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的军事活动、武器装备等进行了深入调查，详细分析红军战术特点、作战策略及入城后的革命形式、方针政策等，预估红军的战力水平及其政治影响力。
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认为收编“土匪”、策反敌军士兵是中共与红军的军事策略之一。关于红军编制，外务省情报显示，截至1930年4月红军14个军整体兵力合计为66620人，其中贫农占58.5%、军人占27.5%、工人占3.5%、“流氓及土匪”占10.5%。红军中“流氓及土匪”成分的士兵已占总兵力的十分之一，且各军“土匪”的占比不尽相同，例如，李明光第六军及古大存第十一军中“土匪”占比已超40%。1928年4月，广东总领事馆曾搜集到由周其鉴、赵自选、朱德联合署名的《北江各县暴动工作纲领》。
根据该文件所述，中共既有意识地利用“土匪”破坏敌方交通，又伺机从其内部分化瓦解，后将其收编以扩充红军兵力。收编“土匪”扩红是中共及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有效方策。与此同时，中共与红军策反国民党士兵，并劝导其参加红军。
1929年4月4日，厦门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红军撤退至长汀后，拟由闽赣边界向北转移，并称“有情报显示，驻扎漳州的第一师及当地海军原属蒋介石派系，因红军策动现乘宁汉决裂之际起事倒戈”。
1930年3月31日，宜昌领事馆领事代理浦川昌义向外务省报送沙市下游红军第六军情报，在“策略”部分指出，红军第六军在军长孙德清带领下，“放手发动农民、青年，策反国军士兵，夺取地方团武署，扩充军队”。4月14日，浦川昌义向外务省报告贺龙部队情报，指出“鹤峰地区红军第四军辖三个团和一个特务营，沿途收编大量土匪”。同时期，厦门领事馆也向外务省报告，为进攻汝城，当地红军与长乐、平邑一带的“土匪”联合策划暴动。日本福冈县府调查员在天津搜集情报时获悉，平津冀地区“土匪”头目马得九拥护中共的合作政策，率部千余人接受整编，扩充至红军队伍。由此可见，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较早就将目光投向中共与红军对叛兵及“土匪”的策略之上，关注红军扩红。
收编和利用“土匪”问题相对复杂，关乎日本对红军性质的认定与判断。日本政府责令相关机构继续深入调查其背后有无中共相应的制度支持，查清红军与“土匪”的关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重光葵详查这一问题后，于1930年5月21日向外务省提交了《南支方面共产军状况》调查报告。他对中共是否有相应政策及相关制度是否完备表示怀疑，认为“此举只是中共为红军扩军而进行的一种虚张声势的宣传”。
报告指出，1927年12月广州暴动及农民起义遭到国民政府镇压，红军进攻城市的军事战略严重受挫，中共于1928年春进行土地革命。广州起义后，中共以海陆丰地区作为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逐步将“土匪”、“农匪”置于中共的统制之下收编改组为红军。中共曾向江西北部修水、湖北通城、湖南平江地区的根据地派驻宣传员，宣传“赤化”思想及政策方针，一概宣称已经完全掌握此类“土匪”、“农匪”的领导权，并成功改编为红军。重光葵表示“当前仍无法明确红军同不逞团之间是否已经完成制度性衔接与统制”，且更倾向于认为是红军与“土匪”在宣传方面的互相利用，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势力。
1930年7月，红军发动长沙起义。日本担心红军与“土匪”走向联合进而引发全国性“暴乱”。针对红军与“土匪”关系及“土匪共产化”问题，上海总领事馆再度进行了深入调查。上海总领事馆调查认为，各地名义上所谓的红军，其实际主体仍是“土匪”，且随着暴动的持续，“土匪”大增，政府的正规军或是逃兵叛兵为谋生计加入“土匪”，也使“土匪”势力不断扩大进而涌向城市近郊。例如，河南、山东一带的红枪会，起初为生活所迫以求自保被收编为红军，目前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近年来，南方各省内诸如此类“土匪共产化”的现象日趋增多。他们主张消灭地主劣绅、抵制外来侵略和反对封建宗教，与红军的实际行动极为符合。就“土匪共产化”实现路径而言，上海总领事馆指出，一些同南京国民政府决裂、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共产分子”渗透至“土匪”队伍中，从内部寻求突破口进行改造，构筑并强化红军与“土匪”的联络关系，最终实现“土匪共产化”。在过去的几年中，“共产分子”成功组织农民自卫军，得益于坚持吸收“土匪”策略，而红军在南方得以显著发展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土匪”策反的成功。上海总领事馆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认为唯有蒋介石取得胜利，彻底整顿国民政府，全力镇压他们，才能扭转当前局势。
