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那天
化验单是周三下午出来的。
我攥着那张薄薄的纸，在医院的走廊里站了足足十分钟。来来往往的人从我身边挤过去，有个老太太的布袋子刮到我胳膊，说了声“对不住”，我也没动。
纸上的字我都认识，组合在一起却看不懂。或者说，是不敢懂。
“依据现有资料和DNA分析结果，不支持周正是周晓阳的生物学父亲。”
不支持。生物学父亲。这几个字像针，扎得眼睛疼。
我把纸折了又折，折成豆腐块大小，塞进裤兜。走出医院时，天阴着，要下雨。我没开车，顺着人行道慢慢走，路过菜市场，听见有个女人在跟摊主砍价：“三块五！就三块五！我天天在你家买！”
那声音尖利，带着市井的泼辣。我突然想起方文娟，我老婆，她从来不会这样砍价。她总是轻声细语的，在超市里拿着两盒牛奶比生产日期，然后选更新鲜的那盒，放回购物车时，动作很轻。
手机响了。是方文娟。
“周正，你几点下班？妈晚上过来吃饭，我买了条鲈鱼，清蒸还是红烧？”
她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温温柔柔的，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我握着手机，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周正？你在听吗？”
“嗯。”我应了一声，声音哑得自己都陌生。
“你怎么了？感冒了？”
“没。有点累。”我看着马路对面我们住的那个小区，十六楼，东户，阳台挂着晓阳的校服，白的，在灰蒙蒙的天底下，有点晃眼。“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
“啊？妈都来了……”
“公司有事。”我打断她，“你们吃吧。”
没等她再说话，我挂了电话。屏幕暗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有点扭曲。我抬手抹了把脸，手上全是汗，冷的。
我没去公司。去了常去的小馆子，要了瓶二锅头，两个凉菜。老板老陈跟我熟，过来递烟：“哟，周哥，一个人喝闷酒？”
我没接烟，端起杯子灌了一口。辣，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
“跟嫂子吵架了？”
我又倒了一杯。老陈看我脸色不对，讪讪地走开了，回头跟老板娘嘀咕：“老周今天不对劲。”
我一个人喝到晚上九点多。一瓶见底，头重脚轻。摸出手机，有十几个未接，方文娟的，还有我妈的。还有两条短信。
方文娟：“周正，你在哪？妈很担心，晓阳一直问爸爸怎么不回来。”
我妈：“儿子，有什么事回家说，别让你媳妇着急。”
回家。那个我花了六年积蓄，加上父母帮衬，付了首付的房子。那个我每天下班推开门的，有饭菜香，有儿子跑过来喊“爸爸抱”的地方。那个我以为是我全部世界的地方。
我摇摇晃晃站起来，结了账。老陈想扶我，我摆摆手，自己走出去。
风吹过来，酒劲上涌，我蹲在路边干呕，吐出来的都是酸水。有出租车慢下来，司机探出头：“走不走？”
“走。”我拉开车门，报了小区名字。
车在楼下停住。我抬头，十六楼，客厅的灯还亮着，黄黄的，看着就暖和。以前每次加班回来，看到这盏灯，一身的疲惫就卸了一半。现在看着，只觉得那光刺眼，像嘲弄。
我上了楼，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掏出钥匙。门开了，客厅里，我妈、方文娟，还有晓阳，都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在放动画片，但没人看。
晓阳先看到我，跳下沙发跑过来：“爸爸！”
他扑过来抱住我的腿。五岁的孩子，软软的，热乎乎的。我身体僵着，没像往常一样弯腰抱他。
方文娟站起来，她穿着家居服，头发松松挽着，脸上有担忧：“周正，你喝酒了？”
我妈也站起来，叹了口气：“回来就好，文娟给你热着饭呢。”
我避开晓阳，走到客厅中央。酒壮怂人胆，也可能是那一纸鉴定结果烧光了我所有的理智。我从裤兜里掏出那张折得死死的纸，扔在茶几上。
“看看这个。”我的声音很平，平得我自己都陌生。
方文娟看看我，又看看那张纸，迟疑地拿起来，打开。她的目光落在纸上，先是困惑，然后，一点一点，血色从她脸上褪去，嘴唇开始哆嗦。
“这……这是什么？”她的声音在抖。
“亲子鉴定。”我盯着她，一字一句，“晓阳，不是我儿子。”
“哐当”一声，我妈手里的杯子掉在地上，碎了，水渍和茶叶泼了一地。晓阳被吓到，往方文娟身后缩了缩，大眼睛里全是惊恐，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不可能！”方文娟猛地抬头，脸白得像纸，她把那张纸攥得紧紧的，指关节都发白，“周正！你胡说什么！你疯了吗？！”
