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我叫周晓梅。十八岁那年夏天，我收到了一所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通知书是邮递员老李直接送到我家院子里的。那天特别热，知了在梧桐树上叫得人心慌。我正在灶房里刷锅，听见老李在门口喊：“周家闺女，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
我的手一抖，搪瓷盆差点掉地上。
我擦擦手上的水，小跑着出去。老李递过来一个黄色的大信封，上面印着红色的大学名字。我的手有点抖，接过信封，说了三声“谢谢”。
“好闺女，有出息！”老李推着自行车走了，回头又补了一句：“你爸要是还在，肯定高兴坏了。”
我没急着拆，抱着信封站在院子里，太阳晒得我脸上发烫。我想起了我爸，他要是活着，这会儿该是抽着烟在院子里转圈，见人就显摆：“我家晓梅考上大学了。”
可我爸去年冬天在建筑工地上摔下来，人没送到医院就没了。包工头赔了八万块钱，我爸刚下葬，钱就被我后妈王淑珍收起来了。
“站那儿发什么愣？”
王淑珍的声音从堂屋门口传来。她四十出头，胖胖的，穿着件碎花短袖，手里抓着把瓜子。她身后跟着她儿子周小勇，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十五岁，正低头玩手机游戏。
“婶，我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尽量让声音平静点。
王淑珍走过来，瓜子壳随口吐在地上。她伸手：“拿来我看看。”
我把信封递过去。她抽出来那张红色的录取通知书，眯着眼看。她识字不多，但“录取通知书”几个大字还是认得的。
“师范学院……四年……”她念叨着，突然抬头看我：“这得交多少钱？”
我早就算过了：“通知书上说，一年学费四千八，住宿费一千二。再加上生活费……”
“一年六千？”王淑珍的声音高了八度，“四年就是两万四！还不算你吃喝拉撒！”
“我可以申请助学贷款，还可以勤工俭学……”我急着解释。
“勤工俭学？说得轻巧！”王淑珍把通知书拿在手里晃了晃，“你弟明年就中考了，要是考上县一中，那也得花钱。家里的情况你不知道？你爸那点赔偿金，得留着给你弟以后买房娶媳妇用！”
周小勇抬起头，瞥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打游戏。手机里传出“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的声音。
“婶，我求您了。”我的声音开始发抖，“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爸活着的时候常说，我就是读书的料……”
“你爸要是在，也不能由着你这么糟蹋钱！”王淑珍打断我，“丫头片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你看村头老赵家闺女，读到硕士，不还是嫁到外地去了？爹妈白供了！”
我站在那里，手里的汗水把衣角都浸湿了。堂屋门开着，我看见墙上我爸的黑白照片，他在照片里微微笑着。
“我答应你，等我毕业工作了，一定把钱还家里。我可以打借条……”
“还？你拿什么还？”王淑珍冷笑，“行了，这事别提了。明天我托人给你在镇上服装厂找个活儿，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干几年，找个好人家嫁了，比什么都强。”
她说完转身要进屋。
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冲上去抓住她的胳膊：“婶，你不能这样！这是我的人生！”
王淑珍猛地甩开我的手，力气很大，我踉跄着后退两步。
“你的人生？在这个家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她的脸涨红了，“我告诉你周晓梅，这个家现在是我当家！我说不让你上，你就上不了！”
她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转身进了堂屋。我想跟进去，门“砰”地一声在我面前关上了。
我站在院子里，太阳明晃晃地照着。邻居家传来电视的声音，好像在放什么综艺节目，一阵阵笑声传过来。梧桐树上的知了叫得更响了，吵得人头疼。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没睡着。我听见王淑珍在隔壁屋打电话，声音很大：“……对，就明天，你多叫几个人来，咱们得把事情做绝了，断了她的念想……”
我心里一咯噔。
