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欧洲研究》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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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掌控局势......乌克兰战争绝不会发生，”2024年12月8日，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在大选后首次电视专访时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俄乌冲突的直白看法。进而，他更为直截了当地阐述了与欧洲争夺利益、分担安全责任的明确意图：“我们承担3500亿美元，欧洲承担1000亿美元，为什么欧洲不和我们一样？唯一该做的就是让欧洲也承担一部分......我们一直为北约买单......但北约却占了我们的便宜......他们（欧洲国家）在贸易上占了我们的便宜......我要对那些国家说：你们不交钱，我就不保护你们。”
从上述公开表态不难看出，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的美国在欧洲安全以及美欧关系上明显呈现出“美国优先”倾向与“交易思维”风格。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政府在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对欧洲的核心关切设定为“促成俄乌冲突的迅速停火，以稳定欧洲经济、防止战争意外升级或扩大、与俄罗斯重建战略稳定，并为乌克兰战后重建创造条件”。基于此定位，报告还提出了包括促进欧洲独立自主并承担自身防务责任、对美进一步开放市场等相关政策。这些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计划推进的对欧战略与政策议程，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未来一段时间跨大西洋关系的总体走向。在俄乌冲突持续牵动欧洲安全秩序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的回归及其所带来的美国角色重塑与对外政策调整，必然对欧洲安全秩序的重建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欧洲安全观”
一切战略选择与政策制定，都源自决策者相关认知的形成与理念的构建。相比于第一任期，特朗普第二任期关于美国国家发展路径及其国际角色的认知在经历演化后已然清晰，形成了关于“让美国再次伟大”更为系统性的理念。这些认知与理念不但重新塑造了美国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的互动关系，而且从地缘秩序、防务、经济、文明等维度构建起当前美国对欧洲安全以及美欧关系的差异化理解与观念。
(一)“美国优先”塑造“多极世界”
回归权力的特朗普不断强调“美国优先”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而且对这些主要理念形成了更为明确的理解，从而对美国的国际角色逐步形成了新的认知。近年来，特朗普曾多次公开提及并高度赞誉1897年至1901年在任的美国前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将之视为“再次伟大”的“榜样”。这种赞誉不仅是因为麦金利时代开启了共和党在美国政坛上长达三十多年的主导地位，也是因为麦金利治下的美国在所谓“镀金时代”初步获得了国际舞台上的优势地位。其时的美国经济实力持续上升至独大，不断强化对加勒比等地区的地缘控制却并未卷入欧洲的世界政治主舞台，进而避免了过多国际责任。这样一种利益最大化且负担最小化的国际角色，完美契合特朗普的当前战略意图。
按照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认知与理念及其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具体表述，其在对外政策上已展现出明显的“内顾”或“内向化”倾向，其唯一目的就是“美国优先”，即让美国自身获得最大化利益。这种“优先”或利益最大化，一方面确保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以及国际话语权等诸多涉及国家竞争力的领域的绝对优势；另一方面减少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对外投入与国际责任，减少提供国际和地区公共品。将“是否优先”“是否利益最大化”作为选择标准，意味着特朗普所希望实现的更像是一种“有选择的霸权”。换而言之，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在本质上是“霸权方式”的渐变，而非“霸权方向”的骤变。所谓“有选择”可体现为：在涉及美国直接利益的地区或领域，美国必须动用其在各领域的绝对优势来确保其利益。也就是说，在涉及美国直接的切实利益时，必须以绝对优势维持某种具有等级制色彩的国际秩序，确保美国独霸这一体系的最顶端。相比而言，在不直接涉及美国利益的地区或领域，美国则毫不犹豫地选择收缩乃至放弃，绝不介入这些地区或领域的相关事务，反而任由地区或领域内已有权力结构或秩序来发挥作用，这也完全可能引发类似于丛林法则式的国际或地区秩序。
