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斯汀·曼苏尔写道，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监控和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让巴勒斯坦人陷入持续的恐惧，甚至在自己家中也无法幸免。
在整个约旦河西岸，安全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面对以色列占领当局布下的那张复杂且无孔不入的监控网络，紧锁的房门和警报系统显得苍白无力。
逼仄的生存环境，让巴勒斯坦人从未获得过真正的安宁。尽管在外界看来，我们似乎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占领状态本质上是一座无法逃避的“全景监狱”，其触角甚至延伸到了家庭这一最私密的场域。
当你意识到占领当局为了让巴勒斯坦人长期处于不安全状态而使用的险恶机制时，这种所谓自治的假象便不攻自破。在街区散步可能会演变成军事追捕，去邻村探亲也可能招致无妄之灾的逮捕。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各方维持着停火的表象，加沙地带的冲突仍在持续，加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约旦河西岸日益恶化的局势往往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土地被侵占，定居点不断扩建，而以色列定居者本身的行径也愈发肆无忌惮。
约旦河西岸的每一个家庭，都笼罩在占领的阴云之下。即使你的家人在人身方面暂时安全，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了冲突的中心，也没有人能完全免受以色列国家机器的倾轧。随着吞并约旦河西岸的计划不断推进，以色列的触角正继续伸向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家庭。“老大哥”在看着你
每次通过艾伦比桥口岸进出约旦河西岸时，我都会深切感受到这种无处不在的监控。居住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必须先前往杰里科，然后经过一系列以色列检查站，最后才能到达约旦边境。在这个口岸的以色列检查站里，无论是公路关卡还是处理中心，出行中的巴勒斯坦人都像牲口一样被驱赶着，等待着被逐一核准离开“以色列”的许可。
每一位约旦河西岸居民都拥有一张巴勒斯坦身份证，以色列方面以此来发放出入境许可证。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占领者的许可，我们根本寸步难行。
除了长途旅行受限，我外祖母居住的贾巴尔塔维尔街区也经常充斥着以色列军警的身影，而那里离我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街区上方就是以色列的普萨戈特定居点，里面居住着2000多名定居者。
普萨戈特定居点始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虽然规模不大，但定居者通过不断骚扰贾巴尔塔维尔的居民，以及配合以色列军队频频闯入民宅，确立了其强势的存在感。
在我们频繁探望外祖母的过程中，经常能看到一辆以色列坦克停在街边进行所谓的“监控”。我们也时常能听到枪声，那是军方试图镇压当地居民的手段。
我经常问外祖母，在定居点建立之前生活是什么样的。她会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她童年时代的故事。那时，她会在如今非法定居点所在的土地上采摘水果，享受当时尚未被占领的自然风光。
然而现在，贾巴尔塔维尔的居民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时刻警惕着以色列国防军的下一次暴力行动。最近，该街区的一位中年妇女被迫离开家一天多，以便以色列军队将她的房子征用为监控点。这种“老大哥”式的策略，不仅是为了加强占领当局对巴勒斯坦人的严密控制，还因为贾巴尔塔维尔居住着许多年轻人。
人们经常看到孩子们在街角和朋友玩耍，在当地的小市场买东西。他们甚至会通过扔石头来直接反击军队在他们街区的存在，这是巴勒斯坦人数十年来一直在进行的一种最朴素的抵抗行为。
尽管儿童和年轻人并未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军事威胁，以色列国防军仍然会驻扎在民宅中，将居民赶出家门，以便密切监视街区内发生的一切。甚至发生过士兵对这些年轻人进行身体攻击的事件，而他们唯一的“罪过”仅仅是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
在以色列看来，居住在贾巴尔塔维尔的巴勒斯坦人所构成的“威胁”超越了任何年龄界限，因为老年人同样成为了被针对的目标。2025年8月初，年迈的纳吉·塔维尔和瓦吉丹·塔维尔夫妇在自己家中被以色列军队用扎带绑住，扣留了六个多小时。
这一可怕的事件被军方以维护“安全”为由进行了辩护，士兵们声称他们需要将塔维尔夫妇的家作为一个观察点。那些在约旦河西岸仍然拥有土地和房产所有权的巴勒斯坦人，生活也并不安宁。只要士兵一时兴起，他们就可能被强行赶出家门，或者随时不得不面对以色列方面的侵犯。
贾巴尔塔维尔的暴力事件源于军队的存在，而约旦河西岸的其他地区则必须同时面对士兵和定居者的双重暴行。最近，随着18岁的定居者耶胡达·谢尔曼于3月21日与一辆巴勒斯坦车辆相撞后身亡，整个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暴力事件急剧增加。外界指出，尽管那辆车是被盗的，且没有巴勒斯坦人参与他的死亡事件，谢尔曼的同伴们还是展开了疯狂的报复，焚烧车辆并破坏房屋。
尽管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士兵和定居者的行为涉嫌违法，但他们却享有完全的豁免权。这使得这些行为在发生时，几乎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
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定居者就杀害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非法营地，甚至在阿克萨清真寺公然升起以色列国旗。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都是公然的恶劣行径。
在渗透到我们生存方方面面的占领铁蹄下，巴勒斯坦人永远无法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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