第二天是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这天下午要去坟上给去世的亲人烧纸。
王淑珍一大早就起来了，在院子里支起个小煤炉。我觉得奇怪，这么热的天，生炉子干什么？
“婶，要烧水吗？”我问。
“你别管。”她头也不抬，往炉子里添煤块。
上午十点多，开始有邻居陆陆续续来我家。都是村里的婶子大娘，有王淑珍的牌友，也有平时走得近的。王淑珍招呼她们在院子里坐，端出瓜子花生。
“淑珍，你这是搞什么名堂？”村西头的李大妈问。
“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王淑珍说着，瞥了我一眼。
我心里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我想回屋，王淑珍叫住我：“晓梅，你去村口小卖部买两瓶饮料回来。”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走到半路，越想越不对劲，转身跑回家。
跑到院子门口时，我看见王淑珍正站在煤炉旁边。炉火烧得正旺，红通通的火苗往上蹿。她手里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那个黄色的大信封，还有里面那张红色的纸。
院子里坐了七八个邻居，都看着。
“各位婶子大娘今天做个见证。”王淑珍提高了声音，“我们家晓梅不懂事，非要上什么大学。咱们普通农村家庭，供不起！我今天就把这话说明了，也断了她的念想！”
“淑珍，你这是干啥呀……”有人小声说。
“我干啥？我当家的！”王淑珍的声音更大了，“她爸不在了，这个家我说了算！丫头片子读什么大学？白花钱！”
她说着，把录取通知书往炉口一递。
“不要——”我冲进院子。
但已经晚了。
火舌卷上那张红纸的边缘，瞬间就烧着了。火苗顺着纸往上爬，先是烫出焦黄的边，然后迅速蔓延，吞噬掉“录取通知书”那几个字，吞噬掉学校的名字，吞噬掉我的名字“周晓梅”。
纸张在火中卷曲、变黑，化成一片片灰烬，随着热气往上飘。
我扑到炉子前，伸手去抓。王淑珍一把推开我：“疯了？！”
我的手撞在炉壁上，烫得生疼。但我顾不上，我看着那张纸在火里变成灰，最后一点红色消失在黑色的煤块中间。
有几片没烧完的纸屑飘出来，落在地上。我跪下去捡，手指碰到滚烫的纸屑，烫起了泡。我捧着那点黑灰，手在抖。
院子里静得可怕。邻居们都呆坐着，没人说话。李大妈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别过脸去。
王淑珍拍了拍手上的灰，对众人说：“行了，都看见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她上大学的事。”
她转身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对我说：“下午去给你爸上坟，记得多买点纸钱。”
人都散了。院子里就剩我一个，还跪在煤炉前。炉火已经小了，但还发着暗红的光。我手里的纸灰被风吹走了一些，剩下的一点黑色沾在掌心。
我抬起头，看见堂屋里我爸的照片。他在那个黑框里，还在微笑。
那天下午，我还是跟着王淑珍去上坟了。她在坟前摆上供品，点香烧纸，嘴里念叨着：“老周啊，你在那边好好的，家里的事不用操心。小勇现在可懂事了，知道用功……”
她没提我一个字。
我跪在坟前，看着纸钱在火盆里烧成灰。我想跟我爸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晚上回到家，我收拾了几件衣服，塞进一个旧书包里。书包是我初中时用的，上面还印着卡通图案，已经褪色了。
王淑珍在堂屋看电视，听见动静走出来：“你干啥？”
“我走。”我说。
“走去哪儿？”
“不知道。反正不在这个家待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行啊，有本事你就走。我告诉你，出了这个门，就别想回来！”
我背着书包往外走。周小勇从屋里探出头看了一眼，很快又缩回去了。
走到院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我住了十八年的地方。王淑珍已经回屋了，堂屋的灯亮着，电视的声音开得很大。
我转身，走进了夜色里。
村道很黑，只有几户人家还亮着灯。远处传来狗叫声。我不知道该去哪儿，只是顺着路往镇上走。
走到村口那棵大槐树下时，我蹲下来，抱着书包，终于哭出了声。
哭了不知道多久，有人拍了拍我的肩。我抬起头，是村东头的刘奶奶，七十多了，一个人住。她手里拿着个手电筒，光晃得我睁不开眼。
“闺女，咋在这儿呢？”刘奶奶的声音很轻。
我说不出话，只是摇头。