同时，上海总领事馆在报告中表示，十分担忧“土匪共产化”后红军力量过分壮大最终导致中国爆发与俄国类似的共产革命，建议日本政府呼应国民党的反共宣传，配合西方列强的步调，积极在国际间营造“对中强硬”“干涉中国内政”的舆论氛围。日本政府随之调整政策，向西方列强开放中共与红军的情报，密切关注红军收编“土匪”后的发展趋势。
1931年12月，外务省经日本驻外公使向英国、美国、法国、新加坡、马尼拉通报红军情报，指出“长江一带水害过后，仅武汉一地就有十几万难民涌入。红军与‘土匪’纷纷现身。‘共产分子’积极策动难民造反。鄂北贺龙部、鄂东旷继勋部、鄂西段德昌部等彼此接应、相互配合，密谋攻取武汉”。日本向他国开放有关中共与红军的情报，试图巩固其作为远东反共代言人、桥头堡的国际地位。
关于红军与“土匪”及“土匪共产化”问题，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的调查报告及情报中尚存罅漏，包括“土匪”占比及“土匪”改造问题。中共以收编、改造、清洗方式，解决红军中“土匪成分”问题。土匪在军中的占比是浮动变化的，1931年下降至8.75%，且红军创建初期、中共六大及1931年后，红军对待性质不同的“土匪”，采取的政策也大有不同。红军正规化后，“土匪成分”早已褪去了。因此，日方调查中缺乏对中共“土匪”政策演变的搜集与分析，其中有关“土匪”比重的数据尚待进一步佐证。
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认为切断交通及通信、发动奇袭是红军采用的常规战术之一。1930年2月27日，长沙领事馆搜集到红军在湖南省内军事行动的情报后，立即向外务省进行报告。对于红军战术，报告指出，湘西红军在贺龙领导下与周朝武部队合并后，兵力倍增，时常借助天险、采用奇袭方式，在湘鄂赣、湘川黔边界开展军事活动；彭德怀部一千余人采用奇袭方式攻陷浏阳县城，解除当地兵团武装后，转移至萍乡以外的安关山附近。
7月15日，长沙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红军占领岳州城陵矶，进攻时红军故技重施，作战方式如出一辙。报告中称，这支部队由贺龙部、彭德怀及黄公略部组成，经崇阳羊楼洞南下，沿途拆除电线、铁轨，切断交通，趁岳州城防守薄弱之际，发起突袭，一举占领城郭。
1932年3月21日，汉口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赣东、鄂东南红军的情况。报告指出，黄陂、黄安的红军孔荷宠部进攻平汉线南段孝感、花园时，孔荷宠率部1000余人突袭杨家寨，沿途捣毁铁道、切断通信线路，炸断杨家寨南铁桥，致使平汉铁路线一时停运。随后，汉口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红军徐向前部、旷继勋部战况时，阐述了近乎相同的战术及作战方式。徐向前的红军第四军占领鄂东广济后，于次日晚趁夜奇袭蕲水；鄂北罗田、麻城、黄安方面，旷继勋的红军第六军奇袭孝感，分两次捣毁平汉线王家店至杨家寨段铁道。关于红军采用切断交通及通信、发起奇袭的战术，除驻华领事馆的调查报告外，在5月20日外务省亚细亚局编辑的《近期中国共产运动概况》中也有相同论述。文中言及赣南朱毛红军的作战动态时指出，朱毛红军抓住战机、先发制人，于4月10日突袭龙岩，以破竹之势迅速攻下安溪以西至云霄一带，占据闽南，不日即将合围厦门。
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认为，红军攻城后所采取的措施有占据政府机关、释放在押犯人、没收资本家财产、宣传革命思想等。1930年2月27日，长沙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近期红军军事活动时称，红军约1000人由崇阳进入湖北，渡过汀泗桥，驻扎于白丁铺一带，红军有序收缴当地守军的枪械弹药，扣押并没收资本家财产。7月4日，福州领事馆报告闽粤边界红军情报时指出，闽西南部红军与香翰屏部队在潮州东门外竹高山发生激战，双方损失惨重，红军撤退至松口、丰稔一带后，为解决资金周转问题，以打倒反动派名义，没收了当地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
