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城人民法庭离县城不远,每次走进这栋不起眼的“平房”,心中总涌起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十六年前,我刚被任命为沐川县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就被派到永福人民法庭,从此与人民法庭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识法庭:从法条到乡音的转变

还记得第一次独立调解纠纷时的窘迫。那是一起邻里间的相邻权纠纷,双方当事人都是五十多岁的农民。我翻开《物权法》,准备从相邻权法律关系开始讲起,刚说了几句,就看到两位当事人茫然的眼神。

“法官,你说的这些我们听不懂,”其中一位抽了口旱烟,“我就跟你说,他屋头的屋檐水都流到我墙根了,墙都泡坏了,咋个解决?”另一位不耐烦地摆摆手,“女娃子,你还没得我的娃儿年龄大,你处理不好,还是回去喊老同志来。”我脸红到耳朵根,赶忙躲到一边跟院里的前辈打电话,前辈在电话里笑了:“小谭,你不要慌,在法庭工作,要先学会把法条翻译成乡音。还有,不要单打独斗嘛,你先去把村支书、镇政府、司法所的同志请来一起说。”

那天下午,我没再提“相邻权”,而是跟着两位当事人去现场看了屋檐水的流向,听了他们两家长达二十年的恩怨,最后在村支书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折中方案:一方出钱修条小水渠,一方让出半尺地方。

签字时,那位抽旱烟的大叔说:“法官,你这样处理我们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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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人民法庭的第一堂课,是学会听懂土地的声音,那声音是犁铧翻动春泥的微响,是晒场上谷粒坠地的轻叩,是“川西竹海”的竹根在石缝间悄然伸展的韧劲;第二堂课,就是要学会在法律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力量解决群众问题,把根扎在群众中间。三年的法庭生活,让我真正读懂了“根系”二字的分量:它不在高处,而在俯身时指尖触到的湿润泥土;不在判决书的墨迹里,而在调解协议上那枚微微发红、带着茧子的拇指印中。

再识法庭:从“单打独斗”到“攥指成拳”

从永福法庭离开到乐山中院工作十年后,2023年7月,我以井研县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身份再次走进人民法庭——研城法庭(2023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集体)。

庭长谢昭富是个90后,长得却像个十足的80后,说起话一板一眼更像70后,干活儿又像热情洋溢的00后,但却有个10后的外号——“小花”,在介绍研城法庭工作时,他既腼腆又老练。在办公室里,我看到他的工作笔记里有一张特殊的排班表-不是法官的庭审安排,而是“联动排班”。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某月某日,与综治中心、司法所、派出所、柑橘协会在某村联合排查。我跟他交流起我第一次调解的那个屋檐水纠纷,他搓搓手笑呵呵地说:“谭院长,您当年调解那些案子,还要自己跑村支书家、找派出所、政府问情况、搬救兵吧?现在我们有‘联、通、访’机制,不用等矛盾闹大了再凑拢(一起)。”他顺势从办公桌下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法庭的工作台账。“您看这个例子,就很典型。”他指着一份记录说:“今年1月份是柑橘收购旺季,一个外地果商按合同来拉4万斤果子,果农临时要每斤加一块钱,两边僵住了。果商直接找到了县柑橘办和镇政府。”

“这要在以前,可能就是镇政府单独协调,或者等一方起诉到法院,我们再介入,时间成本和商业风险都大。”谢庭长接着说,“但那天,镇里一个电话过来,我们法庭、司法所、柑橘协会的人半小时内就都到了果园边上。这就是‘联’的反应速度。”

“到了现场,我们心里都清楚,这表面只是一起柑橘买卖合同纠纷,背后却关系到‘井研柑橘’的诚信口碑。我们几个人分工,有人跟果农算法律账,明明白白讲违约要赔多少钱,把‘契约精神’掰开揉碎说;有人从情理上劝,讲‘诚信经营才能长久,丢了口碑就丢了根本’;柑橘协会的同行从市场角度分析,告诉果农因小失大、吓跑客商的后果。镇干部则在一旁安抚情绪,保障后续服务。”

“最后,果农想通了,客商也适当让了一步,当天果子就顺利装车运走了。牌子保住了,更大的纠纷隐患也消除了。”谢庭长合上文件夹,“这种事现在不算稀奇。因为我们‘访’得勤,跟果农、协会、客商都熟,他们有事愿意找我们;信息‘通’得快,镇里一‘吹哨’,我们就能精准‘报到’。近三年,园区里的联动调解越来越多,真闹到要对簿公堂的案子,反而一年比一年少。这就是机制运转起来后,‘脚板下得去,矛盾上不来’的效果。”

2025年年初,乐资高速征地,那段路正好穿过几个核心柑橘园,涉及的青苗费补偿归属、土地权属、房屋产权有些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口头互换承包地约定。补偿方案一出来,好些的群众都来到村上、镇政府。“要是搁以前,这些疑难纠纷,得多方咨询、层层上报处理。”但现在,研城法庭的“联席会议”机制挺在前面,那一个月,法庭牵头开了四次联席会。第一次在镇政府,综治中心、司法所、涉及的镇干部、村干部全到场。谢庭长一处一处指:这块地是什么时候互换的,是谁在具体种植经营,旁边那家虽然没有证,但有其他的证据和证人证言还可以作证......