基于“有选择的霸权”，特朗普及其团队已多次阐释其认为在确保“美国优先”情况下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安全秩序可能呈现的相应态势。正如2025年1月30日刚就任国务卿的马尔科·鲁比奥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所言：“单极世界并非常态，只是冷战的产物......世界终将回归多极格局，多个大国在地球的不同区域并存。”这与特朗普本人在2025年5月再次执政后首次出访期间在沙特发表的演讲如出一辙：“这里的伟大变革并非来自西方干涉主义者......来自西方的所谓‘国家建设者’摧毁的国家远比他们建设的国家多得多，而干涉主义者则干预了他们自身都不了解的复杂社会。他们告诉你们该怎么做，但他们自己却一窍不通。”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至少已展现出要构建一个所谓“多极世界”的意图。在该秩序下，美国在西半球即所谓“门罗主义”所界定的作为“霸权支点”的势力范围内，要保持并强化影响力；在没有直接利益关切的情况下，对其他地区或板块所形成的其他“极”，美国则选择最大化地减少投入，尽量超脱、保持置身事外。
（二）“大国协调”下视欧洲为防务“客户”
在上述版本的“多极世界”下，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完全有可能从第一任期的“大国竞争”转向第二任期的“大国协调”（great power concert）。一方面，美国不再突出强调针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遏制，虽然仍会保持某些领域的竞争，但总体上转为寻求与这些国家尝试推进一些对美国有利的合作，甚至不排除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划分各自都能接受的势力范围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美国将进一步忽视甚至直接放弃其他参与者，在一些议题上可以与欧洲协调，但在更多议题上也完全可以把欧洲彻底排除在外，反而只相信或依赖主要大国之间协调后的共识性决定。从这个角度出发，特朗普自第二任期以来，为了持续强化在西半球的存在而反复强调对格陵兰岛的诉求，完全可以理解为是试图在大国协调下划分势力范围、彻底忽视欧洲安全关切甚至损害相关国家乃至盟国主权的霸权扩张表现。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与欧洲传统上曾共享的安全认知与安全利益将快速瓦解，跨大西洋联盟继续加速松动。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不再将自身视为捍卫自由秩序的“英雄”或“领袖”，不再认为欧洲安全与其密切相关，进而不再承担相应责任。自推进亚太战略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就已加速从欧洲转向亚太。美国主导下维持欧洲安全的所谓“欧洲优先”逐渐稀释，特朗普两次执政又彻底推动“美国优先”取而代之，并要求欧洲“独立自主”地承担防务责任。
第二，特朗普第二任期不再将俄罗斯视为美国的“安全威胁”，反而将其视为可以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展大国协调并实现某种合作的重要相关方，甚至可以接受俄罗斯在一定势力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在其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直接认为欧洲将俄罗斯视为“生存威胁”源自欧洲的“缺乏自信”。基于此，特朗普政府将推动管理并重建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列为优先政策目标。
第三，特朗普第二任期不再将北约视为“永久扩张联盟”（perpetually expanding alliance）。正如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列出的优先考虑，要“消除将北约视为‘永久扩张联盟’的看法，并防止这一现实发生”。毫无疑问，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欧洲安全、对俄罗斯定位的理解与往届美国政府以及欧洲主要国家都存在极大差异，这必然表现为对北约定位以及北约是否面临生存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性观点。冷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为保持对欧洲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积极维护其主导的北约作为欧洲安全架构的战略定位，也必然要为北约的存续塑造出类似俄罗斯“威胁”的必要理由。但现如今，随着美国的战略转向特别是霸权方式与支点的变化，北约的霸权工具属性转弱，必然相应地呈现出限制扩张与减少投入的回缩调整。
特朗普早在2016年竞选期间就曾指责北约“过时”并威胁“退出”，上台后更是强调将美国履行《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即“集体防御”的义务与欧洲盟国“履行其财政义务”挂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退出”已更明显且直接成为其实现要挟的杠杆与筹码，并借此为继续留在北约提出要价，即明确与欧洲盟友分担责任，并以交易方式提供防务服务。
一方面，在特朗普看来，北约欧洲成员国基本上是搭美国便车的“赖账者”，美国为欧洲安全负担了比欧洲更多的支出。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就曾在其竞选政见书中这样回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普京的军队进入乌克兰的时候，德国跟其他国家就木然看着事情发生”。鉴于前任政府采取外交协商方式的收效有限，特朗普认为其第二任期必须采取更直接的施压方式，以尽快减负。2025年2月，特朗普再次执政后首次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时就曾对其第一任期围绕北约军费分担问题的施压津津乐道：“北约当时没钱，因为他们（欧洲国家）多年不缴会费。我说，听着，如果你们不交钱，我们就不能留在北约、就不能保护（你们）国家。”数天后，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特朗普再次提到北约军费分担问题，“我们将继续坚定支持北约，但北约必须加大投入，欧洲国家也必须承担更多责任......为什么美国要承担比欧洲多得多的资金和其他费用？”