刘奶奶叹了口气：“我都听说了。走，先去奶奶家住一晚。”
我跟着刘奶奶去了她家。她给我下了碗面条，里面卧了个荷包蛋。我吃着面，眼泪掉进碗里。
“你后妈心太狠。”刘奶奶坐在我对面，慢慢地说，“但你爸那赔偿金，确实在她手里捏着。你一个丫头，争不过。”
“奶奶，我书念不成了。”我说。
刘奶奶沉默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个手绢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些零钱。她把两张一百的塞给我：“奶奶就这点钱了，你拿着，去镇上，找个活儿干。活着，比什么都强。”
我不要，她硬塞进我手里。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了村子。在镇上的汽车站，我买了张去省城的票。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熟悉的田野和村庄一点点后退，心里空荡荡的。
省城很大，人很多。我按刘奶奶说的，找了个小旅馆先住下，一天三十块钱。然后开始找工作。
我没有文凭，只能找最苦的活儿。餐馆洗碗工，超市理货员，服装厂车工。最后我在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找到了工作，一个月两千二，包住不包吃。
流水线的工作很枯燥，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中间休息一个小时。我负责检查电路板上的焊点，有问题的挑出来。一坐就是一天，眼睛疼，脖子酸。
宿舍里住八个人，都是像我一样的农村姑娘。晚上躺在床上，她们聊天，说老家的事，说以后的打算。有人说要攒钱回家开店，有人说要嫁个好人家。
我很少说话。她们问我为什么出来打工，我说家里供不起我上学。她们就叹气，说都一样。
第一个月发工资，我留下五百块钱吃饭，剩下的全部寄给了刘奶奶。她在回信里说，王淑珍找过我，听说我去省城了，骂骂咧咧地走了，说“走了就别回来”。
信里还说，周小勇中考没考好，只能上镇上的普通高中。王淑珍托了关系，花了不少钱。
我看完信，把它折好，塞在枕头底下。
日子一天天过，像流水线上的电路板，一块接一块，没有尽头。我在工厂干了两年，从流水线调到质检部，工资涨到两千八。我学会了用电脑，学会了说普通话，学会了在城里坐公交车不会坐错方向。
第三年春天，我接到刘奶奶的电话。她的声音很急：“晓梅，你快回来一趟吧，你弟出事了。”
第二章
刘奶奶在电话里说得颠三倒四，我只听清楚“小勇”、“医院”、“要很多钱”。
我请了假，买了最近一班回县城的车。路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心里乱糟糟的。周小勇，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我离开家时他十五岁，现在该十八了。三年没见，我都快忘了他长什么样了。
汽车到县城时已经是下午。我没回家，直接去了县医院。在住院部楼下，我看见了王淑珍。
我差点没认出她。
三年前那个胖胖的、嗓门很大的女人，现在瘦了一大圈，衣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她蹲在花坛边，低着头，头发乱糟糟的。手里攥着几张纸，可能是病历或者缴费单。
我走过去，在她面前停下。
她慢慢抬起头，看见是我，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发出声音。
“小勇怎么了？”我问。
王淑珍站起来，腿有点麻，晃了一下。她把手里的纸递给我，声音沙哑：“白血病。”
我接过那几张纸。是诊断证明，一堆医学术语，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几个字我看懂了。下面是治疗方案和费用预估，我扫了一眼，前期治疗就要十几万。
“医生说要尽快做化疗，还要找什么……配型。”王淑珍语无伦次，“要是没有合适的，就得骨髓移植，那得三十万，五十万……”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呜咽。她用手捂住脸，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拿着那张纸，太阳晒得纸张发烫。医院楼下来来往往的人，有推着轮椅的，有搀扶病人的，有拿着化验单匆匆走过的。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
“钱呢？”我问，“我爸的赔偿金，还有家里的钱。”
