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11日下午四时三刻，从北京站开往丹东的第27次特别快车差七分钟就要开车了。
这时，一男一女提着两个沉重的包裹走上8号车厢，他们在靠近车厢门口的行李架上把包裹放好。由于包裹太沉了，男的只好登上座椅，女的吃力地将两个包裹一个一个递上去。坐在车厢靠门座位上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大概是探家归队的吧，正在和车窗外送行的女友话别。车厢内旅客已经快坐满了，列车的喇叭传来播音员的声音。
“旅客同志请注意，由北京开往丹东方向的27次特别快车，还有五分钟就要开车了，列车开车的时间是十六时五十二分，列车正点出发，请没有上车的旅客赶快上车，送行的同志们迅速离开车厢……”
一男一女放好了包裹，偷眼看了看座位上的解放军战士，战士正跟站在窗外的女友难舍难分。车厢里熙熙攘攘，旅客们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也有用一份美人图杂志盖了脸面闭目养神的。除了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正睁着好奇的眼睛看着这一男一女，似乎没有别人注意他们。女的厌恶地瞪了那孩子一眼，男的正坐在解放军战士身旁，点燃一支香烟。
“走，那边有空座。”女的对男的使了一个眼色说。
于是男的站起来，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随女的向另一个车门方向走去。男孩的目光追踪着他们，走到另一个车门口时，女的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目光恰与男孩相遇。
“讨厌！”她轻轻地吐了两个字。
“你说什么？”男的问。“
一个小孩老盯着咱们。”女的说。
男的回头看了一眼，他也注意到那男孩的目光了。那孩子直愣愣地睁着迷惑的眼睛看着他们，眼神中似有无限内容，又似乎什么内容也没有。
列车员已走进车厢。
“快下车吧，一个傻子，理他干嘛？”男的说。
“哼。”女的鼻眼里喷出一小股说不准味儿的气。
二人匆匆忙忙下了车，铃声响起来，车门已关上锁好。
在夕阳的余晖中，列车如一条绿色的长龙呼啸着奔向宁静的原野。
8号车厢内，那个天真的小男孩终于向他的爸爸发出了疑问：“爸爸，他们为什么把东西放在这边，自己又到那边去了呢？”
“什么这边那边的，快老实坐会儿吧。”
“他们不看着自己的东西，不怕丢了吗？”孩子还在问。
“行了，你自己别丢了就行了。”爸爸不耐烦地说。
三点半左右，列车开始减速，爸爸把儿子叫醒。
“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孩子睡眼惺忪地问。
“到了，快穿起大衣，这里比北京冷。”爸爸说。
列车停下来，沈阳站到了。
“快跟着我下车。”爸爸把东西背好，拉起孩子的手往车厢门口挤去。
“爸爸，他们的东西还在那上边，可是怎么不见那两个人呢？”孩子注意到了车厢门口行李架上的提包。
“哎呀，你管得这么宽干啥？”爸爸埋怨道。
“应当告诉解放军叔叔给他们看着点，有坏人。”孩子说。
“快点儿吧，别操心了。”爸爸不耐烦起来。
孩子不放心地看着行李架，在爸爸的催促下走下车厢。
三点五十一分列车又开动了，八点十七分列车正点到达丹东。这时是4月12日了。
旅客走尽了，列车员王群芳开始清扫8号车厢。她习惯地在车厢里走了一个来回，目光扫视着车厢的角角落落。这时，她发现了靠车门行李架上那一大一小两个包裹。她登上座椅，上去拽了一把那大一点儿的提包，很沉，没有拽动，她突然警觉起来。旅客们落在车厢里东西是常事，可是一般都是随身的小提包、外衣、帽子之类，主要的行李与物品却不曾被遗漏。这两个包裹紧靠在一起，很像是同一旅客的物品，又这么沉重，不像是因为遗忘而落在车厢里的。小王马上从座椅上跳下来，找列车长。
