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arbaric’ Problem in American Hospitals Is Only Getting Bigger
患者在急诊室滞留数日，苦等住院病床。
作者：伊丽莎白·罗森塔尔
2026年4月22日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几周、几天里，"我不去急诊室"成了我丈夫安德烈的口头禅。安德烈患有食道癌，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但没有侵入他那颗始终顽强的大脑）。我曾受过医学训练，便在家里拼凑出一套临时医疗方案，借助各科专家的帮助，弄来了升血压的药、缓解肝衰竭症状的药、止咳的药，以及帮助他吞咽、醒来和入睡的药。
"我不去急诊室"——重音落在"不"字上——这是他每次晕厥、癫痫发作或吐出我为他做的、为通过狭窄食道而特制的蛋白质奶昔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即便液体在他的肺部积聚，令他呼吸困难、时常陷入痛苦的咳嗽，他也一再重复这句话。他曾是个高大健壮的男人，如今却在死亡丑陋的进程中日渐消瘦。我们的生活岌岌可危，但我理解他对急诊室的坚决抗拒。此前的就诊经历，大多演变成一场深入可怕医疗炼狱的漫长之旅——那是一种被称为"急诊室滞留"的炼狱。
我设法让安德烈留在家中，同时筹划着转入临终关怀，直到某个可怕的凌晨两点，我黔驴技穷。我们一同乘上救护车，驶向医院。
我们已经付出过惨痛的代价才明白：如果你需要住院，却可能在急诊室里——在走廊里、帘子隔开的病位里、躺在硬邦邦的推车床上，或者某个临时安置区里——等待超过24小时，甚至数天，才能等到一张真正的病床。在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下，你在技术上已经算是住院了，但你的身体依然处于急诊室的地盘。而关于可接受的护理标准和安全措施的规定，则变得极为模糊。
2024年夏，安德烈尚在接受遏制癌症进展的治疗，却突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谵妄，需要住院排查感染的可能，或更糟的情况——癌细胞是否已扩散至大脑。我们去了纽约市家附近的一家急诊室，他被困在一张硬推车床上，床栏竖起，在警报声和抢救团队的呼叫声中躺了超过36小时，既分不清白天黑夜，又只能使用急诊室里供数十名患者和访客共用的几间厕所。这一切对他的精神状态毫无裨益。到第二天结束时，他勉强认出了我，却深信医生是"敌人"，而我是他们雇来的帮凶。
在我一再催促要把他转移到"楼上"的床位——我的意思是住院病区——之后，他被送到了高五层的一张床上。我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个"急诊溢出区"，这几个字写在入口摆动门上贴着的一张纸上。走廊里的铭牌显示，这里曾是一层产科病区。它已经配备了一些真正病区的设施，比如真正的床和卫生间，但最重要的东西却付之阙如：足够的人手。
这个地方时而死寂得令人发毛，时而嘈杂得令人崩溃。尽管这里的患者正在接受私密、令人难堪的诊疗操作，房间却不分性别。第一个夜晚，安德烈的室友是一个陷入昏迷的男人，和一位穿着尿布和长靴、没有穿裤子的法国老妇，她像个歌舞女郎一样绕着床边踱步歌唱。早晨，我缠着一位疲于奔命的护士，终于让安德烈转到了一间较为安静的三人间，而那三天里，那里有两个人相继离世。
超负荷运转的医护人员已经尽了力，但那距离良好的护理相去甚远。我的丈夫需要蛋白质和卡路里，却只能进食软食，端上来的却是炸鸡排。当我向一位护士指出安德烈换了好几天没有换过的脏床单时，她指了指床单推车，让我自己去换。
那是安德烈以"滞留者"身份在急诊室度过的数次漫长等待中的第一次，那时我以为，我们不过是碰上了一家繁忙医院特别繁忙的时段。几十年前我还在做急诊科医生的时候，急诊室在早上7点我接班时通常空空荡荡。前一天留下来的患者或许有几个：等着清醒后离开的酒鬼，以及等待重症监护室床位的严重烧伤或重症肺炎患者。
几十年来，急诊室的规模扩大了一倍甚至两倍。即便如此，患者还是越积越多。当我开始四处打听，很快发现急诊室滞留在过去五年左右已经变得司空见惯，而且情况日益恶化，几乎在所有医院都无处不在。"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没有人愿意为此做些什么，"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研究急诊室滞留问题的急诊科医生阿德里安·海莫维奇告诉我，"这是一种野蛮。"