王淑珍放下手，眼睛红红的：“花得差不多了。你爸那八万，小勇上高中就花了两万，找人托关系又花了一万。去年我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进货压了本钱，结果生意不好，又赔了……现在家里就剩两万块不到。”
她抓住我的胳膊，手指掐得我生疼：“晓梅，你得帮帮你弟弟。你是他姐姐，你得救他。”
我看着她。三年了，她老了不止三岁，眼角皱纹很深，头发里有了白丝。但她的眼神，那种理直气壮要我付出的眼神，和三年前烧我录取通知书时一模一样。
“我怎么帮？”我把胳膊抽出来，“我一个月挣两千八，刨去吃住，能攒一千五。三年我攒了四万块钱，都寄给刘奶奶了，让她帮我还给当年借我路费的乡亲。”
其实我撒谎了。我攒了五万，有一万是留着想明年参加成人高考的学费。但这话我没说。
王淑珍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四万？那你先拿来，给小勇治病！”
“那是别人的钱，我还了。”我说。
“那你再挣啊！你去借啊！”王淑珍的声音又尖了起来，“你弟躺在病床上等着救命，你怎么这么狠心？！”
旁边有人看过来。一个护士推着轮椅经过，往我们这边瞥了一眼。
“我狠心？”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三年前，你烧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怎么不说你狠心？你说丫头片子读什么大学，说那钱要留给小勇买房娶媳妇。现在他病了，你想起我来了？”
王淑珍愣住了。她张着嘴，看着我，好像第一次认识我。
我转身往住院楼里走。她追上来，在电梯口拉住我。
“晓梅，妈错了。”她说，声音很低，“当年是妈糊涂，妈对不起你。你爸要是还在，肯定也得骂我。可小勇是你亲弟弟，你们一个爸，血浓于水啊……”
电梯门开了，有人出来。我们让到一边。
“我不是他妈。”我说，“我只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当年你不让我上学的时候，怎么不说血浓于水？”
电梯又来了，我走进去。王淑珍跟进来，电梯里就我们俩。
“你要怎么样才肯帮？”她问，声音干巴巴的。
我没说话。电梯在五楼停下，门开了。血液科。
走廊里很安静，空气里消毒水味道更浓了。护士站里，两个护士在低声说话。病房门都关着，偶尔有病人被家属搀扶着慢慢走过。
王淑珍带我走到最里面那间病房。门虚掩着，她推开门。
三张病床，靠窗那张床上躺着个人。很瘦，脸色苍白，头发因为化疗掉了很多，稀稀疏疏贴在头皮上。他闭着眼，好像在睡觉。手臂上插着输液管，药水一滴一滴往下掉。
如果不是床头卡上写着“周小勇，18岁”，我根本认不出他。
“他刚做完骨穿，疼，打了止疼针睡了。”王淑珍小声说。
我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周小勇的呼吸很轻，胸口微微起伏。他枕边放着一个旧手机，屏幕裂了，是我爸以前用的那个。
我想起小时候，他三四岁，跟在我屁股后面“姐姐、姐姐”地叫。我写作业，他就在旁边玩积木。我爸说：“晓梅，你是姐姐，要照顾好弟弟。”
后来我爸娶了王淑珍，她总把我支开，不让小勇跟我太近。再后来，我爸没了，我在这个家里就成了外人。
“医生怎么说？”我问。
“要先化疗，看效果。如果缓解了，就要找骨髓配型。最好是兄弟姐妹的，配型成功率高。”王淑珍看着我，眼神里充满期待，“晓梅，你……你能不能做个配型检查？万一配上了，小勇就有救了……”
我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护士进来换药，看了我一眼：“家属？”
“我是他姐姐。”我说。
护士点点头：“病人需要营养，多吃高蛋白的。还有，治疗费用要尽快交，已经欠费了。”
王淑珍连忙说：“交，明天就交。”
护士走了。王淑珍看着我，等我说话。
“配型检查要多少钱？”我问。
“医生说不贵，几百块。但要是真配上了，移植手术要几十万……”她越说声音越小。
“我卡里有一万块钱，是我攒着明年上学用的。”我慢慢地说，“我可以先拿五千出来，给他交医药费。剩下的五千，我要留着。我已经报了成人高考，十月份考试。”
王淑珍的眼睛瞪大了：“你还要上学？你弟都这样了……”
“我二十六岁了。”我打断她，“我的人生已经耽误了八年。我不能一辈子在流水线上。”
“那你弟怎么办？”
“你先用那五千，不够的，再去借，去筹。村里乡亲，亲戚朋友，水滴筹，都可以试试。”我说，“配型检查我可以做，但手术费，我没有。”
王淑珍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她想说什么，但病床上的周小勇动了动，醒了。
