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迹青年｜他们，把人生种进了大亮山的年轮里|善洲|大亮山|山林|林场|林海|老书记

大亮山的树，是沉默的史官。

没有人能说清，有多少人在这片山林里留下过脚印，但树却记得：18岁，他懵懂奔赴；24岁，他坚定扎根；33岁，她扛起了担子；68岁，他唱起了山歌。

4个年龄，4段人生，最终拼成同一个身影——那个穿草鞋、种绿树、把百姓放在心尖上的人。

18岁·周波的雨天

大亮山没有四季，只有雨季和冬季。

清晨的风带着凉意漫过林场，54岁的周波轻轻按了按膝盖——老毛病又在提醒他，雨天要来了。大亮山的“半年雨水半年霜”早已刻进他的关节，而这记忆的起点，要追溯到36年前。

18岁，总是一个特殊的年龄，对周波而言尤甚。那一年，他抱着“在林业局工作是个好单位”的美好幻想，从70多个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却没想到，一脚踏入的是几间四面漏风的油毛毡窝棚。“这不像什么单位，倒像是来逃荒的。”

周波回忆起那个潮湿的雨季：低矮、昏暗的窝棚是唯一的居所，风大时油毛毡甚至会被掀得到处飞，只能捡回来用几块模板和砖头压着。夜里棚顶继续漏雨，被褥基本上一整晚都是潮湿的。半夜冻醒了，只能起身生火烤干、烤暖再睡，湿了再继续烤。那时候他总忍不住想：这哪里是来上班，分明是在接受劳动改造。

日子的苦渗进每一寸日常。夏天雾重得十米开外不见人影，冬天冷得裹紧衣物仍止不住发抖。一年四季，洗澡全是冷水。无论寒冬酷暑，劳作归来满身汗臭，也只能在山涧边、竖井旁，就着刺骨的冷水冲洗，寒气一点点钻进骨头里。周波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身体素质其实都还挺不错的，但林场湿度太大了，没办法，风湿是林场人的通病。”

日子这般难熬，对周波而言，18岁的特殊远不止于开启工作，更在于遇见了影响他一辈子的“那个人”。

山上的日子清苦，十天半个月才能吃上一顿带点肉丁的串荤。“有时上桌两碗串荤，老书记还会抬走一碗留到下一顿。”周波说，油水实在不够。高强度的巡山、种树很快就会把力气耗尽，半夜常常饿醒，但只能忍着倦意硬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善洲林场还处在“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的极端闭塞状态，到施甸县城赶集只能步行，往返需要七八个小时。彼时林场里的大部分职工离家都很远，一个月仅有的三天假期，大半时间耗在路上，回家吃顿热饭尤为奢侈。

比寒冷和饥饿更磨人的，是巡山哨所里的孤独与恐惧。大亮山平均海拔超2200米，十多个哨所大半孤悬于荒山制高点，方圆数里无人家、无遮挡，对讲机成为与外界唯一的微弱联系。很多时候，一个人、一间屋、一片漆黑的山林，就是生活的全部。

夜里风声呼啸，树影摇晃，一个人守在孤哨里，连呼吸都不自觉放轻。当谈及闲暇娱乐时，周波笑了笑：“哪有什么娱乐活动，顶多就是围着火塘拉拉家常，或是翻看老书记从山下带回的《半月谈》《云南日报》等旧刊物，里面的事情过去很久了，但对我们来说，仍旧是新闻。”

周波坦言，他不是没动摇过，甚至有两次可以离开的机会。一次能调回老家照顾病重的父亲，一次能去山下的木材检查站，彼时都是看得见的“好出路”。可父亲一句“跟着老书记能学做人做事，待着吧”，让他把离开的话一次次咽了回去。

埋怨有过，委屈有过，可每每想起“那个人”穿着补丁衣服、手把手教他们种树的模样，想起自己得急性阑尾炎住院时，“那个人”拖着病弱的肺气肿身子，吃力地爬上楼看望他的场景，那些想离开的念头，慢慢也就沉了下去……