量化这一问题一直很困难，因为关于急诊室滞留时间的数据十分有限。直到去年11月，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才最终确定了一项规定，要求医院从2026年起收集急诊室滞留时间的数据。海莫维奇利用他所能找到的其他数据，发现自新冠疫情以来，65岁及以上人群滞留超过24小时的情况急剧增加。
一旦进入急诊室滞留状态，患者便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全国范围内曾有过一场推动急诊室建立"安全护患比"的运动。即便如此，如果一名急诊室滞留患者出现需要紧急处理的医疗状况，他们也很容易在缝隙中被遗漏，海莫维奇说：在一些医院，楼上的住院医疗团队负责滞留在急诊室的患者（但不负责相应的楼层护士）；在另一些医院，本已不堪重负的急诊医护人员必须全权负责照护滞留患者，直到病床空出来为止——而这还是在他们接诊新患者之外的额外负担。一些急诊室如今日常收治的滞留患者——其中许多病情相当严重——已经多于正在接受评估的患者。
医生和护士对这种状况怨声载道，他们被迫提供不达标的护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急诊医学主任加布·科伦告诉我，这正在给急诊室医护人员造成一种道德困境。然而，像科伦这样的医生和科室负责人并不掌控住院事务。通常情况下，医院行政部门负责分配住院病床，而急诊室滞留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今商业模式和压力造成的结果。
在我当医生的年代，如果一家急诊室已经人满为患、超出承载上限，值班医生（那就是我）通常会打电话给救护车调度部门，申请"分流"——让救护车把患者送往其他医院。如果医院满员，住院办公室会取消择期住院。如今，医院的运营方式就像航空公司，有意超额预订，科伦说。与几年前相比，他们的床位也更少了——部分原因是疫情之后护士（和高管）的薪资上涨了。空置的有人员配备的床位是亏本的，所以医院有动力保持床位满员，让新患者等待。
"问题不在于效率低下，而在于医疗卫生财务的结构方式，"科伦说，"医院通常在薄利的边缘运营。择期住院被优先考虑，因为它们往往针对心导管和关节置换等高利润手术。"
通过急诊室收治患者在商业上也有其优势，即便这意味着患者要等待床位。评估过程会产生通常高达数千美元的费用；安德烈一旦被列为住院患者，即便躺在走廊的推车床上，仍按住院费率计费。年老、体弱、病危的患者更可能在那里久留，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进入真正的病床后，可能要占用那个位置数天乃至数周，等待康复机构或临终关怀机构的床位，需要占用护理时间，却无法带来那些能够创造收益的医疗操作。
医院也尝试过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比如床位追踪软件，以及让患者等待出院手续或回家交通的出院休息室。许多医院确实在急诊室增聘了更多医生、护士和助理，以应对溢出的患者。"急诊室等待时间长和滞留问题的根本原因，远不止于急诊室和医院本身，"美国医院协会首席医疗执行官克里斯·德里恩佐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他列举了开放床位的高昂成本和康复设施的短缺，并强调了许多医院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
但当安德烈在溢出区等候时，我们没有心思想这些宏观图景：他病着，绝望着，依然在等待救治。他在滞留状态中苦等了四天，才得到一张病床。每次不得不返回急诊室，每次面对那漫长的等待，他便愈发坚定地发誓，再不回来。
砰。哐。"伊丽莎白，救我！"这些声音在凌晨两点将我惊醒。
我当时已在我们的床上睡着，和安德烈躺在一起，他的头垫着一块泡沫楔形枕，以便呼吸顺畅，防止食物反流。在我睡着之前，我侧耳倾听他的呼吸——每分钟30次，是正常速率的两倍，这意味着他正在竭力获取足够的氧气。还有那令人揪心的咳嗽声。情况不妙。
如今他淤青的身体扭曲着，躺在地板上，头抵着床架。他试图用助行架去卫生间。他喊着胸痛，咳嗽，呼吸困难。但他还是艰难地吐出了那几个字："我不去急诊室。"
我跪在他身边，泪流满面，告诉他我爱他，但我现在在家里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们的楼管卡洛斯帮我把他扶上床，并叫了急救。我（近乎绝望地）向安德烈承诺，以他目前的状况，他一定很快就能被安排进真正的病房，住进真正的床。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宛如梦境。我依稀记得，急救人员赶来，把他抬上推车床，推进救护车，为他输氧。我机械地从冰箱贴下面取出他的"拒绝心肺复苏"表格，在他身边坐下扣好安全带。
