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
那天早上，我是哼着歌出门的。
“爸，你至于吗？”小雨背着新书包，跟在我身后，一脸无奈地看着我，“不就是上个学，看把你乐的。”
“你不懂。”我拍了拍女儿的肩膀，顺手替她整理了一下校服领子——虽然还没正式穿上，但昨晚她试穿时，我坚持让她今天就这么穿着去，“这是爸爸的母校，现在你也要去那里读书了，这叫传承。”
小雨撇了撇嘴，十六岁的姑娘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但今天是个大日子，她没跟我顶嘴，只是小声嘀咕：“希望新同学别太奇葩。”
司机小陈把车开到楼下，看到我们父女俩，笑着打招呼：“周总，小雨，今天真精神！”
“那必须的。”我拉开车门，让小雨先上，自己跟着坐进去，“去二中，老校区。”
车缓缓驶出小区。清晨的阳光透过车窗洒进来，暖洋洋的。我望着窗外熟悉的街道，心里那股子得意劲儿压都压不住。周建华啊周建华，你也有今天。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早些年搞建材生意，赶上房地产那波热潮，算是攒下点家底。在咱们这四线小城里，勉强能算个“成功人士”。但我心里一直有个结——当年从二中毕业，没考上好大学，早早出来打拼，虽说现在不愁吃喝，可每次参加同学会，听那些读了大学的同学高谈阔论，心里总不是滋味。
所以去年二中搞校庆，老校长亲自给我打电话时，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建华啊，学校现在缺两栋实验楼，你看……”电话那头，老校长的声音还是那么温和，带着点欲言又止的味道。
“建！”我拍着胸脯，“必须建！母校的事就是我的事！”
两栋实验楼，前前后后花了小五千万。我不心疼，真的。签约那天，市里领导都来了，闪光灯咔咔地照。我站在崭新的设计图前，握着老校长的手，说些“回馈母校”“支持教育”的场面话。但说真的，我心里想的是：这下好了，我周建华的名字，要刻在二中的功德碑上了。
更实在的是，老校长私下拉着我的手说：“建华，你女儿是不是明年要上高中了？到时候直接来二中，咱们最好的班！”
这就是我今天这么高兴的原因。
车停在二中门口。还是那扇大铁门，锈迹斑斑的，和我三十年前离开时没什么两样。只是门口挂了个新牌子：市重点中学。
“走吧。”我深吸一口气，整了整西装——虽然九月的天还热，但我坚持要穿正装，显得郑重。
小雨跟在我身后，书包有点重，她往上提了提。
门卫室里坐着个老头，正低头看报纸。我敲了敲窗户。
“您好，我们是来报到的。”
老头抬起头，推了推老花镜，上下打量我们：“报到？今天不是报到日啊。”
“我们有点特殊情况。”我努力让自己的笑容显得谦和而不失分量，“我是周建华，去年给学校捐实验楼的。这是我女儿周小雨，转学过来读高一。”
“哦——”老头拖长了声音，又看了我们一眼，然后慢悠悠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
我站在门外等。小雨有些不自在地挪了挪脚，校服裙摆随风轻轻摆动。早自习的铃声从校园深处传来，隐隐能听到读书声。
几分钟后，一个穿着白衬衫、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从教学楼方向快步走来。我看着有些面生，应该不是当年的老师。
“您是周先生吧？”男人在门内停下，隔着铁门伸出手。我连忙也伸手，但铁门的栏杆挡在中间，我们的手没能握上，只虚虚碰了一下。
“我是教务处李主任。”男人推了推眼镜，“是这样，郑校长今天早上临时有个会，让我来接待您。您看……要不改天再来？”
我愣了一下：“改天？不是说好今天带孩子来办手续吗？”
“是是是，”李主任连连点头，笑容有点僵，“但今天确实不巧，校长不在，很多手续办不了。要不您先回去，等校长回来，我让他给您打电话？”
小雨拽了拽我的衣角，小声说：“爸，要不我们回去吧。”
我按住她的手，对李主任说：“来都来了，要不我们先见见班主任？或者您带我们去教务处坐坐，等校长开完会？”
李主任的表情更尴尬了。他回头看了看空荡荡的校园——其实也不空荡，远处操场上有班级在上体育课，能听到哨声和嬉笑声。但他站在门里，我们站在门外，中间隔着那扇生了锈的大铁门。
“周先生，真的不太方便。”李主任压低声音，“要不这样，您留个电话，我让校长亲自跟您解释？”