车长室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老乘警肖子富，大概由于一夜疲劳，他正在打盹呢。
“列车长，不好啦，8号车厢发现两个大提包，一个是灰色的帆布包，一个是黑的人造革包，死沉死沉的，你快看看去。”王群芳惊慌地说。
乘警老肖一听王群芳说不好了，机灵一下醒了。往下一听，原来是有人落下两个提包，又看到王群芳那张漂亮的一团稚气的小脸上，显出那可笑的慌张神色，他打了一个呵欠说：“哎呀，八成有人在车厢里放了炸药包，走，快看看去吧！”
“啊？是真的吗？有定什么——定时器没有？”小王的眼睛睁得更大，嘴唇也哆嗦起来。
“那可说不定，你听到没听到嘀嘀嗒嗒像钟表一样的声音？”老肖站起来，故意睁大眼睛对王群芳说。
“啊？那我没注意，好像是有吧。”小王说。
“老肖，你没事吓唬她干啥？看，脸都变白了。把她吓坏了，有人不答应你。”列车长手里正在整理一叠票证，这才完毕了，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对肖子富说。
肖子富干笑起来，王群芳娇嗔地瞪了他一眼。三人往8号车厢走来，王群芳小心翼翼地走在最后边。到了8号车厢门口，她猫在一边，不敢走近，用手指着行李架上的提包给老肖和列车长看。
老肖不由分说，跨上座椅，把提包一个一个拽了下来，两个提包咚咚两声摔在地上，老肖用脚踢了一下，说：“像是两大包肉，弄不好是小贩从北京贩的肉。”
列车长用手在上面按了按说：“有点儿弹性，还真像是什么肉。可是不对呀，丹东的肉比北京便宜得多，有往这儿贩肉的吗？”
“说的是，打开看看。”老肖说。
提包上还加了锁，老肖用手把大个提包上的锁拿起来，看了一下，说：“金狮牌的普通铁锁。”
“老肖，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点儿问题呀？如果提包里只是普普通通的牛羊肉之类，有必要加锁吗？”列车长说。
“对呀，闹不好真他妈是炸药。”老肖说。
王群芳一听，立刻紧张起来，噔噔地往后退了几步，老肖又笑了。
“看吓的，真的是炸药我还敢往地上摔吗？”他倒有闲心跟姑娘逗闷子。
“打开看看。”列车长命令道。
锁虽然够牢固，可是帆布包上的铁环却是纸老虎。老肖只用手一拧，那铁环就脱落下来，拉链打开了。里面还有一层塑料布，塑料布打开，还有一个被单子。被单子又撕撸开，露出大团浸满血迹的棉花。把棉花扒拉开，里边露出一个碗口大的疤——是人的脖腔子，两边肩膀白生生的各露出一块皮肤来。
“我的妈，是一个人的腔子。”老肖叫道。
王群芳已经看到那团染着血迹的棉花，听老肖这么一说，她立刻全身缩作一团。
“啊……”一声尖厉的惊叫，整个车厢充满了恐怖的气氛。
1984年4月12日中午时分，北京铁路局公安处处长严家轩的办公室电话铃骤响，老严拿起电话：“什么？丹东市公安局？请讲，噢，27次列车，尸首被卸成七块，没有头，没有手，男性，验尸结果已经出来，好，我们马上派人前往。”
办公室的秘书小袁正在起草一份报告，听到处长在电话中的对话，停下手中的笔，睁大了眼睛。
“小袁，快快通知技术科的老贾千万哪儿也别去，原地待命。”处长老严放下电话立即发出一道命令。
小袁应了一声飞身跑了出去。
老严拿起内部电话，向办公室要了车子，午饭也没吃驱车直奔市公安局而来。市局同时也接到了丹东市公安局的通报电话，副局长闻秉章亲自接待了老严。
“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大案，犯罪分子如此嚣张，是对我们公安战士的挑衅！我已经决定成立一个以市局为主的侦破小组，你们铁路公安处全力协助，一定要迅速果断地侦破此案。”闻局长听了老严的简短汇报之后说。
“我准备派人立即赶赴丹东，对现场和尸体做进一步勘察和检验。”老严说。