另一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更明显地倾向于将北约打造为向欧洲盟友推销防务服务的交易中介机制，凸显其“交易风格”。2025年７月，在与来访的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会面时，特朗普详细介绍了具体思路：“我们将制造一流的武器，并交付给北约。北约可能会选择将其中一些武器交付给其他国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将从美国采购，运往北约各成员国。”总体而言，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直接以施压、讹诈以及交易等方式对待北约欧洲成员国，俨然是将这些盟友视为“客户”来有偿提供待价而沽的防务服务。
（三）为经济安全与欧洲争利
“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一贯穿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外经贸政策的核心理念在第二任期得以高调延续。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之更新阐述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为维护经济安全，美国必须决心遏制并扭转外国势力对其的持续损害，包括实现贸易平衡、确保关键供应链和材料的渠道、推动产业“回流”与再工业化，以及重振在全球能源领域的霸主地位。
从经济安全角度出发，美欧事实上对彼此都至关重要。以经济体为单位计算，欧盟无论是进出口额还是贸易总量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2024年数据，美国与欧盟的贸易额约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加5.7％。2024年美国与欧盟的货物贸易总额达到9755亿美元，美国拥有大概2359亿美元的逆差，同比增长13.6％；2024年美国与欧盟的服务贸易总额达到5009亿美元，美国享有886亿美元的顺差，同比增长20.9％。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指出，跨大西洋贸易仍是全球经济的支柱之一，也是美国繁荣的基石。从制造业到科技再到能源领域，欧洲各行业始终保持着全球最强劲的竞争力。其言外之意是对于与欧洲一样需要重建制造业、需要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美国而言，欧洲是具有“竞争力”的，要维持经济安全和足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绝对优势，美国必须与欧洲争夺经济利益、迫使欧洲接受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合作新框架。
显而易见，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经贸议题上已展现出严重的“受害者”心态和“交易风格”。其具体表现为：主张实现所谓“贸易平衡”，即减少逆差、保持乃至增加顺差，并认为美国若要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欧洲就必须在经贸上回馈美国。
第一，特朗普认定美欧之间的贸易并不公平，欧洲占了美国便宜，甚至美国任欧洲“宰割”。在美国农业、制造业以及能源产业等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实现捍卫中西部蓝领中下层劳工群体利益的政治承诺，特朗普曾多次强调美国购买了大量欧洲产品（如汽车等），但欧洲并未相应地充分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或能源产品等。比如，特朗普在2025年３月会见来访的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时就曾抱怨，“他们（欧盟）不购买我们（美国）的农产品，也不购买我们的汽车。我们却购买了（欧盟的）数百万辆汽车，宝马、奔驰、大众，应有尽有。”
第二，特朗普要尽全力保持乃至扩大美国数字产业等服务业在欧洲已有的优势地位。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曾多次明确反对欧盟针对美国服务贸易产品加征数字服务税（digital service tax）甚至予以调查、限制乃至司法起诉等的做法。也是在与爱尔兰总理会面时，特朗普还抱怨，“他们（欧盟）盯上了很多美国公司......苹果是一家很棒的公司，但却要为一场我认为根本站不住脚的（欧盟发起的）诉讼支付160亿到170亿美元的赔偿。”
第三，特朗普倾向于以提供防务服务为条件来换取美国在欧洲实现经济利益的更多机会。比如，特朗普多次强调，要效仿欧洲以贷款形式为乌克兰提供援助，从而让美国得到相应的经济回馈与补偿，并要求以控制乌关键资源或参与乌战后基础设施重建等方式来实现美国利益。
（四）纠正欧洲“文明消亡”前景