“我疯了？”我笑起来，自己都觉得那笑声难听，“我他妈是疯了！我养了五年的儿子，你告诉我，是谁的种？！”
“你混蛋！”方文娟尖叫起来，眼泪唰地流下来，“周正！你王八蛋！你凭什么去做什么鉴定！你怀疑我？！”
“我不该怀疑吗？”我往前走了一步，酒气喷在她脸上，“晓阳哪点像我？啊？你告诉我！眼睛？鼻子？嘴巴？他妈的哪点像周正的儿子？！”
“你滚！”方文娟浑身发抖，抓起茶几上的一个苹果就砸过来。我没躲，苹果砸在我肩膀上，不疼。
“妈！妈！”晓阳被这场面吓得大哭起来，紧紧抱着方文娟的腿。
我妈像是才反应过来，颤巍巍地走过来，想拉我：“正子，正子你冷静点，有话好好说，这肯定是弄错了，弄错了……”
“妈！”我推开她的手，力气有点大，她踉跄了一下，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弄错？白纸黑字，盖着红章，能弄错？！”
我转身往卧室走，脑子嗡嗡的，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里。立刻，马上。
“周正！你去哪！”方文娟在我身后哭喊。
我没回头，冲进卧室，拉开衣柜，随手扯出一个旅行包，把几件衣服、剃须刀、充电器胡乱塞进去。我的动作很快，很重，衣柜门被我摔得砰砰响。
“爸爸！爸爸你别走！”晓阳跑进来，抱住我的腿，仰着满是泪的小脸，“爸爸，我错了，你别生气……”
我低头看他。这孩子，眉眼清秀，像他妈多些。以前别人说“儿子像妈有福气”，我还乐滋滋的。现在看着这张脸，只觉得一股邪火混着冰冷的恶心，从胃里往上翻。
我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他的手很小，很软，却抓得很紧。
“别叫我爸爸。”我说，声音冷得我自己都打寒颤。
晓阳愣住了，哭声卡在喉咙里，张着嘴，呆呆地看着我，像是听不懂我的话。
我拉上背包拉链，拎起来，绕过他，走出卧室。方文娟挡在客厅门口，眼睛红肿，死死瞪着我。
“让开。”
“你把话说清楚！”她声音嘶哑，“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凭一张不知道哪来的破纸，你就否定我们这么多年，否定晓阳？！”
“信任？”我笑了，“方文娟，这话你留着跟晓阳的亲爹说去吧。”
我从她身边挤过去，拉开门。外面楼道里的声控灯应声而亮，惨白的光。
“周正！”我妈追到门口，老泪纵横，“这么晚了你去哪啊！有什么事明天再说，行不行？算妈求你了！”
“妈，你回屋吧。”我没回头，“这里的事，您别管了。”
我走进电梯，金属门缓缓合上，最后看到的，是方文娟靠着门框滑坐在地上的身影，和我妈抹泪的样子，还有晓阳从屋里跑出来，被方文娟一把搂进怀里，母子俩哭成一团。
电梯下行，失重感让我胃里又是一阵翻搅。我靠在冰冷的轿厢壁上，闭上眼。
走出楼门，雨终于下下来了，不大，淅淅沥沥的。我没打伞，一头扎进雨里。冰凉的雨水打在脸上，稍微缓解了那股火烧火燎的头痛。
我拦了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我愣了几秒，报了个离公司不远的快捷酒店的名字。
路上，手机又震了。是我爸。我直接按了静音，把手机塞进背包最底层。
车窗外的城市灯火流离，被雨幕晕开，一片模糊。我忽然想起，五年前，晓阳出生那天，也是晚上。我从产房外冲进去，看到那个红通通、皱巴巴的小东西，方文娟虚弱地笑着，说：“周正，你看，儿子。”
我小心翼翼地抱着他，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瓷器。那时候，我以为我拥有了全世界。
雨刷器在眼前来回摆动，发出单调的声音。我抹了把脸，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那一晚，在快捷酒店陌生的床上，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上的污渍，直到天亮。楼下的马路，渐渐有了车流声，新的一天开始了。可我知道，我的天，在昨天下午，就已经塌了。
第二章 那两年
我在快捷酒店住了三天，手机关机。
第四天早上，我把手机打开，信息提示音像放鞭炮一样炸了足足两分钟。未接来电99+，短信塞满了收件箱。我妈的，我爸的，几个关系近的亲戚的，还有几个哥们儿的。方文娟的未接最多，短信也最多。从最初的质问、哭诉，到后来带着绝望的哀求，最后几条，语气已经冷了下去。
“周正，你回来，我们谈谈。就算……就算为了晓阳。”
“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
“好，我明白了。律师会联系你。”
我看到“律师”两个字，手指顿了顿，然后一条条删除了所有信息，把她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做完这些，我靠在床头，望着窗外灰扑扑的天。酒店窗户不隔音，能听见隔壁房间的电视声，走廊里清洁工推车的声音，还有楼下早点摊的叫卖。这些声音热热闹闹的，都和我无关。