他睁开眼，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小声叫了声：“姐。”
三年没见，他的声音变了，有点沙哑。
“嗯。”我应了一声。
他想坐起来，但没力气。我帮他把床摇高一点。
“妈说你回来了。”他看着我说。他的眼睛很大，像我爸。
“好好治病。”我说，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我听说，当年我妈烧了你的录取通知书。”周小勇突然说。
病房里一下子静了。王淑珍站在窗边，背对着我们。
“都过去了。”我说。
“对不起。”周小勇说，“我当时……什么也没说。”
我没接话。过了会儿，我说：“你好好休息，我改天再来看你。”
我走出病房，王淑珍跟出来。在走廊里，她拉住我。
“配型检查，你什么时候能做？”
“明天吧。”我说。
“那钱……”
“我现在去取，先交五千。剩下的，等我考试完再说。”
我走了，没回头看。我知道王淑珍站在走廊里，一直看着我。
走出医院，天已经快黑了。县城比三年前热闹了些，街上开了不少新店。我走到ATM机前，取了一万块钱。五千装进一个信封，五千放回自己包里。
我给刘奶奶打了个电话，说晚上去她那儿住。
刘奶奶家还是老样子，小小的院子，两间瓦房。她见我来了，拉着我的手不放：“闺女，瘦了。”
“奶奶，我给你带了点东西。”我把从省城买的营养品给她。
“花这钱干啥。”刘奶奶埋怨着，但眼里是笑的。
晚上，我和刘奶奶坐在院子里乘凉。她摇着蒲扇，说起了这几年村里的事。
“你走了以后，你后妈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生意不咋好。小勇那孩子，上了高中不好好学习，跟人打架，还被学校处分过。你后妈没少操心。”
“她不容易。”我说。
“是不容易，可当年她对你……”刘奶奶叹了口气，“算了，不提了。你现在过得咋样？”
“在厂里，还行。我报了成人高考，想学会计。”
“好，好，有出息。”刘奶奶拍着我的手，“你爸要是知道，肯定高兴。”
夜里，我躺在刘奶奶家的小床上，睡不着。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出一块白。
我想起三年前，也是这样的夜晚，我躺在这张床上，哭湿了枕头。刘奶奶坐在床边，说：“闺女，日子长着呢，咬牙往前走。”
我现在还在往前走，只是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去医院交了五千块钱。收费处的人刷了卡，打出一张收据。我拿着收据去血液科，找医生问配型检查的事。
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大夫，姓陈，人很和气。她看了我的身份证，问了些基本情况，然后开了单子。
“配型检查就是抽血，很简单。但结果要等一周左右。”陈医生说，“你们是姐弟，有二分之一的概率能配上。如果配上了，还要做更详细的检查。”
“如果配上了，手术要多少钱？”
“看情况。如果一切顺利，准备三十万吧。如果有并发症，就不好说了。”陈医生看着我，“你们家经济条件怎么样？”
“不好。”我实话实说。
陈医生点点头，没再问什么。
抽血是在护士站旁边的治疗室。针扎进血管的时候，我想起三年前，我也抽过一次血，是高考体检。那时候我以为，抽完这次血，我就能去上大学了。
抽完血，我去了病房。周小勇今天精神好些了，靠在床头喝粥。王淑珍在给他削苹果，苹果皮断断续续的，削得很厚。
“姐，你来了。”周小勇说。
“抽过血了，等结果。”我说。
“谢谢。”他说，声音很轻。
我在床边坐了会儿，看王淑珍喂他喝粥。她的动作很小心，一勺一勺吹凉了再递过去。周小勇很乖地喝着，偶尔咳嗽两声。
手机响了，是厂里组长打来的，问我什么时候回去上班。我说再请两天假。
挂了电话，王淑珍问：“你要回去了？”
“嗯，后天走。”
“那……结果出来怎么办？”
“你给我发短信，或者打电话。”我说，“如果配上了，我们再商量下一步。”
我没说“商量”什么，她也没问。
我在县城又待了一天，去看了我爸的坟。坟上长满了草，我拔了拔，点了香，烧了纸。照片上的我爸还是那样笑着，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
“爸，”我对着墓碑说，“小勇病了，很重的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风吹过来，纸灰打着旋儿飞起来。
第三天一早，我坐车回省城。王淑珍来车站送我，塞给我一塑料袋煮鸡蛋。
“路上吃。”她说。
我接了。车开动时，我从车窗看见她还站在那儿，朝这边望着，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