“解释什么？”我皱起眉，“捐楼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我女儿直接进最好的班。现在楼盖好了，你们……”
“周先生！”李主任突然抬高声音，又马上压下去，左右看了看，“这话不能这么说。学校有学校的规章制度，转学、分班，都得按程序来。您捐楼是支持教育事业，我们很感激，但这和招生是两码事……”
我的脸一下子热了起来。不是晒的，是臊的。我能感觉到身后的小雨在拽我的衣服，越来越用力。
“李主任，您这话什么意思？”我尽量让声音保持平稳，“当初可是郑校长亲口答应的。”
“那可能……可能是误会。”李主任的眼神开始躲闪，“要不您先回去？我这边还有事，先忙了。”
他说完，竟然转身就要走。
“等等！”我一把抓住铁门栏杆，金属的凉意透过掌心，“你把门开开，我们进去说。”
“真不行，周先生。”李主任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学校正在上课，外人不让进。您要不等校长电话吧。”
他快步走了，白衬衫在晨光里晃啊晃的，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教学楼拐角。
我站在门外，手还抓着栏杆。铁锈沾了一手，暗红色的，洗都洗不掉的那种。
“爸……”小雨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松开手，转过身。女儿的眼睛已经红了，但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她死死咬着下嘴唇，嘴唇都发白了。
“走。”我吐出这个字，声音哑得厉害。
“去哪？”
“回家。”
我拉起小雨的手，她的手冰凉。小陈远远看见我们，赶紧把车开过来。上车时，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大铁门。阳光照在铁锈上，反着暗沉沉的光。
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是个陌生号码。挂断。又响。又挂。
第三次响起时，我接了。
“建华啊，是我，老郑。”电话那头是郑校长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温和，甚至带着点笑意，“刚开完会，听说你来了？哎呀真是不巧，今天教育局来检查，实在忙不过来。你的事李主任跟我说了，这样，晚上我请你吃饭，咱们好好聊聊，怎么样？”
“不用了。”我说，“校长您忙。”
“别别别，一定要的。晚上六点，鸿宾楼，我订好包厢了。一定来啊，咱们好好说说孩子上学的事。”
我沉默了几秒，说：“好。”
挂了电话，小雨看着我：“爸，还去吗？”
“去。”我看着窗外飞逝的街道，“为什么不去？我倒要听听，他们怎么说。”
车里的空调开得有点大，我打了个寒颤。小陈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小声问：“周总，温度调高点？”
“不用。”
我闭上眼。眼前还是那扇铁门，我和小雨站在门外，李主任站在门里。不远处的教学楼里，传来阵阵读书声。
那是我的母校。我捐了两栋楼的地方。
现在，他们不让我女儿进门。
二
晚上五点半，我就到了鸿宾楼。
选了靠窗的位置坐下，要了壶茶。茶是普通的茉莉花，浮浮沉沉的，香气有点冲。服务员问我几个人，我说两个，但先不点菜。
等。
窗外的街道渐渐热闹起来。下班的人流，放学的学生，摆摊的小贩开始出摊。鸿宾楼是这附近最好的饭店，门口停的车越来越高级。我看到一辆黑色奥迪停下，车上下来的人有点眼熟——好像是教育局的哪个领导，去年捐楼仪式上见过。
六点整，郑校长没来。
六点十分，还没来。
六点二十，我的手机响了。
“建华啊，实在抱歉！”郑校长的声音带着喘，像是在赶路，“会议延长了，刚结束。你再等等，我马上到！”
“没事，您慢点。”我说。
挂了电话，我叫服务员：“先上两个凉菜。”
凉菜上来了，拍黄瓜和酱牛肉。我没动筷子，就看着。酱牛肉的纹理在灯光下很清晰，一层肉一层筋，切得薄薄的，摆成花瓣状。这是鸿宾楼的招牌，我以前常点。
六点四十，郑校长终于来了。