“欧洲安全的本质问题是价值观”，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副总统万斯在2025年2月14日出席第六十一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时的演讲中直接表达了对欧洲价值观、民主制度以及社会现状的严厉批评。如此令欧洲难以接受的论调，反映出特朗普及某些共和党势力的一贯看法。早在特朗普首次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的2016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通过的党纲中就曾明确提出，美欧之间的历史纽带建立在共同文化和价值观以及共同利益与目标之上，但由于欧洲大陆面临的经济问题与人口变化，美欧纽带的维系并非理所当然。甚至党纲直接批评称，某些欧洲盟友正逐渐背离美国人所珍视的价值观。2025年4月，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与来访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时，特朗普也曾表达类似看法，“我希望欧洲再次伟大。欧洲正经历着诸多问题，其中很多都与移民有关。我一点也不赞同欧洲在移民问题上的做法。我认为他们必须变得更聪明，因为他们在移民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正在严重损害欧洲的利益。”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欧洲的价值观问题直接上升为比经济衰退更为严重的“文明消亡”（civilizational erasure）的前景问题。特朗普政府认为，欧洲所面临的移民、文化与宗教的变化、低出生率以及历史身份丧失等问题如果延续下去，不到二十年后的欧洲就将面目全非，将无法维持作为美国盟友所需的强大经济与军事力量。鉴于此判断，美国需要帮助欧洲纠正当前错误的发展轨迹，推动其重新回归传统且真正的基督教文明，提升“欧洲爱国政党”（patriotic European parties）的影响力，防止任何敌对势力主导欧洲秩序。
将欧洲价值观乃至文明现状塑造并上升到“文明安全”或者“政治安全”“治理安全”的维度，源自特朗普对于美国自身文明特别是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逐渐明确的偏好。自第一任期以来，特朗普持续表现出对于西方文明更具“白人至上”色彩乃至宗教保守主义色彩的理解。第二任期之后，特朗普更倾向于认为美国与欧洲共同构成了西方文明，美国是当今西方文明的中心，欧洲则是往昔西方文明的根源。移民、人口结构等所带来的族裔、宗教乃至文化、文明的剧烈变动如果在作为往昔根源的欧洲大行其道，当然也就同样可以在作为当今中心的美国扩散并为人接受。一旦出现这种共振，就意味着美欧共享的西方文明将先后为多元文化主义重塑。这种可能性当然是特朗普绝不希望看到的，却又是美国民主党阵营目前所乐见的。正是因此，特朗普第二任期将所谓“文明消亡”的前景威胁界定为来自西方（即美欧）内部而非外部，美国必须“刀刃向内”地阻断西方文明在欧洲滋生出其不可容忍的多元变化，以此来确保西方文明在美国内部维持其传统或保守样态，确保特朗普及其共和党所偏好的价值观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关于欧洲“文明消亡”前景的判断，小布什政府期间由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并影响至今的所谓“新欧洲”与“老欧洲”或欧洲的“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分裂式论述具有逻辑或价值观意义上的延续性。在特朗普看来，所谓“新欧洲”当然主要就是那些恪守传统宗教色彩的西方文明观念的中东欧国家（也包括南欧意大利等国），而“老欧洲”则是那些致力于构建所谓世俗世界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欧国家。特朗普明显将前者视为传统西方文明在欧洲的最后捍卫者，而后者则是将欧洲及其文明推向崩溃边缘的“罪魁祸首”。
二、美国在重建欧洲安全秩序中的角色
基于上述对于欧洲安全以及美欧关系的认知与理念，特朗普第二任期在欧洲安全秩序问题上总体扮演着一个以“美国优先”为原则、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争议性乃至破坏性角色。在地缘安全维度上，面对俄乌冲突，美国充当着自我图利的调停者。在防务安全、经济安全和文明安全等维度上，美国则分别是防务的有偿分担者、掠夺利益的关税操纵者以及文明的介入塑造者等角色。
(一)俄乌冲突的自利调停者
面对持续延宕的俄乌冲突，特朗普在再次竞选时就曾多次抛出要尽快停止冲突的竞选承诺。再次执政后，特朗普明显更为关注应对俄乌冲突这一热点问题，甚至呈现出热点强于重点、热点对重点形成战略资源挤压的态势。俄乌冲突的走向涉及特朗普第二任期规划的总体对外战略议程及希望实现的自我获利目标。其最基本的议程即至少在其任期内暂时停止或冻结军事冲突，从而停止美国对乌援助，停止对其自身而言没有切实收益的对外投入。在此基础上，特朗普政府倾向于借助俄乌冲突来实现更多现实利益。一是尝试与俄罗斯修复关系、实现战略稳定，推进一些其所需领域（如能源安全、关键矿产）的可能合作；二是借势在乌克兰扩大经济影响力，控制其能源、关键矿产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领域，在未来战后重建中攫取更多实际利益；三是让欧洲未来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减少自身投入的同时向欧洲大量出售美国军备。
1、对俄罗斯的态度与做法
特朗普政府倾向于保持对俄极限施压与美俄大国协调两条主线同步推进，以继续施压来为其在大国协调中创造更多杠杆。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继续对俄制裁，保持极限压力，试图以此令俄接受停火等要求。再次执政不久，特朗普就对俄发出加征关税并追加制裁的警告，测试俄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2025年2月美俄首次大国协调后，特朗普政府又宣布对俄制裁延长一年，以保持压力。4月底，由于从《乌克兰-美国矿产资源协定》（简称《矿产协定》）中获得巨大利益，特朗普政府又转而对俄施压。随着拜登政府对乌援助的彻底用尽，特朗普在8月初再次以所谓“二级关税”、加强核潜艇部署等方式对俄施压。8月15日美俄元首会晤涉及油气资源合作的可能性，但特朗普政府又在10月为促使俄接受停火而追加对其石油公司的制裁。