“好，我们先调派一个高级法医小组和你们一起去。”
下午四点，市局的法医小组和刑侦处长马威已来到铁路公安处，严处长通知技术科科长贾学义、技术员楚安邦、邵美萍随同市局的同志前往丹东。
市公安局刑侦处长马威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他来到铁路公安处之后就对处长老严介绍说：“这位是杨报荣高级工程师，他负责法医小组的工作。局长命令我临时指挥勘察小组的行动，请你们派几个技术过硬的技术人员和我们组成一个勘察小组。”
等贾科长来了，老严向马威介绍说：“这是我们技术科贾科长，年纪和我差不多，也是老家伙了，一路上还要马处长多照应哟。”
马威和贾科长握了握手说：“那是当然。”
他正眼看了看这位贾科长，只见这个人五十开外年纪，四方脸，两只眼睛微微有些吊梢，目光如炬，嘴角向下抿着，显出几分倔犟。他早听说过铁路公安处的这个人物，今日见了面，心里越发敬佩。
由于近水楼台的关系，铁路局为这个临时勘察小组准备的是软卧车厢。
马威似乎对这位贾科长格外有兴趣，特地把自己安排在和老贾一个包厢里。本想在路途中与他好好侃侃，谁知老贾虽上了些年纪，本该睡眠少了，可是他反而比年轻人还能睡。一上车就昏昏欲睡，对谈话毫无兴趣。天还没黑就躺下倒头大睡，直到第二天八点十七分列车到站，马威把他叫醒，他才机灵一下坐起来，睁开惺忪的睡眼说：“怎么？到了？这么快。”
马威心中不免悲伤起来，唉，壮士暮年呀。看着老贾那种贪睡的样子，想着关于这个风云人物的种种传说，他似乎感到这个英雄半世的人毕竟老了，他还能有往日的风采吗？
丹东公安局早派了专车迎候，马威带着一行人乘车直奔丹东市医院而来——尸体保存在医院的太平间中。
这是一个专用的单间，尸体的碎块分别盛放在三个铁匣中。包裹尸体的物品，一件件被码放在房间的一个长桌子上。老贾立即吩咐小楚和小邵对尸体摄影，丹东公安局的同志也拿出一叠他们复制的现场照片给马威等看。
“8号车厢已经停止使用，现在还在停车场，要去看看吗？”丹东的同志问。
“先不用了，目前抓紧对尸体做进一步检验，解剖的场地准备好了吗？”马威说。
“准备好了，就在市医院解剖室进行。”
“好，请杨高工立刻解剖尸体，咱们先把情况碰碰。”马威命令道。
“把发现现场的乘警也请来，一起议一议。”他又提议道。
这时，时间还不到九点钟。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尽快得到尸体解剖结果，就在市医院的小会议室中，召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
丹东公安局的同志准备详细介绍现场勘察情况。
“昨天，也就是4月12日早晨八时十七分，27次特别快车准时到站，列车员王群芳，女，二十一岁，准备按常规清扫车厢……”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由于时间紧迫，请不必像讲故事那样叙述，只把你们初步结论及证据简要说明一下就行了。”马威打断了那个同志的话。
那位负责介绍情况的同志沉吟了一会儿说：“也好，结论是，案发的时间为4月9日以后，4月11日之前。证据是，包裹尸体的物品中发现半张《人民日报》，报纸的出版日期是4月9日，上面有当日的天气预报，罪犯不可能在报纸出版之前就用它来包裹尸体。”他说到这儿停了一下，用眼睛看了看马威。
马威根本没有看他，只用手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拍了一下。而坐在他身旁的老贾嘴角上露出了笑容。他注意到了马威的动作，心里知道这个小伙子沉不住气了。因为介绍情况的同志在报纸问题上显然犯了一个逻辑错误，用4月9日出版的报纸来包裹尸体，不能成为案件发生在4月9日之后的证据，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大概怕马威立刻向那个丹东的同志发难——那样让人家太难堪了，于是掏出烟来递给马威一支，他用这样一个小举动来安抚一下这位年轻气盛的处长。于是二人点燃香烟，继续耐着性子听。