不是一个人。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白天见过的李主任，另一个是个年轻女人，三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拿着笔记本。
“哎呀建华，等久了吧！”郑校长大步走过来，老远就伸出手。这次我们握上了，他的手很热，手心有汗。
“不久。”我说，松开手，“校长坐。”
“介绍一下，”郑校长坐下，指着年轻女人，“这是咱们学校新来的副校长，刘校长，主管教学。这位是李主任，白天你们见过。”
我点点头，没说话。
刘副校长对我微笑：“周先生，久仰。”
她的笑容很标准，嘴角的弧度像是用尺子量过。李主任则一直低着头，摆弄面前的餐具。
“点菜点菜！”郑校长招呼服务员，接过菜单，“建华，还是老样子？红烧肉，清蒸鱼……”
“随便。”我说。
点完菜，包厢里安静了几秒。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还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车流声。
郑校长清了清嗓子，给我倒茶：“建华啊，今天早上的事，实在不好意思。李主任也是按规矩办事，你别往心里去。”
我看着茶杯里的水慢慢满上来：“郑校长，咱们直说吧。我女儿上学的事，到底怎么回事？”
郑校长的手顿了顿。茶水差点溢出来。
“这个嘛……”他放下茶壶，坐直身体，“建华，你是明白人。二中现在是市重点，很多家长都想把孩子送进来。招生这一块，卡得很严。”
“所以我女儿进不来？”
“不是进不来，是要按程序来。”刘副校长接过话头，声音很温和，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周先生，您女儿初中是在三中读的吧？三中今年的中考成绩，整体上不如一中。我们最好的‘清北班’，要求是很高的。”
“多高？”我问。
“中考成绩全市前两百名。”刘副校长翻开本子，推了推眼镜，“您女儿的成绩我看过了，在全市排……八百多名。这个差距，有点大。”
我盯着她：“捐楼的时候，可没提这个。”
“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郑校长搓着手，脸上的笑容有点挂不住，“建华，你也知道，现在政策变了。教育局三令五申，严禁以任何形式‘点招’。咱们学校是重点，多少人盯着呢。你女儿这个成绩，要是硬塞进最好的班，别人会说闲话的。”
“谁说闲话？”我的声音提高了一点，“我捐的是实验楼，不是桌椅板凳。两栋楼，五千万，就换不来一个入学名额？”
“话不能这么说……”李主任小声插了一句，被郑校长瞪了一眼，又低下头。
菜上来了。红烧肉油光发亮，清蒸鱼冒着热气，还有几个时蔬，摆了一桌子。但没人动筷子。
“建华，你先别急。”郑校长给我夹了块肉，“这样，我想办法。清北班是肯定不行了，但普通班，我尽力给你安排一个名额。不过……”
“不过什么？”
“要等。”郑校长说，“现在高一各班都满员了，要等有学生转走，才能空出位置。我估计，最快也要期中考试之后。”
期中考试之后？那都十一月份了。高一上学期过去一半，课都落下一大截。
“没有别的办法？”我问。
郑校长摇摇头，叹了口气：“难啊。建华，你要理解学校的难处。现在网络这么发达，随便谁拍个照发网上，说我们收钱就让学生进重点班，学校受不了，我也受不了。”
刘副校长点头：“周先生，我们很感谢您对学校的支持。但教育是公平的，我们不能因为您捐了楼，就破坏规则。这对其他学生不公平，对您女儿也不是好事——她基础本来就不如别人，硬塞进好班，跟不上，压力更大，反而害了她。”
她说得很诚恳，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看起来很真诚。
但我听到的，是另一层意思。
“所以，”我慢慢说，“楼，你们收了。人，你们不要。”
“不是不要！”郑校长连忙说，“是要等！等有机会，一定安排！”
“等到什么时候？明年？后年？”
“这个……我真说不准。”郑校长拿起酒杯，“来，建华，先吃饭。这事急不得，咱们从长计议。”
我没动杯子。
包厢里又安静下来。只有红烧肉在砂锅里咕嘟咕嘟响，油泡一个接一个破掉。
窗外，天彻底黑了。路灯亮起来，车灯汇成一条流动的河。
我突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累，是心里累。像跑了很久，以为快到终点了，却发现起跑线还在前面。
