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3年，我手里的供销社钥匙就是全公社的命根子，谁见我不递根烟？
可为了那个一身泥水的女劳改犯，我卷铺盖走人时，半个镇子都在看笑话。
三年大汗淋漓的苦日子，我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猫在山沟里掏粪修地。
直到那个清晨，两辆黑得发亮的轿车碾碎了村口的宁静，当那个大人物对着喂鸡的她弯下腰时，我才知道，我当年丢掉的是个泥饭碗，换回来的竟是整个人生的金钥匙...
1973年的双龙公社，空气里总漂着一股子发潮的旱烟味和牲口粪便的气息。
太阳像个被烟熏黑的铜盆，死死地扣在头顶。
我坐在供销社的柜台后面，手里握着一把锃亮的算盘。柜台是木头的，边角已经被磨得发白，透着一股子陈年油脂的味道。
门外排队的人从台阶一直甩到大马路上。
大家伙儿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布票、油票，眼神里透着一种近乎贪婪的渴望。
“卫东，给称两斤盐，要细的。”王大妈把一个布口袋递进来，脸上堆满了褶子，笑得像个风干的橘子。
我没说话，右手一拨算盘珠子，发出清脆的“嗒嗒”声。
左手操起铁铲，在盐桶里一戗，手腕一抖，白花花的盐粒就落进了秤盘。
秤杆子高高翘起。
“多给点，卫东，回头让你叔给你送捆大葱。”王大妈压低声音。
我眼皮都没抬，在那时候，我就是这公社里的王。
这柜台就是我的江山。
供销社主任赵长德这时候从里间走出来，他穿着一件的确良衬衫，兜里插着两支钢笔。
他走到我跟前，拍了拍我的肩膀。
“卫东，下午那趟去农场的活儿，你走一趟。”
我抬头看他：“不是老周去吗？”
“老周腰疼犯了。”赵长德笑得有些意味深长，“顺便把这袋子红薯给农场的刘队长带去，他知道怎么回事。”
赵长德的女儿赵大华正好从门外进来。
她长得壮实，走路带风，腰上的肉随着步子一颤一颤的。
她一进屋，就把一个铝饭盒重重扣在柜台上。
“卫东哥，我妈包的肉包子，趁热吃。”
周围排队的人都开始起哄。
“卫东好福气啊，赵主任这姑爷是跑不了喽。”
我看着那冒着油气的饭盒，心里却像塞了一团乱麻。
赵大华看我的眼神，像要把我吞下去。
我知道，只要我把这包子吃了，那副主任的位置，还有这镇上最阔气的丈母娘家，就都是我的了。
下午的红旗农场，连风都是烫人的。
我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后架上驮着两大捆麻袋和赵长德交待的红薯。
车轱辘碾在石子路上，嘎吱嘎吱响。
农场的水渠边上，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挖土。
那是所谓的“坏分子”，一个个穿得破衣烂衫，腰上扎着草绳。
我停下车，在路边喘气。
就在那一堆灰扑扑的人影里，我看见了沈曼青。
她当时正吃力地抬着一筐湿泥，整个人被压得弯成了弓。
泥水顺着她的裤腿往下淌，脚上的解放鞋已经看不出颜色，烂了半个脚趾头出来。
她长得真白。
头发乱蓬蓬的，用一根枯树枝别在脑后。
“看什么看！赶紧干活！”
监工是个大脖子病，手里拎着一根带刺的槐木棒子，猛地抽在沈曼青脚边的泥堆里。
沈曼青没抬头，只是闷着头往前挪步子。
她的肩膀在打颤。
我不知道怎么了，手就往兜里摸。
兜里还有早上大华送过来的两个肉包子，我没舍得吃。
我瞅着监工转过身去吐痰的当口，几步滑下土坡。
“接着。”
我把包子塞进她手里。
沈曼青整个人僵住了，她猛地抬头看我。
那是双什么样的眼睛啊。
在那张沾满了泥点的脸上，那双眼睛清亮得吓人，像深山里的潭水。
她没说话，飞快地把包子塞进了那件破烂不堪的棉袄里。
“我叫韩卫东，供销社的。”我压低声音说。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吐出来的声音比蚊子叫还小。
“谢谢。”
就这两个字，像根针似的，在我心里扎了一下。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是中了邪。
凡是去农场的活儿，我都抢着干。
有时候是送农具，有时候是收废旧。
每次去，我都偷偷在包里塞点东西。
有时候是一把冰糖，有时候是几个煮鸡蛋。