然后他就在急诊室了，在荧光灯下，那里人声鼎沸，他鼻子里插着输氧管，穿着病号服，面色灰败，神情憔悴。医护人员问了一个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癌症广泛转移的男人："他有拒绝复苏声明吗？"安德烈问了一个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你有没有带我的鞋？"他已经想离开了。
X光片显示可能有肺炎、更多肿瘤，以及肺部积液。负责肿瘤患者的医疗团队写下了一份住院记录——他如今又是一名滞留者了——然后退回楼上。他们开始使用抗生素，并给了他一些助眠药物，以帮助他在警报声和叫喊声中入睡。他没有睡着。
次日早晨我回来时——以及此后两个早晨——看到他依然躺在那张硬推车床上，双脚垂在床尾，精疲力竭，疼痛难忍，我心中一阵惊慌。"他什么时候能住进病房？"我恳求道。如果他肺里的某些东西是感染性的，也许可以治疗，让他回家。
"快了"和"我理解您的心情"——我越来越憎恶这两句话。
隔壁的患者24小时轮换不休。有些人还算平静，有些人痛苦地哀嚎，或者大发雷霆。肺科医生来了，就在这个半公开的空间里，用一根长针从安德烈的右肺腔里抽出了三升液体。
拜登政府临近尾声时，应国会两党的要求，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召集了一次关于急诊室滞留问题的会议。其报告由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的医疗研究和质量局发布，出炉的时间恰好是特朗普政府上台的当月——也就是安德烈摔倒、在家度过最后一夜的不久之前。
"急诊室滞留是美国的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报告总结道，"病情严重到需要住院的患者，可能在急诊室等待数小时、数天乃至数周……滞留导致死亡率上升、医疗失误增加、住院时间延长，以及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下降。"
会议提案呼吁组建一个专家小组，就解决方案提出建议。从理论上讲，该小组本可以就以下关键问题权衡利弊：医院——其中一些是财力雄厚的机构——是否应该为急诊室滞留获得住院费率的报销？它们是否应该上报滞留时间，并因超标而受到处罚？它们是否应该被要求开放更多真正的病床，以及是否应该降低执照申请的门槛？国家如何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康复床位？
然而此后，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了该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机构的人员编制及其资助项目。（国会仍在努力为该机构争取拨款。）专家小组从未成立，遑论提出解决方案。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今年确实启动了一项计划，将于2027年开始对滞留时间进行自愿上报，并于2028年转为强制上报。不良评级最终将影响医疗保险的报销。
在一份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的声明中，负责认证全国医院的联合委员会称滞留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医疗卫生领域最为复杂的挑战之一"。尽管该机构确实会通过病历间接审查医院的"急诊室患者流转"情况，但此类数据并不全面。例如，关于有多少人在推车床上、在医院的无间道中度过生命最后时光，几乎没有任何信息可循。
这些知识，对我那濒死的丈夫没有任何帮助。于是我做了一件我曾发誓绝不会做的事：我打电话给一位医生朋友，他又打电话给医院的贵宾服务部门。
安德烈随即被迅速转移到了一间真正的病房，那里有一张可以调节角度、让他保持头部抬高的床，有一个可以用餐的小桌，有吗啡镇痛泵，有电视，有卫生间，有挂在床边的护士呼叫按钮。一间有额外椅子的病房，让他的继子女和朋友们可以最后一次前来探望，带上礼物和纪念物。一间细心的医护人员在里面放了一张躺椅的病房，让我可以在那里留宿。这样，每当他在惊恐和咳嗽中醒来、大声呼唤我时，我都能在他身边握住他的手，调整氧气，按下按钮追加一剂麻醉药。
直到——我们乘上救护车后的第六天，搬进这间病房后的第三天——那天清晨他早早醒来，躁动不安，咳嗽连连，大声叫喊："伊丽莎白？"我就在那里。然而随后，转瞬之间，他死了。
作者：伊丽莎白·罗森塔尔是KFF健康新闻的资深特约编辑。她曾任《纽约时报》资深撰稿人，著有《美国疾病：医疗保健如何成为大生意以及你如何夺回控制权》一书。在转行成为新闻工作者之前，她曾是一名急诊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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