“郑校长，”我说，“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郑校长愣了一下：“有……三十年了吧？你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
“对。”我点点头，“我记得您当年教我语文。我作文写不好，您每次都在放学后留我，一篇一篇地改。”
郑校长的表情柔和了一些：“你那时候调皮，但肯用功。”
“是。”我笑了笑，“所以去年您打电话给我，说要盖实验楼，我没犹豫。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该做的。母校培养了我，我回报母校，天经地义。”
“是啊是啊……”郑校长连连点头。
“但我没想到，”我继续说，“回报完了，我想让女儿也来母校读书，就这么难。”
郑校长的笑容僵在脸上。
“建华，你别误会……”
“我没误会。”我站起来，“校长，这顿饭我请。您慢慢吃，我先走了。”
“建华！周建华！”郑校长也站起来，“你听我说……”
我没回头，拉开门走了。
走廊很长，铺着暗红色的地毯，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两边的包厢里传出笑语喧哗，碰杯声，劝酒声。有服务员推着餐车经过，看了我一眼，侧身让开。
我走到饭店门口，夜风吹过来，带着点秋意。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小雨发来的微信：“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妈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
我盯着屏幕，那几个字有点模糊。
深吸一口气，打字：“马上回。”
又加了一句：“多吃点，爸爸不饿。”
发完，我站在路边等车。鸿宾楼的霓虹灯在头顶闪烁，红红绿绿的，映在来往的车窗上，碎成一片一片的。
我想起三十年前，我离开二中的那天。也是这样的傍晚，我背着铺盖卷，回头看了一眼校门。那时候就想，总有一天，我要风风光光地回来。
现在回来了。捐了两栋楼。
然后被挡在门外。
车来了。我拉开车门，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饭店三楼的某个窗户里，郑校长他们应该还在吃那顿饭。
红烧肉凉了，就不好吃了。
就像有些事，凉了，也就没法回头了。
三
接下来一个星期，我哪儿也没去。
公司的事交给副总，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就窝在家里。妻子何芳小心翼翼地问过几次，我都说没事，就是累了，想歇歇。
“那小雨上学的事……”她试探着问。
“再说。”
我知道她着急。高二的课程耽误不起，一天两天还好，时间长了就跟不上了。小雨自己也急，但她懂事，看我心情不好，就不敢多问。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吃饭时也低着头，扒拉几口就说饱了。
家里气压低得能拧出水。
第八天早上，何芳终于忍不住了。她坐在我对面，把一杯热牛奶推过来。
“老周，这么耗着不是办法。二中不要，咱们想别的路子。一中我也托人问了，说可以试试，但得交赞助费。”
“多少？”我没抬头。
“二十万。”何芳说，“还不保证进重点班。”
我冷笑一声：“我捐了五千万，进不去。现在要花二十万，就能进？”
“这不是一回事……”
“这就是一回事。”我打断她，“钱能买到的东西，分两种。一种是明码标价，二十万，一个名额。另一种是……”我顿了顿，“是情分。是面子。是你以为你有了，结果人家不认。”
何芳不说话了。她看着我，眼睛慢慢红了。
我知道她委屈。嫁给我二十年，陪我吃过苦，受过累。好不容易日子好了，想着女儿能顺顺当当的，结果卡在读书这件事上。在我们这种小地方，孩子上什么高中，几乎决定了以后能上什么大学。这是天大的事。
“我再打个电话。”我说。
打给谁？我不知道。通讯录翻了一圈，停在“郑校长”三个字上。犹豫了几秒，还是拨过去了。
响了七八声，就在我以为没人接的时候，通了。
“喂？”是郑校长的声音，背景有点吵，像是在外面。
“校长，是我，周建华。”
“哦……建华啊。”他的语气很淡，“有事吗？”
“我女儿上学的事，您看……”
“建华，我在开会，回头打给你。”他匆匆说完，挂了。
嘟嘟的忙音。