另一方面，特朗普及其政府团队多次与俄方互动，推动大国协调。2025年2月12日，特朗普再次上台后首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2月18日，美俄代表在沙特会面，直接推动了绕开欧洲特别是乌克兰的谈判进程，尝试建立美俄高级别联络机制并最终实现两国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正常化。5月19日，特朗普与普京再次通话，试图实现第二次大国协调，但终因俄拒绝“30天停火”而“未见成效”。8月15日，特朗普与普京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元首峰会，实现了第三次大国协调。特朗普在会后公开表示：停火未必是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提，乌克兰或需以领土“交换”停火或和平协议。10月16日，特朗普受邀与普京通话，为布达佩斯会晤做准备，但会晤因俄拒绝美停火建议而取消。11月19日，特朗普政府对外公布了一份包含28点内容的计划草案。这份计划草案由美俄代表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协商达成，可将之视为第四次大国协调的共识。
2、对乌克兰的态度与做法
特朗普政府倾向于迫使乌克兰接受美俄大国协调所达成的共识，并以提供安全保障等为由反复施压乌克兰，令其提供经济利益与关键资源。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与俄大国协调后转而施压乌克兰。2025年2月美俄首次大国协调后，特朗普政府转而向乌克兰施压，以暂停对乌军援以及情报共享为杠杆，迫使乌与美正式签署了符合美利益的《矿产协定》。5月19日美俄领导人通话未达成成果后，特朗普再次对乌施压，但乌并未在领土问题上有任何让步。8月18日，特朗普在白宫与泽连斯基等多位欧洲领导人会面，推销8月15日美俄元首峰会所形成的大国协调共识，但乌克兰在停火、领土以及安全保障等问题上难以接受。11月19日，特朗普政府对外公布28点计划草案后，再次对乌施压，要求乌在感恩节前予以接受。该草案包含乌将大片领土割让给俄，限制乌驻军规模（60万），以及禁止乌寻求加入北约但可有条件寻求加入欧盟等条款。面对美反复施压，乌克兰在12月24日对外公布了20点计划草案，回应美利益最大化诉求的同时在停火、领土以及安全保障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议程。12月28日，泽连斯基前往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面，虽达成某些共识，但在领土问题上乌仍坚持自己的立场。
另一方面，特朗普通过各种方式从乌克兰攫取经济利益与关键资源。早在2024年10月，泽连斯基就正式提出与美欧矿产投资合作的计划，以经济利益换取安全保障。2025年1月第二任期伊始，特朗普就提出要乌为美军援偿还5000亿美元或等值的稀土资源，但遭乌强烈反对。2025年2月美俄首次大国协调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再次提出要求控制乌50%关键矿产资源。面对巨大压力，泽连斯基于2025年2月28日前往白宫。原本希望以《矿产协定》来安抚美，但却因戏剧性争吵而打乱节奏，并引发了特朗普政府以暂停对乌军援以及情报共享为杠杆的极限施压。为缓和关系，乌克兰先于3月11日在沙特与美谈判接受了30天停火建议，后于4月30日与美正式签署了一定程度上绑定美国利益的《矿产协定》。在签署协定前后，特朗普多次表示对乌绝对支持。11月19日，特朗普政府公布的28点计划草案中又涉及要求支付美安全担保费用、俄被冻结海外资产中拿出1000亿美元用于乌重建，以及欧洲追加对乌投资1000亿美元等有助于美从中获利的条款。
3、对欧洲的态度与做法
特朗普政府倾向于将欧洲孤立于任何谈判之外，令其被动接受既成事实并为之付费买单。如上文所述，特朗普一直认为美国对俄乌冲突的投入远多于欧洲，而欧洲本应承担更多。从这一执念出发，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秉持的立场是，基本无视欧洲国家的诉求，仅与俄罗斯进行大国协调再强加于乌克兰，最后让欧洲接受既成事实。2月12日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当天，已由英国协调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与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彼特·赫格塞思明确表示，欧洲应向乌提供更多财政与军事援助，美国将专注于自身安全且不会向乌部署维和部队。
（二）欧洲防务的有偿分担者
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第一任期对北约成员国的各种施压，仍然反复强调北约盟友要提高军费，分担美国原本承担的所谓更多军费支出。2024年再次竞选期间，特朗普继续多次抨击北约，声称如果北约国家不支付“账单”，他将不会保护该国免受俄罗斯入侵，甚至会“鼓励”俄罗斯“为所欲为”。
事实上，冷战期间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试图让欧洲国家为北约付出更多，但均收效甚微。“9·11”事件后，小布什和奥巴马前后两任政府更是多次呼吁北约盟友增加军费支出，与美国共同分担责任。2014年，北约于威尔士峰会期间达成共识：对尚未达到军费占GDP2%目标的成员国，要求其力争十年内实现该军费占比目标。而这一目标显然并不符合特朗普的要求，其第一任期就以“退出”为要挟，提出北约成员国将军费支出提到占GDP的3%到4%的要求；而在2024年竞选期间更是将对北约成员国军费分担要求提高到GDP的5%。在特朗普确认再次当选后，为应对其回归并“留住”美国，北约欧洲成员国就曾讨论过将军费支出提高到GDP的3%乃至3.7%的可能性。
