与鼓姬月琴、厨娘二姑娘之间的情事纠缠，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诗社耆宿梁叔子、徐止庵。在第一章，天津城北诗社成员老名士梁叔子拟学易顺鼎天桥咏姬，欲作咏天津“三不管”地界之《三不管歌》，于是便有天津“三不管”一日行。梁叔子“三不管”之行遇到色艺双绝之鼓姬月琴，惊为天人，归后作诗数首。待诗社雅集之日，梁叔子便把月琴之色艺双绝加以渲染，令徐止庵等人皆欲把月琴介绍给同社陆九芝。于是在梁叔子、徐止庵等人名士心理的助推之下，陆九芝先后与月琴、二姑娘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冲突，并最终皆得圆满。与刘云若以往小说相比，《冰弦弹月记》对传统诗社着墨甚多，对诗社所展示出来的“风雅”则含有一种批判的态度。
《冰弦弹月记》中徐止庵是城北诗社的主脑，现实社会中则代表着有钱有闲、又有社会声望之前清遗老。此类遗老是旧体文学的创作者，是当时“旧文化”的活载体，曾成立诸多雅集社团，诸如上海沤社、青岛“十老会”、天津城南诗社，等等。刘云若自是关注到这种文化现象，便在小说中塑造了徐止庵这一人物形象：“社中主脑和灵魂是一位前朝遗老徐止庵先生。此公爱慕风雅，纠集同志，创立诗社，借此遣兴陶情，本意为高雅。”成立诗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于退出历史舞台的遗老而言，不失为消遣时光、慰藉心灵之风雅举措。但刘云若又注意到此“风雅”之举背后竟也有庸俗难耐之人与事，即有些人欲借“风雅”而行攀缘请托之事。诗社主脑徐止庵虽已退出政治舞台，但其“门生帮吏遍于天下，还颇有些势力”，于是很多人欲巴结请托而“苦于不得其门而入”，及至诗社成立，便看到结交攀缘之良机，“纷纷托人介绍，请求加入”。刘云若如是描写请托攀缘之行为：“最可怕的是很多社友包围止庵，请吃饭送厚礼，不是求他以老师资格代向某省省长举荐位置，就是求他以绅士资格代向本地当局请托事务。”用风雅为苞苴，借诗文通声气。如此，风雅之诗社变成了“巴结请托”之地，实在是对“风雅”的一种讽刺。
梁叔子是城北诗社里的“老名士”，代表当时那些由前清过渡到民国的高龄名士。他们以传统名士自居，一般都有着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持守，在改朝换代之际也选择过遁隐生活。但刘云若却注意到民国初期有很多名士只是刻意营造这种名士形象而已，其行为却呈现出虽隐实仕、表里不一的特点，于是便塑造了梁叔子的形象。梁叔子表面厌弃财利，盼着“优游林下，纳享清福”，做一个风流名士，但其又有“到北京去有所谋干”这样的行为。所谓“有所谋干”，就是谋求北洋军阀政府的某个闲散职位，领份薪水。想做名士，又不舍政府薪水，典型的仕隐矛盾心理。对于名士梁叔子这样的表里不一，刘云若如是分析：“名士却要吃饱了才能做的，做名士的人，不见得人人都有饭吃，便是家有财产，名士既是聪明特殊的所谓超人，当然不会没有算计，怎肯坐吃山空？”
类似梁叔子这样的名士在民国初期有不少，纵然在仕隐之间各自所纠结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但呈现出来的表象却是一致的。对于这些表里不一、伪清高的名士们，刘云若的描述体现出嘲讽的态度。
在小说中，刘云若还描述了城北诗社的活动：“咏了端阳角粽、六月咏了莲花、游了八里台，又结伴到北京，向北海西山颐和园陶然亭收了许多诗料。转瞬节令交秋，又咏牛女鹊桥，再咏中秋明月，重阳时就近在一家大百货店七层楼上，登高赋秋。以后到了冬天，又随着季节办了消寒会。把寒消尽了，又逢新春，大家咏了春雪……旧年就寓的燕子回来了，随即生了乳燕……止庵又邀集社友置酒欢迎燕巢中的旧客人，庆祝燕子家庭的新生命。”诗社雅集大多是每期都有一个主题，诸人皆有诗作。但观刘云若之书写，其对诗社一期又一期的雅集唱和活动并不感兴趣，不认为其有什么具体实际的意义，反而认为是一种“无病呻吟”，是非常无聊的，足见刘云若对诗社传统风雅活动的微讽。
熟知天津诗社之人，可知小说中城北诗社即现实中的城南诗社。城南诗社于1921年成立，刘云若也曾参与过诗社后期活动，因他也是一位诗人，也喜欢旧体诗文的创作。但作为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文坛后起之秀，刘云若又对当时诗社里的攀缘现象、名士行为，以及活动内容持有一种批判性思维，也可视作当时青年人对“风雅”的反思。这种反思或许会因一己之好恶而有所偏颇，但的确是当时文坛现状的一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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