我拿着手机，保持那个姿势，坐了很久。久到何芳走过来，轻轻把手机从我手里抽走。
“别打了。”她说，声音很轻，“咱们不求人。”
“不求人？”我重复这三个字，突然想笑，“我周建华混了半辈子，到最后，连女儿上学都要求人。”
“那就换个学校。”何芳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暖，“又不是只有二中一所好学校。小雨成绩不差，去哪儿都能跟上。”
我没说话。
不是只有二中一所好学校。但在我心里，只有二中配得上我女儿。因为我从那里出来，因为我给那里捐了楼。这成了我的执念，像一根刺，扎在肉里，不拔出来疼，拔出来更疼。
下午，我开车出门，没叫司机。
不知不觉，又开到了二中附近。我把车停在马路对面，隔着一条街，看着那两栋崭新的实验楼。白色外墙，蓝色玻璃窗，在九月的阳光下亮得晃眼。楼顶竖着几个大字：建华实验楼。
那是我的名字。
工地已经撤了，脚手架拆了，围挡也拆了。楼前的小广场上，有几个学生在打羽毛球，白色的球飞来飞去。更远处，是那栋老旧的教学楼，墙皮斑驳，和我三十年前离开时一模一样。
我突然很想进去看看。不是以捐楼企业家的身份，不是以学生家长的身份，就作为一个普通校友，回去看看。
但门卫还是那个老头。他认得我，这次没打电话，直接摇头。
“周先生，真不能进。校长交代了，施工结束后，校外人员一律不能进。”
“我就看看，五分钟。”我说。
“不行。”老头很坚决，“您别为难我。”
我点点头，退回来。站在门外，隔着铁栏杆往里看。看那两栋新楼，看那些奔跑的学生，看飘扬的国旗，看褪色的校训牌子：厚德载物，笃学致远。
笃学致远。我当年要是多笃学一点，现在会不会不一样？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个陌生号码，本地的。
“喂？”
“请问是周建华先生吗？”是个女人的声音，很年轻。
“我是。你哪位？”
“周先生您好，我是市电视台的记者，姓王。我们想采访您一下，关于您给二中捐建实验楼的事。您看什么时候方便？”
“采访？”我愣了一下，“谁让你们采访的？”
“是我们台里策划的专题，关于本地企业家回馈社会的。二中推荐了您，说您是优秀校友，捐了两栋楼，支持教育……”
“不用了。”我说，“我没空。”
“周先生，您别急着拒绝。这个专题对我们很重要，对学校也是很好的宣传……”
“我说了，没空。”我加重语气，“而且楼是捐给学校的，要采访采访学校去，别找我。”
挂了电话，我拉开车门，准备离开。
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开过来，停在门口。副驾驶下来一个人，快步走到门卫室，说了几句什么。门开了，车开进去。
我认出来了，那是教育局的车。车上下来的人，是教育局的副局长，姓什么我忘了，但去年捐楼仪式上，他坐在主席台正中。
门卫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和对我时判若两人。
车子缓缓驶入校园，消失在教学楼后面。
我站在原地，看着重新关上的大铁门。铁门在阳光下泛着冷光，门上的锈迹像干涸的血。
我突然明白了。
不是进不去，是我不配进去。
四
我没回家，直接开车去了公司。
公司在城东的写字楼，十八层，不大，但视野很好。从窗户能看到半个城市，灰扑扑的楼顶，纵横的街道，像一张摊开的棋盘。
助理小张见我来了，有些意外：“周总，您怎么来了？不是说要休息几天吗？”
“把去年捐楼的所有文件找出来。”我说，“合同，汇款凭证，媒体报道，所有相关的东西，全部拿来。”
小张愣了一下，马上说：“好的，我马上去找。”
半小时后，我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夹。我一份一份地翻，看得很慢，很仔细。
捐赠合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周建华自愿捐建市第二中学实验楼两栋，总造价预算五千万元。合同末尾，有我的签名，有郑校长的签名，有教育局的盖章。
银行转账记录，一笔一笔，从公司账户划出去，转到二中的指定账户。最后那笔尾款，是上个月才付清的，四千五百万。因为工程超预算了，原来计划四千万，后来又说材料涨价，人工涨价，我又多掏了一千万。