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的2025年年初，北约全部三十二个成员国都达到2%或以上，实现了威尔士峰会的目标，其中美国为3.22%，低于波兰（4.48%）、立陶宛（4%）、拉脱维亚（3.73%）、爱沙尼亚（3.38%），以及挪威（3.35%）等五国。即便如此，特朗普再次执政后仍多次批评北约，矛盾焦点仍是成员国分担不足。相比于第一任期的“退出”要挟，特朗普此次直接以俄乌冲突作为警告来迫使北约欧洲成员国提高军费分担。在2025年2月27日与来访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会面时，特朗普曾表示，“乌克兰的灾难恰恰表明，英国和其他北约伙伴国为何必须大力投资国防能力。在很多情况下，GDP的4%或5%是合适的。”
2025年6月24日至25日，北约在荷兰海牙举行领导人峰会。在特朗普愿与其他成员国一道重申《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即“集体防御”的同时，所有成员国都承诺将在2035年前将军费支出调整到GDP的5%。其中3.5%用于核心防御需求以实现北约安全能力目标，1.5%用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等。北约欧洲成员国认为，此次峰会至少让特朗普亲自做出“集体防御”承诺，实现了对美国的拉拢至少是安抚。而特朗普自认为这是其个人及美国的胜利，并表示北约已不再是“敲诈勒索”组织。
如果按照5%的目标测算，美国在2023年分担北约军费开支份额的68.7%就可降至53.8%，这显然有助于减少美国对外的战略投入。与此同时，欧洲盟国在一定时间段内在军费上的大幅扩充，直接意味着规模且额度都极为可观的军购订单。即便欧盟专门设定了涉及1635亿美元的军购贷款池来支持购买欧洲各国境内自产军备，但作为全球范围内长期独大的军备提供商（占比42%）的美国，其军工利益集团也完全有更多机会和更大空间从欧洲扩充军备、增加军费中赚得盆满钵满。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通过有偿防务服务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愿景。正如特朗普在2025年10月会见泽连斯基时坦言，“我们把东西送到欧盟，他们付钱，他们钱多得是。”
（三）掠夺欧洲利益的关税操纵者
同样延续了第一任期的“关税大棒”，特朗普第二任期继续将欧洲盟友视为最具价值且最容易掠夺的对象，对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欧盟及欧洲其他国家，很快推出关税措施。比较而言，欧盟虽有反制，但总体上被动，难以或无法坚持有效反击，最终不得不接受对美更有利的新安排。正如特朗普在白宫与马克龙会面时毫不回避地谈到：“如果他们（欧盟或欧洲国家）向我们收20%，我们就向他们收20%。如果他们向我们收30%或40%，我们也对他们这样做。这些最终都会由欧洲自己承担。”
迫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多次发出的关税威胁，欧盟曾于2025年2月7日提议将对美汽车关税下降10%，并增加对美的液化天然气和军备的采购。但这一表态显然无法满足特朗普“美国优先”及其利益最大化的诉求。2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天，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先后宣布针对进口钢铁和铝加征25%关税，涉及德国、英国及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2月21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重启其第一任期开展的针对数字服务税的“301调查”，并将以加征关税等方式来打击外国政府对美公司征收的数字服务税、罚款等任何“歧视性”做法。3月12日钢铝关税生效后，欧盟宣布反制，准备在4月1日开始对价值260亿欧元的美国进口的工业和农业产品加征关税。形成对比的是，英国却明确表示不采取报复措施，反而强调将降低英国数字服务税，旨在进一步缓和与美经贸摩擦。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宣布美国进入所谓“紧急状态”，并对全球多个主要贸易伙伴加征所谓“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对采取反制的欧盟的输美产品加征20%关税，对不采取反制的英国的输美产品加征10%关税。4月3日，特朗普再次宣布将对美进口汽车加征25%的新关税。4月9日，由于国内外压力，特朗普宣布所谓“对等关税”将推迟90天执行，其税率也可降至最低的10%。进而，欧盟也暂停了反制措施，转而与美国展开谈判。
2025年5月8日，特朗普政府对外宣布与英国达成新的经贸协议，内容涉及英国取消针对美相关产品的关税、允许进口美国牛肉等农产品，以及美国保持针对英国相关产品10%关税等内容。同日，由于美欧经贸谈判陷入僵局，欧盟开始计划将报复性关税目标扩大到价值1000亿欧元的美国进口产品。随后，特朗普多次向欧盟发出加征关税威胁，对于指定产品的关税加征幅度从30%到50%不等。值得注意的是，为进一步向主要贸易伙伴施压，特朗普在6月3日宣布将钢铝关税直接从25%扩大到50%，仅对英国限期豁免。
