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的一个上午，曼哈顿下城中央大街纽约市规划委员会总部，一栋二十世纪初建造的哥特复兴式建筑，外墙上的石雕已经被染成了深灰色。
唐纳德·特朗普站在大楼入口处，腋下夹着埃迪·巴雷特最新绘制的效果图卷筒，穿着深蓝色的双排扣西装，这是他特意为今天的会面定制的——比在布鲁克林穿的任何一件都要考究。他看了一眼手表：九点四十五分。距离与规划委员会副主席威廉·T·卡明斯约定的会面还有十五分钟。
“特朗普先生？”一个年轻的女秘书出现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她大约二十五岁，戴着黑框眼镜，头发盘成一个发髻，说话时带着一种市政厅特有的公事公办的口吻。“卡明斯先生让我下来接您。他还有个会议，所以想准时开始。”
唐纳德跟着她走进大楼，墙上的铜牌刻着历任规划委员会主席的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1938年。电梯是老式的拉门电梯，需要人工操作——那个穿深蓝色制服的电梯操作员看起来至少有六十岁。
“四楼。”女秘书说。电梯操作员拉上门，机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缓缓上升。唐纳德看着楼层指示灯从L到2，再到3，最后停在4。
“卡明斯先生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女秘书一边说一边推开电梯门，“他让我告诉你，科恩先生上周给他打过电话。”
唐纳德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科恩当然会打这个电话——这就是科恩的方式：在猎物还不知道自己被瞄准的时候，就已经在背后架好了枪。
走廊很长，铺着暗红色的地毯，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的门，每扇门上都钉着铜质名牌。唐纳德经过“交通规划处”、“住房政策处”、“环境评估处”，最后在走廊尽头看到了一扇半开的门，门牌上写着：威廉·T·卡明斯，副主席。
卡明斯的办公室比唐纳德想象的要大，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报告和蓝皮书，有些已经泛黄卷边。一张巨大的橡木办公桌占据了房间中央，桌面上摊着地图、文件。窗户对着中央大街，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灰。
卡明斯本人正站在窗前，背对着门口，手里端着一个冒着热气的咖啡杯。他穿着一件灰色法兰绒西装，银灰色的头发向后梳着，露出一个宽大的额头。他大约六十出头，但眼袋和法令纹让他看起来老了十岁。
“卡明斯先生？”唐纳德在门口站住。
卡明斯转过身来。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带着一种审视的冷静。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上上下下打量了唐纳德几秒——从擦得锃亮的皮鞋，到精心打好的领带结，再到腋下那个卷筒。
“科恩说你有样东西给我看。”卡明斯开口了，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几十年在官僚系统中打磨出来的平稳节奏。他没有寒暄，没有“请坐”，没有任何客套。
唐纳德走进房间，把卷筒放在办公桌上，动作不紧不慢。他知道，在这种房间里，任何急切的表现都会被视为弱点。“西区铁路站场的改造方案。”他说，一边解开卷筒上的皮绳，“会展中心，配套酒店和商业设施。预计创造两万五千个建筑工作岗位，建成后一万两千个永久岗位。”
卡明斯没有立刻看图纸。他把咖啡杯放在桌上——放在一堆文件上面，留下一圈褐色的水渍——然后缓缓坐进那把皮面已经开裂的转椅。“你知道这个办公室每天收到多少份‘方案’吗？”他问，语气里没有嘲讽，只是一种陈述事实的平淡。
“不知道。”
“平均每天四份。一年大概一千份。其中百分之九十，在收到的那一周就被扔进那个——”他指了指墙角的一个灰色铁皮文件柜，“‘待处理’柜。三个月后，它们会被搬进地下室。再过一年，被碎纸机吃掉。”
唐纳德看着他，没有接话。卡明斯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你为什么觉得你的方案不会进那个柜子？”
“因为其他方案不会创造一万两千个永久岗位。”唐纳德说，“因为其他方案不会把一片废弃的调车场变成纽约的门户。因为——”他停顿了一下，把卷筒里的图纸抽出来，在桌上展开，“因为其他方案没有这个。”
那张效果图在灰暗的办公室里展开时，像是有人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户。埃迪画的哈德逊河落日、那条从铁轨改造而来的空中步道、那座玻璃和钢结构的会展中心——所有这些元素在灰扑扑的市政厅办公室里显得几乎不真实。
卡明斯戴上眼镜，俯身看着图纸，沉默了很久。办公室里的时钟在滴答作响，整整三分钟过去了，卡明斯的目光从图纸的左端移到右端，又从右端移回左端。他的手指——指节粗大，指甲修剪得很短——沿着哈德逊河的河岸线缓缓移动。
“很漂亮。”他终于开口，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像是在自言自语。然后他抬起头，摘下眼镜，那层短暂的柔和消失了，湖面重新结上了冰。“也很昂贵。”他说，把眼镜放在桌上，“谁出钱？”
“私人融资为主。”唐纳德说，“但我需要市政府的支持——区划变更，从工业用地改为商业和住宅混合用地。此外，可能需要一些基础设施配套：道路、水电管网的升级。”
“可能。”卡明斯重复了这个词，像品尝一枚橄榄一样含在嘴里咀嚼了一下，然后吐出来，“特朗普先生，我在这栋楼里工作了三十年。每周都有开发商带着‘愿景’来找我。他们谈就业，谈税收，谈城市复兴。”他站起来，走向窗边，背对着唐纳德。
“你知道他们最常用的是哪个词吗？‘催化剂’。这个项目会成为西区复兴的催化剂。然后项目获批后，预算超支，工期延误，承诺的工作岗位从未实现。催化剂变成了安慰剂。”他转过身来，靠在窗台上，双臂交叉在胸前。
“1967年，一个开发商带着一个‘世界贸易中心’的方案来见我。他说会创造五万个岗位，会激活下城区的经济。四年过去了——你能告诉我，下城区激活了吗？那里的人行道还是和三十年前一样窄，冬天刮起风来，你站在街上能被吹跑。”
唐纳德知道卡明斯说的是什么。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正在建设中，但那片区域至今仍然像一座与世隔绝的堡垒，被高速公路和停车场包围着。“世界贸易中心是港务局的项目，”唐纳德说，“是政府的项目。我的项目是私人的。”
“私人的？”卡明斯挑起一边眉毛，“你刚才不是还希望市政府出钱升级基础设施吗？”
“基础设施是公共投资，不是补贴。”唐纳德说，语气平稳，“每投入一美元在基础设施上，会带来五到七美元的私人投资。这不是我编的数字——林登·约翰逊总统的‘示范城市’计划做过详细测算。你们的预算办公室应该有一份1970年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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