媒体报道的复印件。市日报头版：《企业家心系教育，捐资五千万助母校发展》。配图是我和郑校长握手，背后是实验楼设计图。我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郑校长也笑，但笑得很含蓄，像个长辈看着有出息的孩子。
还有照片。奠基仪式，我拿着铁锹，一锹土洒下去。封顶仪式，我系着安全帽，站在楼顶。落成典礼，我剪彩，红色的绸缎落下来，掌声雷动。
每一张照片里，我都在笑。
现在看这些笑，觉得刺眼。
小张站在旁边，小心翼翼地问：“周总，您找这些是……”
“没事。”我把最后一份文件合上，“你出去吧，把门带上。”
小张出去了。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声响。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那些数字在眼前跳：五千万，四千五百万，二十万……像一群苍蝇，嗡嗡地飞。
五千万，能盖两栋楼。
四千五百万，是最后的尾款，已经打过去了。
二十万，是一中要的赞助费，还不保证进重点班。
我女儿中考成绩全市八百多名，进不了二中的“清北班”。
郑校长说，要等，等到有学生转走。
刘副校长说，要公平，不能破坏规则。
门卫说，校长交代了，校外人员不能进。
教育局的车，可以直接开进去。
哈。
我笑出声来。声音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回荡，有点瘆人。
手机震了一下，又是那个记者。这次是短信：“周先生，我们真的很想采访您。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等您方便的时候。另外，郑校长托我告诉您，关于您女儿上学的事，学校正在想办法，请您别着急。”
别着急。
这三个字像一根针，扎进肉里。
我突然站起来，抓起车钥匙。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文件——那份捐赠合同，最后一页，有签名和盖章的那页。
折好，塞进西装内袋。
出门时，小张追上来：“周总，您去哪？下午还有个会……”
“推了。”我说。
“那这些文件……”
“收好。”
我走进电梯，镜面的轿厢壁映出我的脸。四十多岁，头发白了一些，眼角有皱纹，但还算精神。只是眼睛有点红，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别的。
开车上路。午后的阳光很烈，照在挡风玻璃上，白花花一片。我打开遮阳板，还是刺眼。
去哪儿？不知道。
就这么漫无目的地开。穿过市中心，穿过老城区，穿过新建的开发区。街景在窗外后退，像倒带的电影。
最后，车停在了一个地方。
我抬头看，愣住了。
是二中。我又绕回来了。
但这次不在正门，在后门。后门很少开，只有运输车送货时才用。现在关着，门卫室也没人。围墙不高，能看到里面的操场，有班级在上体育课，哨子声一阵一阵的。
我熄了火，坐在车里，就这么看着。
看着那些奔跑的学生，看着飘扬的国旗，看着那两栋崭新的实验楼。楼顶“建华实验楼”五个大字，在阳光下金光闪闪。
我的名字。
我女儿进不去的地方。
口袋里的手机又震了。这次是微信，何芳发来的：“老周，你去哪了？小雨班主任来电话，问她怎么还没去学校报到。我说身体不舒服，请几天假。但拖不了太久，你得拿个主意。”
我没回。
过了几分钟，她又发来一条：“刚才一中那边回话了，说二十万是起步价，要进最好的班，还得再加十万。而且……得尽快，名额有限。”
三十万。
我盯着那三个字，盯了很久。然后按灭屏幕，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
车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很沉。
有学生从围墙边跑过，笑声传过来，清脆，响亮。他们在玩闹，在追逐，在挥霍我女儿正在错过的，每一分钟。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也在这个操场上跑过。那时候操场还是煤渣铺的，一跑一身灰。体育老师很凶，跑不完十圈不让吃饭。我跑不动了，瘫在地上，郑校长——那时候还是郑老师——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
“周建华，这就跑不动了？以后走上社会，比这难的事多着呢。”
我接过水，咕咚咕咚灌下去半瓶。