2025年7月27日，特朗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苏格兰会晤，宣布美欧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具体而言，美国将对大多数欧盟产品（包括汽车、半导体以及医药产品等）继续征收15%关税，欧盟将从美国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并将从美国购买军备，还将计划在美投资60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15%的关税为最低税率，不会改变已征收商品的较高税率。这显然远高于原本欧盟商品享有的约4.8%的税率，也与欧盟领导人预期的水平存在落差。当然，欧盟随后也强调购买与投资的条款不具约束力、无法强制私营企业执行。8月21日，美欧双方又正式对外宣布了7月27日贸易协议的具体细化版本。其内容涉及欧盟计划取消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美国将对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设定15%的关税上限等，但钢铝关税仍维持50%。
在与欧盟签订新贸易协议后，特朗普政府仍反复就数字监管、医药产业等问题对欧盟施压。一方面，特朗普继续对欧盟的数字监管相关立法大肆批判。2025年11月，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访问布鲁塞尔时曾提出欧盟可用数字监管方面的让步来换取特朗普政府考虑降低钢铝关税的提议。另一方面，特朗普在9月25日宣布将在10月1日针对进口的所有药品加征100%关税，彻底推翻了8月具体细化的美欧经贸协议的相关内容。随后，各国医药业公司与特朗普政府直接签订协议，内容涉及降低药价、投资美国等内容，换取了三年关税豁免。
此外，在与欧盟达成新贸易协议的同时，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年内经过比较波折的谈判最终与非欧盟成员国的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达成经贸协议，征收不超过15%的累计互惠关税，这两国也将向美国投资2000亿美元，并计划取消针对农业、工业以及数字服务等领域的税收。
（四）欧洲文明的介入塑造者
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无疑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两大“黑天鹅”事件，凸显了西方文明面对挑战时的跨大西洋联动性。以此为起点，从首次执政到重新回归，特朗普政府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始终试图影响乃至塑造欧洲文明。其手段主要是政治上的联动，特别是对欧洲各国选举政治的介入。
2016年，作为英国脱欧的关键推动人物之一的英国独立党人奈杰尔·拉法奇（Nigel Farage）就曾受邀出席了提名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曾短暂担任过特朗普总统高级顾问的史蒂夫·班农在2017年8月卸任后又转而前往欧洲，直接投身于欧洲多国右翼乃至极右翼政党的政治运动与社会动员之中。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已成为英国改革党党首的拉法奇再次受邀出席特朗普的竞选造势活动。同年，拉法奇以及英国保守党籍前首相利兹·特拉斯等多位欧洲政治人物都出席了在美国马里兰州举办的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CPAC）并公开发表力挺特朗普的言论。而在2025年的CPAC会议上，同属保守派阵营的斯洛伐克现任总理菲佐也受邀出席并发言，竭力吹捧特朗普在俄乌冲突以及能源议题上的政策立场。
2025年2月中旬，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的美国副总统万斯与当时正准备竞选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领导人魏德尔会面。当时，已出任特朗普总统高级顾问的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德国选择党，并与魏德尔共同参加线上对谈。这些举动基本上可以表明特朗普政府至少是特朗普相关阵营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5月初，当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BfV）将德国选择党列为“右翼极端组织”时，特朗普政府几乎在第一时间予以严厉批评。而当特朗普政府公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批评欧洲“文明消亡”时，德国选择党也回应称：正在与国际盟友并肩作战，力求保守主义复兴。
虽然德国选择党最终被排除在联合政府之外，但特朗普政府公开支持的另一个国家的保守派力量却最终胜出掌权。2025年5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iS）总统候选人卡罗尔·纳沃茨基并公开支持后者参选。事实上，自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就极为推崇特朗普及其理念，并明确反对文化自由主义或所谓“觉醒”议程。法律与公正党的国会议员们甚至喊出了“让波兰再次伟大”这种颇具特朗普色彩的政治口号。5月27日，CPAC会议在波兰举行，特朗普政府专门派出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出席并发表演讲支持纳沃茨基。诺姆在演讲中声称：“特朗普对我们而言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但如果你们让纳沃茨基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你们也就有机会拥有一位同样强有力的领导人。”最终，纳沃茨基在6月1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险胜并当选波兰总统。同样受到特朗普回归的刺激，捷克的“不满公民行动”党（ANO 2011）在2025年10月举行的国会众议院选举中胜出，并与其他两个小党成功组建联合政府；12月9日，作为该党领导人的捷克前总理巴比什再次出任总理。在竞选期间，巴比什一直以特朗普支持者身份自居，还曾提出“捷克优先”（Czechia First）等政治口号。这些受到特朗普间接乃至直接影响的欧洲政坛变动，形成了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保守派力量介入乃至塑造欧洲选举政治的所谓“新模式”。