沈曼青总是不怎么说话，她干活很卖力，虽然力气小，但从不偷懒。
有一回，我躲在芦苇荡后面等她。
“你怎么被关到这儿来的？”我问。
她低着头剥鸡蛋壳，指尖上全是细碎的伤口。
“家里出事了。”
“你爸妈呢？”
“不知道，可能还在北京，也可能在别的地方。”
她说起“北京”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邻村。
我心里颤了一下。
那时候的北京，在我的想象里，那是天边上的地方。
“卫东，你别来了。”她突然抬头看我，眼神里透着一种冷，“被发现了，你这身衣服就穿不住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中山装，又看了看她。
“穿不住就不穿了，这算个球。”
我这人打小就倔，越是不让干的事，我越是要干。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
公社里开始有风言风语。
赵长德找我谈话那天，天阴得厉害，闷雷在云层里滚来滚去。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茶杯里的热气氤氲了他的脸。
“卫东，我听说，你跟农场那个姓沈的走得很近？”
我没吭声，低头看着脚尖。
“那是个什么货色，你心里没数？”赵长德的声音冷了下来，“她是劳改犯，是坏分子。你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又是供销社的中坚力量。你要想清楚。”
“她不是坏人。”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
赵长德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胡闹！好坏是你说了算的？”
他站起来，走到我跟前，语气放缓了一些。
“卫东，听叔一句劝。大华那丫头对你是真心的。下个月，公社里有个提拔名额，我本来是给你留着的。只要你现在去跟那个女的断了，回来跟大华把婚订了，你这辈子就是人上人。”
我脑子里浮现出沈曼青在那冰冷的泥水里抬筐的样子。
又想起赵大华那张涂满了雪花膏、总是带着一股子傲气的胖脸。
“我不订婚。”我说。
赵长德的脸瞬间变得像猪肝一样紫。
“你再说一遍？”
“我不订婚，我要娶沈曼青。”
我被开除的那天，全镇的人都出来看了。
赵长德派人把我办公室里的东西全扔到了大街上。
我的脸盆、我的暖瓶，还有那件还没穿破的中山装。
“韩卫东，你有种！”赵长德站在台阶上，咬牙切齿地看着我，“从今天起，你不再是供销社的人。你要娶那个臭婆娘，你就滚去跟她一起修水渠！”
大华躲在门柱子后面哭，哭声很大，像是在嚎丧。
我没看她一眼，弯腰把自己的东西一件件捡起来。
旁边的老职员老周凑过来，叹了口气。
“卫东啊，你这是图啥？为了个劳改犯，把金饭碗砸了。你以后靠啥活呀？”
我把铺盖卷往肩上一扛。
“我有手有脚，饿不死。”
我回了家。
韩母正在院子里摘豆角，看见我这副模样，手里的竹筐直接扣在了地上。
“卫东，你这是咋了？”
我把事情说了。
韩母愣了半晌，突然冲过来对着我的脊梁骨就是一顿猛捶。
“你个败家子！你个疯子！你是要气死我是不？那赵家是什么人家？那供销社是什么地方？你为了个狐狸精，你连祖宗都不要了？”
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坐在地上拍着大腿。
“我没脸见人了，我这辈子攒下的脸全让你给丢光了！”
我没说话，进屋把自己那点微薄的积蓄翻了出来。
一共三十六块五角钱。
我拿着这钱，直接去了农场管理处。
那天晚上，我是怎么跟那个刘队长谈的，我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我把所有的钱都塞进了他的抽屉，还搭上了一块我爸留下来的老上海牌手表。
刘队长斜着眼看我。
“韩卫东，为了这么个娘们，值得吗？”
“值得。”
沈曼青从农场的小黑屋里被放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像片枯叶，风一吹就能散。
我拉着一辆借来的板车，把她扶了上去。
“卫东，你丢了工作？”她坐在板车上，声音抖得厉害。