“还有从尸体外观上看，案件发生的时间也决不会早于4月9日。而尸体是4月11日下午运上车厢的，案子当然也不可能在4月11日之后发生。第二点，案件发生的地点，初步确定为北京市。证据，包裹尸体的帆布包，有一个灰色的是崭新的，显然是专为包裹尸体而购买的，是北京的产品。还有金狮牌铁锁也是北京的产品，由此可以断定案子发生在北京，而不是别处。”
“今天是13号，当地的报纸关于这件事有什么报道吗？”马威提出了这么个问题。
“没有，昨天有几个记者不知怎么闻着味了，曾经到我们局来采访，我们没有向他们透露任何情况。”
“为什么？”“局长指示要保密。”
“刑事案件保哪家子密？我建议你们立即把发现尸体的时间、地点捅给记者，让他们往当地报纸上发消息。”马威说。
“那影响多不好！如果我们破不了案呢？岂不是搞乱了人心？”那个同志说。
“为什么我们破不了案？这么没自信还干什么事。再说你不说，记者还可以到铁路上去采访，他们无孔不入，保不住密的。捅出去见了报，我们可能会有意外收获，只会对破案有利。”
“那好吧，我把你的意见汇报给局长，不过还有一点，见了报之后，罪犯就会有戒备，破案怕困难更大了。”
马威只好苦笑了。“老贾，你有什么看法？”他转过来问贾学义。
老贾显得很沉稳，他侧过头来，对小楚说：“小楚，你先谈谈看法。”
楚安邦是部队复员的干部，二十七岁，分配到铁路公安处工作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他算是跟老贾学徒的。所以，师傅在这个当口不免要考一考徒弟。
小楚坐在沙发上，正跃跃欲试，听老贾一让，马上开口道：“作案时间，等尸体解剖结果出来就可以明白了。对于作案地点，我认为肯定在北京市范围。我还有补充证据，包裹尸体的东西中，有一件灰蓝色秋裤和一个白色的圆领针织衫，这两样东西也是北京产品。这么多的东西都是北京产的，这决不是偶然的吧？”
老贾点了点头，对马威说：“马处长，你看呢？”
“嗯，案子发生在北京，这一点可以定下来。”马威毫不犹豫地说。
“我同意。”老贾说，“小邵，你有什么看法？”他接着又转向小邵问。
小邵是这里最年轻的一个，而且是个女同志，本来就挺惹眼。老贾一向她发问，大家的眼光齐刷刷对准她。她俊气的脸上有些红晕，大概是从来没有经过这么大的案子，精神略微有点紧张。
“我有一些疑问。”她镇静了一下说，“尸体为什么单单没有脑袋和手呢？如果是因为包裹小装不下，为什么不把别的部位落下，比如腿脚胳膊等？”
“嗯，问得好。”老贾应声说道。
“还有，从尸体上看，作案人极为狡猾。我注意到了头切下来的位置，按一般情况讲，应当在颈部中间喑下刀切割，这时最好下手。可是这个尸体是齐着腔子切下来的，这就是说颈部一点儿也没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脖子上大概留有一些堆积的痕迹，罪犯为了消灭这些痕迹、所以不惜费事从脖子根上切下脑袋。”小邵见老贾有鼓励她的意思，胆子壮起来，一口气又说出这样一个看法。
“嗯，很好。”老贾又说道。
“老贾，该你的啦，你是个搞痕检的老手嘛。”马威说。
“我也没有什么新的见解，我来回答一下小邵的问题吧。”老贾说，“尸体现在是七块.腔子为一大块，两腿分别拆卸为两块，加上两只胳臂，单单没有手和脑袋，这说明什么？”他看了大伙一眼。
会场上的人，包括马威在内，全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似乎大家对这一点都有点儿迷惑不解。
“这起码说明两点：一、死者是个有前科的人；二、罪犯对被害人的情况，包括他的历史相当熟悉。”