回到厂里，日子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唯一的改变是，我开始用晚上时间复习。我报了成人高考的高起专，考语文、数学、英语。数学最难，我借了同事的高中课本，一道题一道题地啃。
同宿舍的姐妹知道我在准备考试，晚上看电视都戴着耳机，怕吵到我。有时候她们还会给我带夜宵，说“读书人得补补脑”。
一周后的晚上，我正在做数学题，手机响了。是王淑珍。
我走到走廊里接电话。
“晓梅，结果出来了。”她的声音在抖，“配上了，医生说，配上六个点，是……是相合。”
我没说话。
“医生说，这是最好的结果，兄弟姐妹里能配上六个点，移植成功率很高。”她急急地说，“晓梅，小勇有救了，你有救他了！”
“手术费呢？”我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借遍了亲戚，村里也借了，加上你给的那五千，一共凑了八万。医生说，最少要三十万。”
“还差二十二万。”
“嗯。”她的声音很小。
“我没有二十二万。”我说，“我卡里还有五千，是我留着考试和交学费的。全都给你，也就五千。”
“晓梅……”她开始哭，“妈求你了，你想想办法。你去借借看，你同事，你朋友……小勇是你弟弟，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没吭声，听着她在电话那头哭。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当年不该烧你的通知书……我不是人，我该死……”她哭得喘不上气，“可小勇是无辜的，他才十八岁……晓梅，妈给你跪下了，你救救他，救救你弟弟……”
电话里传来“扑通”一声，好像真的跪下了。
我站在宿舍走廊里，头顶的声控灯灭了，四周一片黑暗。楼下有下夜班的工友回来，说笑声远远传上来。
“我想想。”我说，挂了电话。
第三章
挂了电话，我在黑暗里站了很久。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夜风吹进来，带着工厂特有的机油和铁锈味。楼下有摩托车发动的声音，由近及远，消失在夜里。
我想起周小勇躺在病床上的样子，苍白，瘦弱，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叶子。我想起他叫我“姐”，说“对不起”。我想起王淑珍在电话里的哀求，那声“扑通”的跪地声。
回到宿舍，灯还亮着。对床的小玲正在敷面膜，看见我，含糊不清地问：“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家里有点事。”我说。
“缺钱吗？”小玲坐起来，扯下面膜，“我这儿还有两千，你先拿着用。”
我摇头：“不是钱的事。”
其实是钱的事，但不止是钱。
那一晚我没睡。早上起来，眼睛肿着，头疼。去车间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二十二万，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上班时，我检查电路板总是出错。组长过来敲了敲我的桌子：“周晓梅，专心点。”
中午吃饭，我没什么胃口。食堂的电视在放新闻，说一个农村孩子得了白血病，全村人捐款。镜头里，村民十块二十块地往捐款箱里塞钱。
我想起了我们村。我爸在世时，在村里人缘不错。他去世时，很多乡亲来帮忙。后来王淑珍对我做的那些事，村里人都知道，背后没少议论她。但如果是为了救小勇，他们会捐钱吗？
吃完饭，我给刘奶奶打了个电话。
“奶奶，小勇的配型结果出来了，我能配上。”
“哎哟，那是好事啊！”刘奶奶在电话那头说，“那孩子有救了！”
“但是手术费要三十万，现在还差二十二万。”
刘奶奶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这儿还有三千，是我攒的养老钱。你先拿着。”
“奶奶，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是想问问，如果……如果我去村里募捐，大家会捐吗？”
刘奶奶叹了口气：“难说。你后妈那人，在村里名声不好。当年她对你做的事，大家都看在眼里。现在要救小勇，有人可能会说，当年把钱都留给儿子，现在出事了，又想起乡亲来了。”
我想了想，说：“那如果是我去求大家呢？”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次更久。
“闺女，”刘奶奶慢慢说，“你想好了？那可是二十二万，不是小数目。就算大家捐，能捐多少？三千？五千？杯水车薪啊。”
“我知道。”我说，“可我想试试。奶奶，你说得对，小勇是无辜的。”