7月15日，长沙领事馆向外务省递交调查报告，更加详细说明了红军攻城后的措施及实施情况。攻陷岳州城后，红军先头部队约200人立即入城占领政府机关及各重要机构，扣押政府人员，释放监狱囚犯。随后，红军主力部队约2000人抵达。红军第五军军长彭德怀入驻城内的大通旅馆。红军士兵在城内各处张贴布告，包括署名为第五军第五纵队司令李璨、政治委员邓乾元的布告，署名为第八军工农委员会常务委员李璨、邓乾元、何长工的布告，署名为红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吴溉之的布告，署名为红军第五军第一纵队部政治主任于兆龙、第三纵队政治主任刘宗义的布告及署名为红军第五军团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的布告。红军宣传员向群众散发宣传单，发表街头演讲，宣传共产主义和革命思想。
此外，长沙领事馆在报告中进一步叙述道：“红军打击中产阶级、大资本家及地主，从不侵犯穷苦百姓的利益；红军烧毁岳州县第一二厘金局，捣毁县政府、财务局、公安局、法院等机关，释放犯人，带领人民群众搬运各机关内的什器物品，分发给劳苦大众使用。”
芜湖领事柴崎白尾向外务省报送安徽省内红军情报时指出，红军方志敏及邵式平部约2000人进攻省南部秋浦、昭泽、中林，占领龙泉湾镇后，在城镇各处悬挂红旗，释放监狱犯人，没收了约80户资本家商铺。
对红军实施上述措施背后的真实意图，汉口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时，曾作简要分析。汉口总领事馆指出，以红军第二十军为例，李云秀领导部队在江西萍乡一带组织工农运动，开展土地革命，平分地权，真正原因在于中共与红军主张一律消灭土豪劣绅、资本家、政府官僚及国民党军阀等敌人；中共与红军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反对外来侵略，要求驱逐外国传教士，拆毁与外国人有关的庙宇、祠堂，拆除天主教堂，取缔福音、圣功等教会组织及与其相关的善堂、医院等机构，与中国人有关的则全部没收为苏维埃政府公有财产，充作中共党支部、农民协会、总工会等的办公场所。此外，厦门领事馆也曾指出，红军张贴共产党十大政策、共产党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宣言等布告，根本目的在于使民众知晓并理解中共与红军的政策和纲领。由上述可见，“打土豪分田地”、没收资本家财产、宣传共产主义和革命思想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战斗、工作、宣传的具体体现，在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中也可得到印证。
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非常关注红军武器弹药问题，极尽所能调查各地红军的实际状况，向日本政府提供评估红军整体作战能力的参考依据。厦门领事馆领事寺嶋广文在朱毛红军进攻长汀时，广布情报网络，调查该军的兵力与武器弹药情况。1929年4月4日，寺嶋广文向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提交报告时指出，目前朱毛红军中兵员数目与武器弹药数量的比例严重失衡，且武器弹药极其匮乏。据他推测，朱毛红军尚属红军中较有实力的部队，其他部队的实际状况可能更为严峻。
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统计的红军总人数及枪支数量具备一定的参照价值。1930年3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曾统计红军兵力，当时红军共有13个军，分布于8省127个县，约62700余人、38900多支枪。
1930年5月21日，上海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提交“南支”方面红军调查报告，其中“中国共产军编制概要（1930年4月迄）”显示，红军14个军总兵力66620人，共有步枪16520支、机枪646支、手枪5530支、迫击炮105门、大炮75门、飞机5架。士兵枪支比约为1:0.25。
同时期，受外务省情报部直接委派，波多野乾一展开对中共的调查。波多野乾一认为截至1930年4月，红军实际共有12个军和1个独立团，第十五军至第二十一军的存在仅是中共的口头宣传。波多野乾一推测红军总兵力约75000人，保有枪械数约40000—50000支。若全部以步枪数量计算，波多野乾一调查的红军士兵枪支比大致在1:0.53至1:0.67之间，比上海总领事馆的数据结果略高。半年之后，长沙领事馆针对红军兵力进行了一次独立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红军14个军共66480人，拥有步枪46520支、机关枪646支、短枪5530支、大炮75门、迫击炮105门。其中红军总兵力和总步枪数的统计数据分别与上海总领事馆和波多野乾一的数据相近。根据长沙领事馆的调查结果，当时红军士兵枪支比为1:0.69。