“丢了就丢了，咱回山根底下住去。”
我拉着车，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红旗农场。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交叠在一起。
山脚下的房子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三间泥土房，屋顶的草已经烂了大半。
屋里一股子霉味，墙角还结着厚厚的蛛网。
沈曼青进屋后，二话不说，拿起那把秃了头的扫帚就开始清扫。
她干活很利索，虽然身体还很虚弱。
我上山砍了两捆柴火，又去河边拎了两桶水。
那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天。
没有酒席，没有宾客。
唯一的证婚人，是院子里那棵歪脖子老枣树。
韩母虽然嘴上骂得凶，但到了傍晚，还是摸黑送过来一小袋玉米面和两个咸鸭蛋。
“造孽啊！”她丢下东西就跑了，连门都没进。
沈曼青把玉米面熬成糊糊，把两个咸鸭蛋细心地剥开，一人一个。
“卫东，你后悔吗？”
月光顺着漏风的房顶落下来，正好照在她的鼻尖上。
我嚼着咸鸭蛋，含糊不清地说：“后悔个屁，这鸭蛋真香。”
沈曼青笑了。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在那一刻，我觉得那什么副主任的位置，简直像狗屎一样不值一提。
1974年的冬天特别冷。
大雪封了山，地里没活干。
我每天跟着村里的壮劳力上山挖药材。
冰天雪地里，手都被冻裂了口子，一张嘴说话，嗓子里都冒烟。
挖回来的药材，得送到镇上去换钱。
以前我是供销社收药材的，现在我是卖药材的。
收药材的小伙子叫小张，以前还是我手下的。
他斜着眼看我递过去的柴胡，故意挑刺。
“卫东哥，这水分太重了，得压价。”
我知道他在故意难为我。
周围几个以前巴结我的村民，此刻都站在一边看热闹。
“瞧瞧，这就是那个大情种，现在落魄成这副鸟样了。”
我没吭声，任由他把价钱压到了最低。
拿着那几块毛票，我去粮站买了几斤糙米。
回到家，沈曼青正在屋里忙活。
她把一些废旧的铁丝和零件摊在炕上，摆弄得满手都是黑油。
“这是啥？”我问。
“我想把那个坏了的收音机修好。”她头也不抬，“修好了，能听听外面的动静。”
我没当回事，觉得她就是闲着没事干。
可没过几天，那台缺了个角、已经哑火了好几年的收音机，竟然发出了声音。
虽然滋啦滋啦的，但能听见播音员清脆的声音。
沈曼青坐在炕头，听得很仔细。
那一刻，我发现她看收音机的眼神，比看我还要深情。
1975年春天，生产队的拖拉机趴窝了。
那台“东方红”可是全队的宝贝，春耕全靠它。
队长急得在村委会大院里转圈圈，请了镇上的机修工，折腾了两天两夜，换了火花塞，清洗了化油器，可那机器就是像死猪一样，纹丝不动。
“这可咋办啊！误了农时，大伙儿都要喝西北风啊！”队长蹲在地上揪头发。
我当时正好路过，沈曼青跟着我。
她停下脚步，歪着头听了听那机器发出的最后两声闷响。
“是气缸垫穿了，油路里有气。”她声音不大。
周围的人都静了。
机修工是个满脸横肉的老头，他抹了一把汗，冷笑一声。
“哪来的娘们儿，在这儿瞎显摆？老子修了二十年车，还没听出毛病，你听出来了？”
队长瞅了一眼沈曼青，又瞅了瞅我。
他知道沈曼青是从大城市里下来的，也知道她身份特殊。
“沈知青，你真能修？”队长死马当活马医。
沈曼青没说话，脱掉外面的补丁罩衫，里面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衣。
她卷起袖子，拿起扳手。
她的动作非常快，甚至带有一种韵律感。
拆卸、清理、更换零件，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得让人发指。
三个小时后。
沈曼青满头大汗，对着我喊了一句：“卫东，摇旗！”
我赶紧上去握住摇把，使劲一抡。
“突突突突——”
一股黑烟冒了出来，那台东方红发出了欢快的吼声。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接着，不知道是谁先带头，人群里爆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叫好声。