“老师，社会有多难？”
郑老师笑了，摸摸我的头：“难到你想不到。但再难，也得跑。不跑，就永远到不了终点。”
后来我真的跑起来了。跑出这个校门，跑进社会，跑过很多难事，跑到今天。
我以为我跑到终点了。
原来还没有。
或者，终点根本就不是我以为的那个地方。
有车开过来，停在我后面。是辆白色轿车，下来一个女人，三十多岁，穿着职业套装。她走到后门，按了门铃。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她走进去。
我认出她来。是刘副校长，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女人。
她手里拎着一个精致的纸袋，上面印着某个奢侈品的logo。她走得不快，高跟鞋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嗒，嗒，嗒。
门又关上了。
我发动车子，倒车，离开。
后视镜里，那两栋实验楼越来越小，但楼顶那五个字，在阳光下依然刺眼。
建华实验楼。
我的名字，刻在我女儿进不去的地方。
五
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一个地方——城南的职业技术学校。
和二中完全不一样。没有气派的大门，只有一扇锈迹更斑斑的铁门，半开着。门口连个门卫都没有，只有个老头坐在传达室里打盹，收音机里放着咿咿呀呀的戏曲。
我把车停在路边，走进去。
校园不大，就两栋三层小楼，外墙的水泥都剥落了，露出里面的红砖。操场是土的，没塑胶跑道，也没草坪，就是压实的土地，坑坑洼洼的。几个男生在打篮球，篮筐缺了个口，球砸在篮板上，哐哐响。
教学楼里传出讲课声，有男老师的大嗓门，也有女老师的温言细语。窗户开着，能看到里面的学生，有的在听讲，有的在睡觉，还有的偷偷玩手机。
我站在操场边，看了很久。
直到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这位先生，你找谁？”
我转身，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戴一副老式黑框眼镜。他手里拿着教案，腋下夹着课本，看样子是个老师。
“我……随便看看。”我说。
“你是学生家长？”他上下打量我，“孩子在这里读书？”
“不是。”我摇头，“就是……路过。”
他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这地方可不好‘路过’。你是来考察的吧？想让孩子来这儿上学？”
我没说话。
他自顾自说下去：“理解。二中一中进不去，三中又嫌差，就想着来技校看看。但我得说实话，我们这儿，教的都是技术活儿——汽修、电工、厨师、美发。你要是想让孩子考大学，趁早去别处。”
“你们这儿……能考大学吗？”我问。
“能啊，职教高考。”他说，“但难。基础差，得自己拼命学。每年有那么几个考上的，二本，三本，也算是个出路。”
他说话很直，不绕弯子，也不藏着掖着。不像二中那些人，每句话都像在打太极，听着客气，实则推诿。
“您贵姓？”我问。
“免贵姓吴，吴建国。”他伸出手，“这里的副校长，兼电工班老师。”
我跟他握手。他的手很粗糙，掌心有厚厚的老茧。
“吴校长，你们学校……缺什么？”我问。
吴建国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缺什么？什么都缺！缺教室，缺设备，缺老师，缺钱！”他指着那两栋小楼，“你看看，这楼比我年纪都大，一下雨就漏。电工班的学生，连套像样的工具都没有，用的还是我二十年前买的。汽修班更惨，就一辆破面包车，拆了装，装了拆，零件都凑不齐了……”
他说得很激动，但眼睛里没有抱怨，反而有种光，那种谈起自己热爱的东西时的光。
“那为什么不申请拨款？”我问。
“申请了啊，年年申请。”吴建国耸耸肩，“教育局说没钱，让等着。等了十年了，还在等。”
他看了看我：“你问这个干嘛？真要让孩子来？”
“不一定。”我说，“就是问问。”
上课铃响了，很刺耳的电铃声。吴建国看了眼手表：“我得去上课了。你要是有兴趣，可以随便转转。不过别抱太大希望，我们这儿，就这样。”
他匆匆走了，教案在手里甩来甩去。
我没走。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