退了房，我先去了公司。部门经理老刘看见我，拍拍我肩膀：“家里事处理好了？脸色可不好看。” 我含糊应了声，坐回工位。电脑屏幕亮着，桌面是去年公司团建的照片，我和方文娟站在一起，她靠着我的肩，笑得很浅，但眼睛弯着。晓阳在我们前面做鬼脸。我移动鼠标，右键，将图片永久删除。
工作能让人暂时忘了疼。我主动接了两个难搞的项目，没日没夜地加班，查资料，跑现场，写方案。困了就在办公室的折叠床上眯一会儿，饿了就点外卖。同事看我像看怪物，私下议论：“老周这是受什么刺激了？”“听说家里出事了，具体不清楚。”“拼命三郎啊这是。”
我妈来公司找过我一次，在楼下大堂，提着保温桶。两个月没见，她头发白了一大片，背也更佝偻了。看到我，眼圈立刻就红了。
“正子，回家吧，啊？妈给你炖了汤。”
我把保温桶接过来，很沉。“妈，我这儿忙，你先回去。”
“再忙也得吃饭睡觉啊！”我妈抓住我的胳膊，手在抖，“你看看你，瘦成什么样了！那个家……那个家你不回，妈那儿你总得回吧？你爸嘴上不说，心里也惦记你……”
“妈，”我打断她，声音放得很低，“我的事，您别操心了。我自己能处理。”
“你怎么处理？离了？”我妈声音带了哭腔，“正子，妈是过来人，夫妻没有不吵架的，有啥事不能坐下来商量？晓阳那孩子……”
“别提他。”我声音猛地一沉。
我妈被我的脸色吓住，手松开了，眼泪滚下来，顺着深深的皱纹往下淌。她不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那眼神里有痛心，有不解，还有一种我无法承受的失望。大堂里人来人往，有人好奇地往这边瞥。我把保温桶塞回她手里。
“汤您带回去自己喝。我上去了，还有会。”
我转身走向电梯，脚步很快，不敢回头。电梯门关上，金属墙壁映出我模糊的影子，嘴角抿成一条僵硬的直线。
离婚手续办得比我想象的快。方文娟没露面，全程是律师对接。财产分割也没什么可争的，房子是我婚前买的，贷款还剩不少。她提出要一部分补偿，数目不算离谱，我答应了。律师把协议递给我签字时，推了推眼镜：“周先生，您不再考虑一下？毕竟有孩子，而且方女士坚称她对……对孩子的血缘问题并不知情。”
我拿起笔，在需要签名的地方，一笔一划写下“周正”两个字。笔尖划破了一点点纸。不知情？我脑子里闪过晓阳的脸，又闪过化验单上那行冰冷的小字。我把笔扔回桌上。
“就这样。”
走出律师事务所，正是中午。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睛，站在路边点了根烟。烟很呛，我咳嗽起来，咳得眼泪都出来了。也好，别人看见，只当是烟呛的。
我换了个住处，租了个一室一厅的老房子，离公司远，但便宜。家具是旧的，墙皮有些地方剥落了，晚上能听见水管子呜呜的响声。我把从家里带出来的几件衣服塞进衣柜，旅行包扔在墙角，再没打开过。里面还有晓阳的一个塑料小汽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去的，我拿出来，看了几秒，扔进了垃圾桶。
日子一天天过去，像钝刀子割肉。白天用工作填满，晚上回去，对着四面空墙，那种空洞感就一丝丝渗出来，缠得人透不过气。我开始喝酒，不多，每晚一两，就着花生米或者一包榨菜，对着电脑看些没意思的球赛或新闻，直到眼睛发涩，倒头就睡。
和过去的朋友也渐渐疏远了。他们起初还叫我出去吃饭喝酒，劝我想开点，后来见我总是推脱，或者坐在那里闷头喝不吭声，也就不再叫了。他们的生活照旧，老婆孩子热炕头，聊的话题我插不进去，也不想插。
只有一次，遇见了以前的邻居，带着孙子在超市。老头看见我，很热情：“小周啊，好久不见！搬走了是吧？你儿子晓阳，该上小学了吧？那孩子，聪明着呢！”
我胡乱点点头，推着购物车快步走开，拐到另一排货架后面。胸口那里，像被什么东西重重擂了一下，闷疼。
偶尔，深夜里，我会拿出那个旧手机，翻到黑名单里那个号码。屏幕的光在黑暗里幽幽的，映着我的脸。手指悬在“移除黑名单”上方，很久，最终锁屏，把手机扔到一边，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时间久了，疼好像就麻木了。只是心里头缺了一大块，空荡荡的，风穿过去，带着哨音。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一直灰败地过下去，直到那一天。
那天是周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我在公司加班改一个急用的标书，办公室里就剩我和另一个新来的实习生。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本地座机。
我接了，有点不耐烦：“喂？”
“请问是周正先生吗？”一个男人的声音，很正式。
“是我，哪位？”