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的调查报告反映红军各军兵力存在地域性差异，在红军力量相对雄厚的地区士兵枪支比率略高。同时，国民党的“围剿”也给红军兵力增减及武器消耗带来大幅影响。例如，1930年8月26日，厦门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闽西地区红军情报，闽西红军由三个团扩增至五个团，总兵力达4700人、步枪3050支。士兵枪支比为1:0.64，远高于上海总领事馆调查的平均水平。上述兵力在雁石、大埔的“围剿”战斗中折损大半，原先的五个团整编为红军第十一军第一至第五纵队，总兵力减少至3000人、枪2000支，且平均每枪仅有子弹23发。虽总兵力有所减少，整编后士兵枪支比却略微提升，接近长沙领事馆调查的平均水平。
1931年4月16日，长沙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江西省内红军情况。江西省内有红军第三军至第十二军、二十二军、第三军预备队、第十六军第七、八、九师，总兵力达73100人、步枪39300支。江西省内红军士兵枪支比为1:0.57，虽总兵力因扩军有显著增加，而枪支弹药增幅仍较为微弱。
湖北省内红军经历数次“围剿”与反“围剿”战斗后大力扩红，导致总兵力与枪支弹药之间的失衡更为严重，士兵枪支比明显低于1930年度红军平均水平。1932年2月20日，汉口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汇报湖北省内红军情况。当时，湖北省内有红军第二军贺龙部、红军第一军许继慎部、第十一军吴光浩部、独立第四师李灿部、第十四军贺文慈部、第十六军孔荷宠部、第十八军胡筠部、第十九军侯奇部及第二十一军段德昌部，总兵力约16.3万人，步枪5.2万支。士兵枪支比仅为1：0.32。
汉口总领事馆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尽管如此，相比红军，同时期的湖北赤卫队几乎没有枪支，武器为大刀、长矛、梭镖、棍棒等，仅赤卫队一分队有步枪3、4支、手枪1、2支，且主要由农民、工人组成，平均每县约一两千人。赤卫队作为红军的后备力量，相较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毫无战斗力可言。
据部分领事馆调查，发展赤卫队，武装工农群众，为红军迅速扩充兵力提供了有力保障，但严重匮乏武器枪械。1930年8月26日，厦门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闽西红军发展赤卫队的情况。
报告指出，朱毛红军在闽西各县群众中组织赤卫队、暴动队,发展工农武装，规定：“男女16岁以上23岁以下组成赤卫队，24岁以上至40岁以下组成暴动队，6、7岁以上至16岁以下组成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
此外，其他青年妇女组成妇女协会”。针对工农武装的训练方式，厦门领事馆在报告中称，赤卫队在各乡设置数个班，每月各班之间轮替交换训练，早晚进行2次射击演练；暴动队负责练习发起武装暴动，每月进行2、3次训练；青年妇女每月进行4、5次训练；儿童团及少年先锋队以练习游行为主，每日进行1、2次训练。汕头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潮梅、海陆丰地区的工农武装发展情况也与此相同。赤卫队及工农武装接受中共与红军的直接领导和训练，为配合红军作战及后期编入正规军奠定了基础。驻华领事馆相关报告中就曾提到，赤卫队等工农武装的主要任务即是策应和协助红军游击队开展战斗。
1930年9月5日，厦门领事馆对闽西游击队及赤卫队展开调查，指出龙岩、永定、上杭、漳平共有红军游击队员2160人，配合游击队作战的赤卫队达上万人，而赤卫队大都使用镰刀、棍棒等木质武器，没有常规枪械，缺乏武器弹药，战斗力十分有限。
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情报显示，红军武器质量堪忧，多方筹措军火。1930年10月24日，汉口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报告红军二十军情况时指出，目前红军所使用的轻武器主要是由军队内部苏俄及印度籍技术人员制造的小型炮，该炮射击威力较弱，做工略为粗糙，炮身易裂、口径宽大且体积笨重。红军正在对外招聘数名德国、苏俄技术人员，拟将重心置于制造轻型机枪、步枪及弹药之上。