真的很破。教学楼墙皮掉了一大片，用水泥随便糊了糊。教室里的桌椅歪歪扭扭，黑板裂了缝。实训车间里，几个学生围着一台老旧的机床，老师一边讲解一边操作，机器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但学生们的眼神很专注。他们看着老师的手，看着机器，看着那些我完全不懂的零件。没有人在睡觉，没有人在玩手机。
操场边有个小花园，其实就几棵冬青，一片杂草。有个女生蹲在那里，拿着画板在画画。我走近看，她在画教学楼，画得很仔细，连墙上的裂纹都画出来了。
“画得真好。”我说。
女生抬起头，十六七岁的样子，脸上有点雀斑。她笑了笑，露出两颗虎牙：“谢谢叔叔。”
“你喜欢画画？”
“嗯。”她点点头，“但我学的是美发。画画……就是随便画着玩。”
“为什么学美发？”
“因为快啊。”她说，“学两年就能出去工作，能赚钱。我爸妈在城里打工，我想早点挣钱，帮他们。”
她说得很自然，没有抱怨，也没有不甘。
“那你还想画画吗？”
“想啊。”她又笑了，“等我开了自己的理发店，就在店里挂我画的画。顾客等着的时候，可以看看。”
上课铃又响了。女生收起画板，对我挥挥手：“叔叔我上课去了！”
她跑进教学楼，马尾辫一甩一甩的。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消失的门口。阳光斜斜地照下来，在破旧的教学楼上投出长长的影子。
我突然想起二中的实验楼。崭新的，光亮的，有最先进的设备，有最好的条件。但那里不让我女儿进。
这里很破，很旧，什么都没有。但那个女生可以在这里画画，可以梦想开自己的理发店，可以笑得露出虎牙。
手机响了。这次是郑校长。
我看着屏幕上那个名字，看了很久，然后接起来。
“建华啊，”郑校长的声音带着笑，“在哪儿呢？晚上有空吗？咱们再坐坐，好好聊聊你女儿的事。”
“不用了。”我说。
“别啊，上次是我不对，没安排好。这次我一定给你个准信。这样，下周一，你带女儿来学校，我亲自安排，进不了清北班，进个重点班还是没问题的……”
“郑校长。”我打断他。
“嗯？你说。”
“实验楼的尾款，四千五百万，上周打过去了吧？”
“啊？对，收到了收到了。财务跟我说了，正要感谢你呢。建华啊，你可是给学校解决了大问题……”
“那就好。”我说，“钱到了，事就了了。”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一字一句地说，“我女儿，不去二中了。”
“建华，你别冲动……”
“我没冲动。”我看向那栋破旧的教学楼，那个女生跑进去的地方，“我想好了，二中门槛太高，我们攀不上。就不劳您费心了。”
“建华！你听我说……”
“对了，”我最后说，“那两栋楼，您用着。但楼顶那五个字，找个时间，拆了吧。我的名字，不配挂在那儿。”
挂了电话，我长舒一口气。
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胸口卸下来了。沉甸甸的，压了我很久的东西。
我走回车里，从西装内袋拿出那份合同，最后一页，有签名和盖章的那页。
我把它撕了。
撕成两半，四半，八半。然后摇下车窗，撒出去。碎片在风里飞，像一群白色的蝴蝶。
后视镜里，技校的校园越来越远。但那两栋破旧的小楼，那个土操场，那个蹲在花园里画画的女生，却越来越清晰。
我拿起手机，拨了个号码。
“小张，是我。帮我做件事：查一下城南职业技术学校的对公账户。对，就是那个技校。然后，从公司账上划一笔钱过去。”
“多少，周总？”
“四千五百万。”
电话那头，小张倒吸一口凉气：“四、四千五百万？周总，这……这是什么项目？要签合同吗？要不要先做尽职调查……”
“不用。”我说，“就捐。匿名捐。”
“可是……”
“照做。”
挂了电话，我发动车子。夕阳西下，天边一片火烧云，红得像是要烧起来。
我开得很慢，穿过半个城市。街道两旁的灯渐次亮起，像一条蜿蜒的河。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微信，小雨发来的：“爸，妈说你晚上不回来吃饭。你去哪了？没事吧？”
我想了想，回：“没事。在给你找学校。”
“找到一个，”我打字，手指在屏幕上停顿了一下，“可能更适合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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