挂了电话，我请了三天假。组长不太高兴，说最近订单多，忙不过来。我说家里有人病危。他看了看我，摆摆手：“快去快回。”
我又回了县城。这次没去医院，直接回了村。
三年没回来，村里变化不大。路修了修，多了几栋新楼，但老房子还在。正是农闲，不少人在村口大树下打牌聊天。
我一下车，就有人认出来了。
“哟，这不是老周家闺女吗？”
“晓梅回来了？”
“听说在省城打工呢，出息了。”
我笑着跟乡亲们打招呼，心里却发慌。我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可话到嘴边，说不出口。
刘奶奶在家等我。她拉着我进屋，给我倒了杯水。
“想好了？”她问。
“嗯。”我说。
“那我陪你。”刘奶奶说，“一家一家走。先从跟你爸关系好的几家开始。”
第一户是村东头的赵叔。赵叔跟我爸一起长大，两人好得能穿一条裤子。我爸去世时，赵叔帮忙操持的后事。
赵叔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开了：“晓梅！长这么大了，叔都快认不出来了！”
赵婶也出来了，拉着我的手不放：“这孩子，在外面受累了，瘦了。”
坐下聊了会儿家常，我说明了来意。我说小勇得了白血病，手术费要三十万，现在还差二十二万。我说我配型成功了，但没钱做手术。
赵叔听着，眉头越皱越紧。赵婶叹着气，抹眼泪。
“你爸走得早，留下你们姐弟俩，造孽啊。”赵叔说，“钱的事，叔肯定帮。但你后妈那……”
“我知道当年的事，大家都有看法。”我说，“可小勇是我弟弟，他才十八岁。赵叔，我求您了，帮帮他。”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是特意买的，封面是红色的。我在第一页工工整整写下：赵叔，两千元。
赵叔盯着那个本子看了好一会儿，起身进屋。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手绢包，层层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一沓钱。
“这是三千，你拿着。”他把钱放在桌上，“叔家也不宽裕，你别嫌少。”
“叔，太多了……”我鼻子一酸。
“拿着！”赵叔声音大了点，“我跟你爸什么交情？他要是在，我就是卖房子也得给他凑钱。”
赵婶也进屋，拿了五百出来：“这是我的私房钱，也添上。”
我站起来，给赵叔赵婶鞠了一躬。
从赵叔家出来，我心里踏实了点。刘奶奶拍拍我的手：“有了开头，就好办了。”
下一家是李大妈，当年看我通知书被烧的邻居之一。她看见我，表情有点不自然。
“晓梅来了，坐，坐。”
我说了来意，李大妈搓着手：“唉，小勇那孩子，也是可怜。你后妈她……唉，不说了。大妈家条件你也知道，孙子刚上大学，花钱的地方多……”
“没关系，大妈，有多少力出多少力。”我说。
李大妈进屋，拿了五百块钱出来：“你别嫌少。”
“不少了，谢谢大妈。”我在本子上记下。
一上午，走了五家。有一千的，有五百的，有三百的。本子上记了五千多块钱。中午在刘奶奶家吃饭，她做了面条，我却吃不下。
“慢慢来。”刘奶奶说，“下午再去几家。”
下午，我们去了村长家。村长五十多岁，是村里少有的明白人。他听了情况，说：“这事得开个会，让全村人都知道。光靠你一家一家走，走到什么时候？”
“开会？”
“对，开村民大会。就在村部，我通知大家，晚上都来。”村长说，“你把情况说一说，村里给你出个证明，你再去镇上、县里，看看能不能申请救助。”
“谢谢村长。”
“别谢我，是孩子可怜。”村长说，“你后妈……唉，不说她了。你也别恨她，人都有糊涂的时候。”
晚上七点，村部院子里站满了人。村里好久没开大会了，男女老少都来了，有搬小凳坐的，有站着的，有抱着孩子的。灯泡发出黄黄的光，飞蛾绕着灯泡打转。
村长站在前面，简单说了情况。然后让我说。
我走到前面，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很多熟悉的面孔，有看着我长大的长辈，有一起玩到大的伙伴，也有当年在场看我通知书被烧的邻居。
我的手心在出汗。
“各位叔叔伯伯，婶子大娘，哥哥姐姐。”我开口，声音有点抖，“我是周晓梅，老周家的闺女。我弟周小勇，得了白血病，在医院躺着，等着做手术。手术费要三十万，家里凑了八万，还差二十二万。”
人群里一阵嗡嗡声。
“我知道，我家的事，大家也都清楚。三年前，我后妈烧了我的录取通知书，不让我上大学。我离家出走，去了省城打工。这三年，我没回过家。”
下面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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