1931年7月11日，汕头领事馆领事事务代理户根木长之助致电外务省，建议“严查红军进出口武器问题”。他在电文中称，红军严重缺乏子弹，每枪不过3—5发，士兵只能手持空枪，且子弹质量低劣，为士兵徒手改造。朝鲜总督府的情报就曾指出，红军与日本人野口、酒井等计划在长崎成立空壳公司，专门负责采购军火。日本一方面在其国内严查与红军购置武器相关的所有活动，一方面试图摸清红军武器调度的详情。汕头领事馆经过调查、搜集情报，了解到红军武器购置的方式和渠道。汕头领事馆立即向外务省报告。
该报告称，红军方面派人假扮成商人，潜伏在上海、香港，订购子弹制造的器械。器械到货以后，就立即将其拆卸、分装。为逃脱官方检查，他们把零件分别装进大小不同的圆桶之中。5月上旬，汕头方面借调民船，将这些满载零件的圆桶运输至大埔县虎市。5月17日，红军佯装进攻虎市，实则是为接收这批物资。得手之后，红军又把这批物资分成40余担进行搬运，秘密经永定、白沙、长汀，最终运送至江西。汕头领事馆又另外获悉，红军之前从上海采购了一批制造武器所用的基础材料，仍未运达，红军方面担心转运途中遭遇风险，特派专人暗藏在汕头港口负责接应。
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根据情报预判红军将向东北、陕甘地区转移。1930年12月24日，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致电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报告11月抚顺警察署逮捕陈士真、李得禄、赵金山等29名中共党员一事。日本就此获悉中共拟在东北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暴动计划，清楚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体系以及中共满洲行动委员会的基本情况。1931年1月31日，林久治郎再次致电币原喜重郎表示，已查明该暴动计划有朝鲜籍共产党员郑昞春等参与，截获包括中共中央通告在内的各类宣传印刷品49种、杂志1种及地图4张等。日本判断中共有可能引导红军转移至东北，进一步联合朝鲜与苏俄。日本唯恐中共及红军力量在东北的壮大危及其“满蒙权益”。因此，阻断红军向东北转移、防止中共“赤化满洲”，成为日本之后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的重要考量和诱因之一。
1932年11月6日，汉口总领事馆根据情报得知，红军旷继勋、徐向前部同段德昌、贺龙、王泰部汇合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河南南部向西行进，一路沿远安、南漳、保康、竹山向西行进，预计将最终进入陕西。汉口总领事馆认为，陕西一带中央军力量薄弱，红军入陕后可能继续向甘肃、青海方面挺进，以获得苏俄的军费支持和武器供应，然后，再度回师湖北、湖南。汉口总领事馆立即将此分析呈报外务省。
12月13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致电汉口总领事清水八百一，责令调查陕甘地区红军情况，并查明近期由湖北运至陕甘的棉纱布及金属物资数量激增是否与红军有关。17日，清水八百一在回电中指出，红军徐向前部目前行进至陕西南部城固、郑南一带，贺龙部进入陕西东南部顺阳地区，两军转移至陕西的原因是当地警备力量薄弱，且可获得苏俄援助，今后有可能将甘肃作为革命根据地，湖北地区的红军也有可能向西北地区转移。棉织、金属物资的增加与红军并无关联，皆因地方商人恐红军撤退导致交通受阻而提前囤货所致。同月22日，清水八百一再度致电内田康哉，汇报红军主力部队进入陕西的情况。外务省随后向日本驻瑞士、美国大使通报近期红军活动情况。
外务省从中共在陕甘地区发动农民武装暴动、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建设甘陕苏维埃政权三方面判断，中共将在该地区组建革命委员会以及红军第二十六军，并认为红军大有向陕甘地区转移之趋势。外务省无法断定此举是否属于中共与红军实施“北支赤化计划”的一部分，责令相关领事馆继续跟进事态发展。
本文选摘自：孙波：《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2年第2期，时间：2022.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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