“不是我们法庭一家在说,是镇干部讲补偿政策,农经工作人员讲确权依据,村干部现场核实细节,司法所合力调解。”“十六起纠纷,像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剥开,找准了症结,释法明理,最终全部化解,项目得以顺利推进,园区发展的节奏没被打乱,这就是我们‘联席会议’成效的缩影。”谢庭长每次说起这些,就变得一点都不腼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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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十六年前,为了查清一块宅基地的归属,我带着书记员跑了三趟档案局,两趟国土所,还不敢保证找到的资料就是最新的。而现在,联动机制让信息在第一时间汇聚,让专业力量在第一时间协同。

“信息通报”里的治理密码

翻开研城法庭去年的四期《信息通报》,这是我们法庭的另一种“声音”。

第一季度通报里,用柱状图清晰地显示:涉柑橘产业纠纷同比上升30%,集中在购销合同违约、劳务报酬拖欠。建议栏写着:建议镇政府牵头,推广使用县柑橘协会制定的标准合同文本;建议在采摘季前,组织专项法治培训。

第二季度的分析更加深入。通报指出,随着城镇化发展,土地流转日益活跃,但程序随意、合同不规范、主体能力不对等问题突出。建议加强法制宣传、规范流转管理、严格落实监管制度。这些建议后来被县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第三季度通报聚焦侵权纠纷,特别指出了乡村道路监管薄弱、高空作业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提出的建议具体到“在弯道、陡坡路段设置醒目标识”“组织人员每月开展交通安全劝导”等可操作措施。

第四季度通报显示,全年受理涉土地纠纷100余件,全部妥善化解。但同时也清醒指出:群众法律意识增强但诉讼能力不足,多元化解成效显著但解纷合力仍需强化。

“这些通报,镇党委政府有回应吗?有没有跟踪过?”我问。

谢庭长打开手机,给我看镇领导的回复:“已安排分管领导落实标准合同推广事宜。”“县领导已签批农业农村局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履行的监督。”

他笑着说:“我们不做‘马后炮’,只做‘预警铃’。数据不会说谎,案例最能说明问题。我们的通报,就是把法庭在审判一线‘听’到的问题,‘看’到的隐患,用专业的语言‘说’给党委政府听。这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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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当年我们办完一个案子,常常只关注这个案子本身是否公正了结。而现在的人民法庭,已经是一个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能敏锐地感知社会机体的“病兆”,并参与“诊治”。

“走访”走出的人情地图

有一次,我和谢庭长去集益镇走访。车子在柑橘园间的产业路上行驶,他如数家珍:“左边这片是徐老大的果园,他女儿嫁到成都了,老两口自己打理,去年合同吃了亏,我们帮他约了收购商重签了。”“前面那个坡上是合作社的示范基地,他们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我们也要帮忙看看。”

走进镇政府,政法委员老杨迎出来,第一句话是:“老谢,你来得正好,上周说的那个土地流转的模版,我们修改了一版,你给把把关。”

这种熟稔,不是客套的寒暄,而是长期协作形成的默契。谢庭长说,他手机里存着辖区所有村支书、主任的电话,每个季度至少要跟每个村的“法律明白人”见一次面。“不是等他们来找我,是我要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在村委会,我们碰到来咨询的果农老周。他拿出一份收购合同:“谢庭长,你看这个‘扣除杂质3%’合理不?”

谢庭长看了合同,又问了果子的品种、采摘方式,摇摇头:“老周,这个条款对你不利。正常选果损耗一般在1%以内,他写到3%,你可能会吃亏。”他当场帮老周修改了条款,还教他怎么用手机拍下选果过程的视频作为证据。

老周走后,村支书感慨:“以前村民签合同,要么不看,要么看不懂。现在法庭定期来,大家知道先问问,少了好多扯皮事。即便人没到场,电话、微信也随时找得到,有他在,我们踏实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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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十六年前,那位说我“还没得我娃儿年龄大”的当事人。当时那种不被信任的窘迫,至今记忆犹新。而现在,法官通过一次次走访,成为了乡亲们遇到难题时“想得起、找得到、信得过”的人。

屋檐水与柑橘园:变与不变的乡愁

回程的路上,谢庭长望着路边的柑橘林,说了句朴素的话:“谭院长,我觉得法庭工作就像这些柑橘树,根要扎得深,但枝叶要迎着阳光长。‘联’是让我们的根须和其他治理根系交织在一起;‘通’是让养分在枝干里顺畅流动;‘访’是让每一片叶子都能感受到阳光雨露。”

车子驶出百里柑橘园区,我送谢庭长回研城法庭,后视镜里,那座不起眼的平房渐渐隐入暮色。但我知道,那里面亮着的灯,照亮的不仅是一摞摞卷宗,更是一张张织密的治理网络,一份份沉淀的乡土信任。

十六年,从永福到研城,从蹲在田埂上记笔录的女法官,到分管法庭工作的副院长。我走过的每一个法庭都在告诉我:法治在乡土中国的生命力,从来不止于裁判的威严,更在于这种细密而坚韧的“根系生长”。它联通着千家万户的灯火,浸润着每一寸需要公平正义的土地。

而我们,都是这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在岁月的风雨中,共同聆听并回应着——土地深处,那从未停息的脉动。

(井研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