瞭望塔上三年半，周波把巡山的路走了一遍又一遍。巡山、护林、抚育、间伐，一把随身携带的砍刀用得包了浆，集市里买的劳动布做的衣服破了又补。这么些年，冬天手脚生冻疮，雨季浑身泥水，回到窝棚烤干衣服继续进山——这已成常态。

回望过去的36年，周波说：“把青春留在大亮山，我不后悔，但最亏欠的还是我的家人。”他没参加过儿子一次家长会，也没在父母床前尽过孝，家里的大事小情全靠妻子一人撑着。视频里孩子的抱怨、妻子的疲惫，他只能一遍遍说：“这次真没时间赶回来了。”讲到这里，周波声音里多了几分哽咽，“现在调到干部学院工作，轻松很多了，虽然也很忙……可我也快退休了。”

如今，荒山已成林海，溪流重新涌动，村寨通水通电，老窝棚变成了水泥平房。而周波，依旧守在大亮山的雨天里。

“岁数大的退休了，年轻的不熟悉过去的情况，我想继续把老书记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时常也有人问他：如果回到18岁，还会来吗？周波隔着电话，轻声却无比坚定：“只要是老书记在那，我就会。”

24岁·李海雾的山脊

“如果是去调查规划，那就得在山里走一整天。基本上早上吃一顿，然后带三个压缩饼干，一直到天黑。背着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绿色布袋和一个扁壶，翻山越岭，真有种长征的感觉。”这是2013年李海雾刚到林场参与巡护林工作时的日常。翻过一个又一个山脊，是他对林场最深的印象。

那年他24岁，受“那个人”的事迹感召，从西南林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一头扎进大亮山。初到林场，他对自然充满好奇。在绿色海洋里放空，听清风吹过松针的刷刷声响，这一切都让他感觉很放松。然而，木头搭建的双层小木楼漏雨透风，夜里老鼠常爬上床榻，这些“苦”也是切实存在的。但李海雾并未退缩，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反在滋养他。

他把山林当作课堂，把老职工当作师傅，认真学起了护林的基本功。在无信号的深山，看懂地形图是护林员的“指南针”——学校里只教制图，不会辨图，老职工便手把手教他：以俯视视角把平面图纸看成立体山形，看水流走向、找地形参照物，让纸上线条变成眼前的山林模样。

李海雾刚参加工作时就下决心，要对日日接触的林场环境保持熟悉。为此，他在巡山途中会有意识地记下周边地形，在脑海中玩“拼图游戏”，多次游戏后，地形图便记得清清楚楚。从手绘草图到ArcGIS电子制图，从GPS定位到现场勘查，他一点点把前辈的经验变成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精细化护绿，是李海雾这些年最执着的事。华山松易受小蠹虫、天牛等害虫侵蚀，严重时则会威胁树的生命。如此一来，病虫害防治就极其考验护林员的眼力和经验。而作为林场防治工作骨干，他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健康的松针鲜亮翠绿，染虫初期树尖会泛出浅黄，松针失去光泽、微微耷拉——这些细微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过去防治病虫害，全靠人工打孔注药，逐棵作业，费时又费力。如今科技进山，无人机成了护林的“新兵器”。李海雾和同事们经过专业培训和考试后，使用无人机开展片区喷洒工作，对成虫进行空中灭杀。同时，再配合人工打孔注药，直击树内幼虫——地上地下、空中林间形成立体防护网，林场的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曾经随处可见的枯树已越来越少。

除了病虫害，风倒木是山林的另一大威胁。大亮山土层浅，大树易头重脚轻，大风一吹便连片倒在地上。李海雾和队友们定期巡查，及时清理倒伏树木，在空地上补植幼苗；按计划开展抚育间伐，剪掉病株、弱株，砍密留匀，给健康树木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

深山护林，也藏着意外惊险。一次，他和5位同事进山巡护，偶遇一头约莫200斤的野猪在山上找坚果。“我大概跟它有10米，四目相对时，吓得不行。”李海雾屏住呼吸不敢惊动，悄悄和队友示意野猪的方向，直到野猪自行跑开。这样的时刻不少，但他却说，站在那一代代人付出过心血的山脊上，就不会畏惧。