队长激动得脸都红了，冲上去握住沈曼青满是黑油的手。
“哎呀！沈同志！你这可是立了大功了啊！”
沈曼青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我身边。
“卫东，回家吧，锅里还煮着稀饭。”
从那以后，村里人看沈曼青的眼神变了。
不再是那种看“坏分子”的鄙夷，而是一种夹杂着敬畏的惊奇。
甚至连赵长德路过我们家门口，都会不自觉地往院子里瞟一眼。
而我，虽然依旧是个穷光蛋，但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
我娶的这个女人，似乎是个无价之宝。
日子到了1976年，气氛变得越来越凝重。
沈曼青去县城的次数多了起来。
她每次都要走很久的山路，去那个偏僻的邮局寄信。
我问她给谁写信，她总是说：“给一个以前的长辈。”
她寄信的钱，是她偷偷帮村里人缝补衣服、修小家电攒下来的。
我发现，她每次寄信回来，眼圈都是红红的。
有一天深夜，我醒来，看见她坐在窗前，看着天上的月亮发呆。
“曼青，咋了？”
她回过头，月光照在她的脸上，显得特别苍凉。
“卫东，如果有一大笔钱放在你面前，但代价是要离开这里，你会选什么？”
我挠了挠头：“我就想守着你和咱妈，别的啥也不想。”
她低低地笑了一声，凑过来，把脸贴在我的胸口。
“你真傻。”
“傻人有傻福。”我嘿嘿一笑。
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这平静的日子，已经快到头了。
10月初的一天。
那天早上，雾很大。
远处的山峦都藏在白茫茫的雾气里，看不清轮廓。
我正打算下地去翻翻那块自留地。
沈曼青在院子里喂鸡。
那几只鸡是前些日子我拿药材换回来的，个个长得红冠子绿尾巴，在院子里扑棱个不停。
“卫东，晌午想吃啥？”沈曼青一边撒着谷糠一边问。
“弄个土豆丝就行，多放点辣椒。”我正蹲在墙角修那个坏了的粪叉。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急促而厚重的轰鸣声，突然从村口的方向传了过来。
那声音跟拖拉机的“突突”声不一样，低沉、有力，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威严。
全村的狗都开始没命地叫。
我停下手里的活，站起身来往篱笆外面看。
只见两辆漆黑漆黑的、在太阳底下像镜子一样反光的长方块，慢慢地开进了我们这条泥泞的小道。
那是轿车。
我在公社里见过县长的吉普车，可跟这两辆比起来，那吉普车简直像个破烂。
这两辆车黑得发亮，轮毂在泥地里转动，发出的声音像是在碾碎空气。
车子在路口转了个弯，直挺挺地朝着我家院子开了过来。
全村的人都跑出来了。
大家伙儿大张着嘴巴，手里拿着锄头、扁担，傻愣愣地站在路边。
赵长德也跑出来了，他那件的确良衬衫扣子都扣错了位，一脸的惊疑不定。
车子最后稳稳地停在我家那摇摇欲坠的篱笆墙外。
尘土散去，车身亮得能照出人影。
车门打开了。
几个穿着黑制服、戴着大檐帽的年轻人迅速下车，排成两列。
然后，中间那辆车的后门开了。
一个穿着笔挺中山装、气场极大的中年男人走了下来。
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脸色严肃，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他看都没看旁边围观的村民，眼神直勾勾地锁定在了我家院子里。
我下意识地攥紧了手里的粪叉。
沈曼青也停下了喂鸡的动作，她慢慢站起身，手里的破脸盆还端着。
那个中年男人大步走进了篱笆门。
他的步子迈得很急，甚至在经过那一滩稀泥地时，根本没顾及到他那双锃亮的皮鞋。
此时韩卫东正拿着粪叉在院子里，沈曼青正在喂鸡。
男人见到沈曼青，竟然当众深深鞠了一躬，颤抖着声音喊了一句：“沈总工程师，我们终于找到您了！老先生的案子翻了，那是误判！国家急需这项技术，请您立刻跟我们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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