老贾说完这两点，又掏烟点烟，似乎已经把话说完了。而会场上的人，除了马威带着钦佩的神情点了点头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还圆睁着眼睛盯着他，等待他继续说下去。见他悠闲地抽起烟来，都有点儿失望。小楚愣愣地想了一会儿，忽然用手一拍脑门子说：“噢，我真笨。”
马威向他投去揶揄的微笑。
这时，尸体解剖结果出来了，杨高工向大家报告了解剖结果：被害男性，年龄在二十五——二十八岁，约高一米七五左右，身体健康。胃液化验有酒精和少许食物，死亡时间大约在三天前。尸体切割处下刀准确，关节囊切断，关节轴上稍有刀口划伤痕迹。法医推断凶手对人体熟悉，手法接近外科大夫水平。
杨高工汇报完，马威对老贾说：“老贾同志，我的意见是将尸体和所有物品带回北京再进一步研究，你看怎么样？”
“好吧，就这么办，我马上起草一个简要的报告，你签字后交丹东公安局存档。”
“那就这么办了。”马威说。
“要不要到8号车厢去勘察一下。”小邵说。
老贾指了指丹东公安局给他们的一叠照片说：“有这些就足够了。”
“那关于凶手的情况呢？我们还是一无所知呀。”小楚说。
老贾看了马威一眼说：“对，暂时还是一件无头案。不过我们收获已经不小，一切都会有结果的，对吧？马处长。”
马威说：“小伙子，回去好好在那堆东西里做文章，肯定会有新发现的，凶手跑不了。”
小楚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回来的路上，小邵和小楚在一个包厢里，小邵偷偷向楚安邦说：“嗨，科长说的那两点，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后来才明白了，科长真有两下子。”小楚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凭什么说被害是有前科的呢？”
“说起来道理挺简单，因为凶手把被害人的头藏了起来，这还好理解，一般是怕暴露被害人的面貌，给侦破提供线索。而手为什么也不见了呢？因为有前科的人公安局都保存了他的指纹档案，一查档案被害人的身分就一目了然了。凶手知道被害人有前科，怕咱们根据指纹查到被害人的情况，所以，连手也砍去了，这说明凶手对被害人相当熟悉。”
小邵听了一个劲点头。
“罪犯真够狡猾的。”
“对，罪犯一般都够聪明的，这样咱们干起来才更有意思。”小楚说。
“还有，为什么市局的马处长主张丹东公安局的同志把消息捅给记者呢?案子现在一点眉目也没有，报上捅出去，咱们不是很被动吗？”小邵又问。
“我猜这也是一招棋，这个马处长脑子也够灵的。为什么呢？你想，尸体肯定不会自己长了腿跑到8号车厢去，那么，必是有人送上去的。可是咱们的列车员、乘警全都没有注意是什么人送上列车的，而列车上那么多旅客就不见得没有人看到过他们，而看到的人当然也不知道包裹里是个无头尸体。报纸上如果把在8号车厢发现无头尸体的情况登出去，说不定乘坐27次列车的旅客就会有人看到这条消息，也说不定有人回忆起那两个包裹是什么人放在车厢里的。他们很可能向公安机关提供这一情况，这不是个发动群众的好办法吗？如果不这样办，那么多乘客，又没有任何登记，我们上哪儿找人证去？”
“原来是这样，对，27次列车是由北京开往丹东的，乘坐那次列车的旅客多数在关外各站下车。如果辽宁的地方报纸及时发个消息，肯定对破案有利。”小邵也明白了。
“所以，马处长让丹东方面捅给记者，估计也是这个目的。”
列车到了北京站，马威叫贾学义跟他直接上市局汇报，贾学义也叫小楚和小邵带东西到市局去继续研究，尸体派人送到铁路医院太平间封存。
“案子没有眉目之前，大家要准备连夜奋战，谁也不准休息。”老贾说。
马威和老贾马不停蹄赶到市公安局向主管副局长老闻作了汇报。老闻说：“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侦破此案。你们有什么初步打算先谈谈吧，我可以尽力满足你们的条件。必要时，可以把全市公安系统都动员起来。”