14年间，李海雾曾不止一次驻足山脊，望着漫山松涛沉思：24岁，恰好也是“那个人”初次踏上工作岗位的年纪。在那个物资匮乏、条件更为艰苦的年代，他是怎样坚守岗位、践行誓言的？一次次挽起裤腿跳进泥水，一次次蹲在田埂上跟老乡聊收成？

那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每次巡山走到高处，望着脚下层层叠叠的松林，李海雾又会觉得——山脊上的每一棵树，都是答案。

33岁·王素娟的玉兰

33岁的王素娟，目前是善洲林场最年轻的职工。她对林场有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我是林场的人，就是要把每一件事做好，让别人无法说我们林场的不好。”如此浓厚的归属感，早在“在外面的那几年”就已埋下。

2017年，从西南林业大学林学专业毕业的她，执意报考只招一人的善洲林场。“第一次开车上山，路两边种满了玉兰。同事告诉我说老书记最爱玉兰花。我是保山人，就想来他奋斗过的地方，看看他种下的树。”一份乡土情怀，让她一头扎进大亮山。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第一站却是作为脱贫攻坚队员，被安排去驻村。驻村期间，王素娟需要经常外出，她最怕的就是坐车往返。“我很容易晕车，很多时候那种眩晕与恶心会难受很久，但也只能吐完之后继续干。”

她负责协助汇总的摸底数据，多数时候颇为繁杂琐碎。有时候，已经收集汇总好的数据突然被告知要重新整理。“一开始真的会觉得烦躁，为什么这个事情今天也干明天也干。但一想到老乡们，好像又都值得了。”每逢村里杀年猪，王素娟都会接到村里老乡们的邀约电话。什么时候杀猪、什么时候吃饭，当电话那头响起熟悉的乡音，时常让她觉得感动。

“村里面那些人，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平时也会发微信给我说有空了去看看他们。感觉自己之前的工作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这真是我这辈子超级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2023年结束驻村工作后，王素娟正式回到林场，负责公益林管理与林长制工作。作为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她有着近乎执拗的完美主义。公益林修编需要熟练操作电子制图，久未接触技术工作的她一度“懵圈”，身为林学专业毕业生的挫败感让她沉默数日。“别人觉得做不了可以说不会，但我不行。”在技术过硬的前辈们手把手指导下，她一点点重拾技能，不懂就问、反复琢磨，把文本做到极致，把图纸啃到通透。

王素娟说，“那个人”在33岁前后，曾立下“一辈子，无论在什么位置，都要为群众着想”的初心。她或许难以达到那样的高度，却想攥紧手中的接力棒，把他的绿色旗帜稳稳扛在肩头。

作为林场为数不多的女性职工，她像家里最小的妹妹一样，被同事们默默呵护，也用热情温暖着整个场部。雨季捡菌子迷路，同事放下东西满山寻找，无信号也不放弃——为此她特意发了朋友圈，要把这件小事“一辈子记下”；爬梯刷漆，四位大哥稳稳扶着梯子。她也会默默记下施甸县清明节吃青团的传统，跑到集市给大哥们买青团；后勤老大哥总在睡前烧满热水，叮嘱她天冷别着凉。她也会关心某位患了糖尿病的同事，在中秋节吃汤圆的时候给他端上一碗无糖的。这些不说出口的照顾，让她把林场当成真正的家。

“我们在林场生活的这伙人，其实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多。”王素娟的这句话是林场工作的真实写照。在林场，工作时间按照季节划分：3月进入森林防火戒严期，职工不休息，实行请销假制度；6月进入雨季后开始轮休制，每月上18天，休12天；从12月起为森林防火期，上一个月休6天。下班后和同事们烤火聊天，早晨醒来就能见到同事——王素娟常觉得生活在林场很幸福。

夜晚的林场安静下来，王素娟会把时间留给自己。她在画册上画画，画得最多的，是玉兰。她画了又画，总觉得画不像。有人问她为什么总画玉兰，她说：“老书记最爱这个花。”其实她知道，自己是在用这种方式，靠近一个人。