“这里是南城分局刑侦支队。有些情况需要向您了解一下，请问您现在方便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诈骗。最近这种电话多。
“什么事？”我语气冷下来。
“关于一个被拐儿童的情况。孩子一直说记得你的电话号码。您看您能不能现在来分局一趟？或者我们去找您也行。”
“被拐儿童？我的电话号码？”我觉得荒谬，“警察同志，你们搞错了吧？我没什么孩子。”
“孩子说他叫周晓阳，五岁。我们核实过，您是他的父亲，周正，对吧？”
“周晓阳”三个字像冰锥，猝不及防扎进耳膜。我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指节泛白。办公室里很安静，我能听见自己骤然加快的心跳声，咚咚，敲着胸腔。
“周先生？您在听吗？”
“我在。”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陌生，“我……我现在过去。”
挂断电话，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实习生小心翼翼地问：“周老师，您没事吧？脸色好白。”
“没事。”我站起来，腿有点软，扶了下桌子才站稳。“我出去一趟，标书明天早上给你。”
我抓起外套，几乎是冲出了办公室。电梯下行时，我看着不断跳动的数字，一片空白。周晓阳。被拐儿童。记得我的电话号码。
这怎么可能？
两年了。我已经快要成功地把那个名字，那张脸，从我的生活里挖出去了。连根拔起，血肉模糊，但毕竟快要长出新肉，结上硬痂。
现在，一个电话，又把这血淋淋的一切，撕开了。
开车去分局的路上，我手心一直在冒汗，好几次差点闯了红灯。脑子里乱糟糟的，无数个念头在冲撞。他怎么会记得我的电话？他为什么被拐？方文娟呢？她知不知道？她现在在哪？
两年，我没打听过她任何消息。那个家，那个人，那个孩子，成了我绝口不提的禁区，也成了周围人默契避开的话题。
车子停在分局门口。我深吸了几口气，才推开车门。雨后的夜晚，空气湿冷，带着泥土和铁锈的味道。分局大楼亮着灯，门口有警察进出，神色匆匆。
我走进去，向值班民警说明了来意。他打了个电话，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便服、年纪三十出头的警察从里面走出来，目光锐利地扫了我一眼。
“周正？”
“是我。”
“我姓陈，陈队。这边请。”他引着我往里面走，穿过略显嘈杂的办公区，来到一间小会议室。
会议室里还有一位女警，正在整理材料。桌上放着一次性纸杯，冒着热气。
“坐。”陈队指了指椅子，自己在我对面坐下，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审视地看着我。“周先生，首先感谢您能过来。情况是这样，我们前两天解救了一个被拐卖的孩子，是在邻省一个村子里找到的。孩子受了惊吓，一直不说话，直到今天下午，才断断续续说出一个电话号码，说是他爸爸的。我们查了，机主是您。”
我喉咙发干，端起纸杯喝了口水，水是温的，没什么味道。“他……他怎么样了？”
“身上有些旧伤，营养不良，但身体没有大碍。主要是心理创伤，很怕人，尤其是成年男性。”陈队顿了顿，目光在我脸上停留，“我们联系了孩子的母亲，方文娟女士，但她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通过户籍系统查到的地址，也找不到人。听邻居说，她一年多前就带着孩子搬走了，具体去向不明。”
搬走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所以，目前您是孩子唯一能找到的亲属。”陈队的声音很平稳，但话里的意思像一块石头压下来，“我们需要您配合，一是确认孩子身份，二是……孩子现在这个状况，需要亲人陪伴安抚，协助我们调查，也利于他后续恢复。您看……”
我张了张嘴，想说“他不是我儿子”，话到嘴边，却怎么也吐不出来。脑海里是陈队刚才那句“身上有些旧伤，营养不良”，还有“很怕人，尤其是成年男性”。
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一个年轻女警探头进来，小声说：“陈队，孩子醒了，还是不说话，一直缩在墙角。”
陈队看向我，眼神带着询问。
我放在腿上的手，慢慢握成了拳，指甲掐进掌心，很疼。我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和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
“带我去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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