“我的意见，可以先在本市公安系统发个通报。暂时不必大兵团作战。由市局和铁路公安处组成一个精干的侦破小组，目前主要在现场遗留物品上作文章，发现后再及时铺开。另外通知市区近郊区各派出所，有报失人员的，立即通知市局。”马威说。
“那么，你判断不可能是远郊区县的人作的案喽。”老闻说。
“对，不可能。罪犯如果是远郊区县的，决不会把尸体运到北京站来，就地销毁比这容易得多。”马威说。
“好，就这么办，由马威同志负责组织一个班子，要调什么人各单位都要给予方便。”闻副局长说。
“人不要很多，我由刑侦处再抽调两名刑警，加上老贾和他手下的几个人暂时足可以应付。”
汇报会简短紧凑，不到半小时，初步侦破方案就这么定了。
时间已是4月14日下午，马威开汇报会，立即召集了侦破小组会议。
“现在我们注意力要集中到两个方向上，一是搜寻被害人的线索，由刑侦处的张纪友、贺同舟负责；二是进一步检验现场遗留物品，从这些东西上发现凶手的线索。一有情况马上通报。今天是4月14日，假定作案时间是4月10日，时间已过了四天，拖的时间越长犯罪分子销赃匿迹的可能越大。我计划在三日内破案，一定要及时地抓住罪犯的狐狸尾巴。”马威说话时态度果决，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
他刚说完，小楚就说：“我刚才对现场遗留物品又认真检验了一遍，发现用来包裹尸体的物品中有一条棉被，被里和被面被拆下来了，里面的棉套也剪开了。不过这个棉套新打过，而且上面的网线很特别，一律是白线，没加花线。据我所知，北京加工棉套的工厂都是要加花线的。可否查一下，哪个工厂打棉套不用花线，这样这个棉被的主人就容易找到了。”
“嗯，这倒是个重要线索，你看棉套是手工弹的还是机器加工的？”老贾说。
“是机器加工的。”
“对，先去工商局查一下，北京有多少棉花加工厂，问问他们有哪些厂家打套时不加花线。”
“好吧。”
“还有一个发现，用来捆绑尸体的麻绳是反扣的。一般的麻绳都是正扣，这种麻绳是哪个商店卖的呢？”小邵说。
“嗯，这又是一个收获，前门大街和西花市各有一个专营麻绳的商店，可以去问问他们。”老贾说。
正在这时，马威去接了一个丹东公安局来的电话，回来说：“丹东列车碎尸案今晨在辽宁日报见报，结果丹东公安局当天就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沈阳一位教师打的，说他是4月12日27次列车的乘客，他的六岁的孩子在乘车时发现一男一女在北京站将一大一小两个提包放在靠门的行李架上后，人就不见了；另一个电话是丹东市一个干部打的，说他也在北京站见到一男一女把两个提包放在行李架上后就下车了。他还简单描绘了一下这一男一女的年龄相貌。男的大约在三十五岁左右，黑脸，络腮胡子，穿一件黑色西服。女的看去年轻一些，穿红毛衣、牛仔裤。看来案犯就在本市这一点更确定无疑，而且起码是两个人，年貌特征也初步有了个谱。”
马威说完，大家觉得信心更足了，于是定下行动方案，小张和小贺全力去跑市区近郊区各分局派出所，查出4月9日以来报失人员中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的男性人员，再逐个分析情况。小楚和小邵去调查棉套的加工厂和麻绳、提包的经销商店，老贾进一步研究尸体和物品，马威坐镇市局协调指挥小组人员的行动。
时间是4月14日下午三点，马威坐在办公室前冥思苦想，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作案的人起码是一男一女，而死者是一个男人，马威的脑子中突然蹦出这么一个念头：会不会是情杀？奸夫奸妇谋杀配偶，这是一个普通的命案规律。死者的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二十八岁，而据27次列车上的乘客报告，那可疑的一男一女，男的三十五岁左右，女的年轻一些，大概与死者年龄相当。那么是女的勾引了一个年龄大一些的奸夫，二人合谋杀死了女方的丈夫？