如今，善洲林场33名职工中有5名女性。她们克服了多年前坐拖拉机、骑摩托车上山时尘土飞扬的山路，任凭衣服沾满灰尘，灰烬刺痛眼角；忍耐着公共淋浴间里的冷水澡，以及生理期来临时巡山路上的煎熬。

林场道路两旁的玉兰依旧年年盛开，她们也年年守在这里——像玉兰一样，不争不抢，却把根扎得很深。

68岁·董照山的山歌

“想看药材么哟喂，到善洲林场来么哟喂——”歌声从林子里传出来，粗粝、沙哑，调子算不上准，却中气十足。68岁的董照山蹲在华山松脚下，一边给黄精苗培土，一边扯着嗓子唱。旁边干活的村民笑他：“老董，又唱你那首歌了。”他不理，继续唱：“黄精花开像灯笼，满山的松树青又青……”

这是他自己编的《善洲之歌》。他没上过几天学，仅二年级文凭，歌词写得朴素，调子也是东拼西凑来的。但干部学院的人听了，说他唱得比任何讲解都好。有培训班来林场学习，偶尔会请他唱一段，他从不扭捏，站起来就唱。

在善洲林场，能这么唱的，只有他一个人。不是别人不会唱，是别人没有他那样的记忆。

昔日荒凉的大亮山

半个世纪前，董照山20岁。那年，在施甸县一个叫“大窝子”的地方，他跟着“那个人”学种水果。“当时他50多岁，穿着草鞋带头下地，白天手把手教，晚上围着火塘给我们讲故事。我记得很清楚，每个品种的栽法，他都要亲自种给我们看。”

如今，68岁的董照山又回到了“那个人”种下的林子里。这一次，是在华山松脚下种中草药。“在林下种植中草药，一不影响树，二还可以防火。种起这个中草药，这些树长势也好。”2023年，他来到善洲林场林下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带领村民种植中草药。

大亮山林场建场初期，职工植树造林

基地建设初期，难题接踵而至：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的多是老人妇女；水源紧缺，引自几公里外洼地的水量极小，即便动用消防车运水，仍有不少种苗被晒死，仅蜘蛛香就损失了几十万。可董照山没有退缩。他一边教基地职工精准浇灌、科学保苗，一边协调政府架设水管、在上游筑坝蓄水，建起四百方水池，终于稳住了药材生长的“生命线”。他说，这份韧劲正是源于当年——跟着学种果树时，总听“那个人”讲“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而今，他依旧一天能扛二十多包80斤的肥料，雨天骑摩托往返山林，浑身淋透就回家烤火，稍作休整便继续劳作。不少人劝过董照山：“你已经年近七旬，早到了退休的年龄，应该回家享福。”

林场场部的老照片

董照山不急不缓地说起：“那个人”在七旬时，已在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9年。在他上山的第2年，大亮山上就建起了第一排砖瓦房，他却执意把新房全部分给职工和新来的技术员，自己仍守着漏风的油毛毡棚。“七旬怎么了？他在七旬的时候，才第一次住进了山上的砖瓦房啊。”

中草药种植尤考验人的细心与耐力。土壤要疏松的“香面土”，雨水太多会腐蚀根系，太少了会渴死植株。不仅如此，更需严格遵守种苗的行距、株距。“从华山松脚下打通18厘米的土沟，把种苗高度控制在30厘米；画株距的沟，必须15厘米深；水流后的沟径留出12到13厘米，给根系充分生长……”种药的一门门精细活儿，就这样在董照山严格的标准下框定了下来。

在董照山的带领下，林下种植基地从50亩试验田起步，两年时间便扩种到1000亩。白及、当归、人参等药材在华山松脚下茁壮成长，小苗齐刷刷长到八九十厘米。2025年，基地累计带动周边农户务工增收160多万元。越来越多村民选择回到山林，加入林下种植的队伍，大家渐渐明白：守好大亮山这片林海，就是实实在在的增收致富。

近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少年已成老者，大亮山也实现了从荒山到“金山”的蜕变。而不变的，还是那歌声：“想看药材么哟喂，到善洲林场来么哟喂；满山的松树青又青，老书记和工农心连心……”悠扬的歌声在林海间回荡，藏着的是对这片青山的热爱，藏不住的则是对“那个人”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