“处长，你看，这块塑料布上有戏。”
马威抬眼看时，见老贾很兴奋地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一块包尸体的塑料布。他还没见过老贾这么兴奋，于是赶忙站起来。
一块大约一米五见方的半透明塑料布的一个角上，有一块胶布贴在上面，胶布上有一些字，并有一个电话号码：781278。
“电话号码？是什么地方的？”马威问。
“刚查过，是双井副食商店。”老贾说。
“到底摸到了一点儿蛛丝马迹。”马威兴奋地说。
马威和老贾立即对这块塑料布作了一番分析，摆在他们面前有三种情况：
一、这块塑料布上面的电话号码和姓氏，有可能是作案者某人的姓氏和单位电话；
二、这块塑料布与作案人有某种间接关系；
三、塑料布纯属作案人偶然得到的，上面的电话号码和姓氏与作案人毫无关系。
经过一番推敲，他们排除了第三种可能性，因为塑料布从整体看尚属完好。而且从新旧程度上看，起码也有八成新，绝不会是什么人扔弃又被作案人捡回来的。那么，电话号码与姓名与案件必有一定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
“马上到双井副食店去找有关人员查询。”马威说。
他们两个人驱车来到双井副食店时，正是店内繁忙的时刻。他们找到了商店的党支部书记老刘，说明身分之后，马威单刀直入地问：“你们店里有没有姓陈的职工？”
“姓陈的？没有，我们店里有三十六名职工，张、王、李、赵各姓都有，就是没有姓陈的。”
马威和老贾听了支部书记不冷不热的回答，心里一下凉了一半。
“那么，你们职工的主要亲属中有没有姓陈的人呢？”老贾又沉着地问了一句。
“啊？这个——我刚调到这个单位还不满一年，对职工的情况还不太了解，是不是请我们店的工会组长老纪来问问？”
老纪是五十多岁的老职工。“我从六四年就在这儿工作了，有什么关于店里人员的事尽管问我。”老纪是个挺爽快的人。
当马威问起姓陈的情况时，他说：“姓陈的人，现在是一个也没有，不过倒退几年这个店还真有好几个姓陈的。就拿八O年以后来说，有个会计叫陈幼芳，因为家在石景山住，八一年调走了。还有一个小伙子叫陈得力，是八一年招工进来的，干了不到半年，因流氓罪被判了刑。再有就是陈克浩，原来也是店里的老职工，在肉案上卖肉，去年辞职了。这样姓陈的就没有了。”
马威他们一听，这个工会组长老纪原来是副食店的“活字典”，少不了让他把几个姓陈的情况详细介绍了一番。老纪如数家珍般地把这几个姓陈的年龄、经历、家庭、甚至性格全介绍了一遍。马威和老贾听了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档案材料：陈克浩，男,三十五岁，高中毕业文化程度。一九七三年下乡插队，七五年回京。同年到双井副食店工作,在店工作期间，表现良好，曾担任肉食组组长，八二年辞职，利用家里落实政策的房屋开起一家个体旅馆。婚姻状况：七九年经人介绍与无业人员刘敬芝结识，同年结婚，八三年离异，现在独身。
马威和老贾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把陈克浩列入怀疑对象，理由是，一、陈与27次列车的乘客检举的一男一女中男人的年龄相仿；二、陈在肉案工作多年，应当具备分解尸体的技术；三、那块可疑的塑料布显然是陈所有的物品。
可是，陈克浩为什么要杀人碎尸呢？作案动机是什么？这暂时还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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