此外，或可称得上美国直接介入乃至干涉欧洲文明的另一种“模式”是：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主导的国务院已要求美国驻外的外交官要与包括欧洲各国在内的东道国政府沟通，向对方强调移民政策给其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角色方面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鲁比奥还要求外交官要特别注意将外国政府支持非法或大规模移民的案例纳入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当中。
三、对欧洲安全未来发展的影响
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动了一系列与其第一任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重大政策调整，不但令美国自身的内政外交进入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领域，而且也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政治经济及安全秩序造成了巨大影响。虽然关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特别是其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宣誓的对外战略能否落实或能影响多久的争论持续存在，但面对当前依旧延宕的俄乌冲突，再加上未来三年内欧洲政治所具有的较大不确定性（如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将面临大选），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对欧洲安全以及美欧关系持有的理念及其扮演的角色，极可能会对欧洲安全秩序的前景产生关键性影响。
（一）自我获利的调停恐难以有效解决俄乌冲突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已多次与俄乌双方互动，从自身利益出发多次尝试暂停或冻结俄乌冲突。但必须看到的是，先与俄罗斯大国协调，后强加于乌克兰令其接受，尽全力将欧洲排除在外，这种调停方式必然给问题的解决增加复杂性与难度。
第一，特朗普政府倾向于先进行大国协调的做法导致俄乌冲突所需要解决的关键矛盾进一步无解。必须看到，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领土以及安全保障等问题上的立场存在较大距离。在美俄大国协调中，特朗普不会代表乌克兰的诉求而只是追求美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是，在大国协调后特朗普往往会表现出总体上更接近俄立场的倾向，并转而对乌施加压力。但对乌克兰而言，难以想象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完全符合俄偏好的重大妥协。其导致的结果是，虽然各方之间进行了多轮双边互动，但最终仍无法绕开停火、领土以及安全保障等最基本的核心问题。即便能达成某些共识，但由于这些问题终究难以化解，共识能否延续也存在很大疑问。
第二，特朗普政府在俄乌冲突中自认为的“第三方”调停者角色本身也存在明显的权力结构矛盾。必须看到，美国显然并非与俄乌双方都毫无关联的单纯“第三方”，而实际上是乌而非俄的所谓“单方盟友”。以“单方盟友”的客观身份充当自认为的“第三方”去推进调停，往往会因其平衡度和所谓“公信力”难以令双方共同认同，甚至无法令任何一方接受，故而其提出的调停方案也就更难形成共识并得以执行。具体而言，作为“单方盟友”而非“第三方”，美国先通过大国协调与俄达成某种共识，然后强加于乌的做法存在严重的内在矛盾。特朗普在停火、领土以及安全保障等问题上强加于乌、让乌接受的最关键杠杆即停止对乌援助。不过，一旦停止对乌援助，在没有停火的情况下，俄必然会加大对乌的攻击力度，从而在战场上拥有更多优势。如果俄方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极可能向美提出更高要价，大概率会引出新一轮大国协调，推翻前次共识。这也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恶性“怪圈”。事实上，乌克兰前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Dmytro Kuleba）也曾提出过类似问题，认为特朗普政府在过去一年中多次针对俄乌冲突的做法和提议均无法实现，简直是如出一辙，几乎都处于同样的结构和逻辑之中。
第三，特朗普政府在俄乌冲突调停中对欧洲的定位存在矛盾性，从根本上无助于有效调停。特朗普政府希望欧洲承担对乌援助，而欧洲在事实上也已更多承担起相关投入，而且掌握着俄罗斯被冻结的大部分海外资产。这些态势一方面导致美国强加于乌的杠杆逐渐失效，乌已更多接受欧洲而非美国援助，美对其影响力相对下降；另一方面这也增加了俄罗斯在战场上迅速实现额外优势的难度，从而降低了很快推翻共识而进行新一轮大国协调的需求，有助于保持美俄共识的稳定性。其结果是乌克兰更有可能坚持不接受美俄大国协调所达成的共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客观上还是尽可能将日渐承担更多责任的欧洲边缘化，拒绝回应其符合财政投入的相应话语权的要求。其结果必然是美国在俄乌冲突相关各方中都更难以实现足够的平衡度与所谓“公信力”，从而更难彻底推动俄乌双方接受调停方案特别在关键问题上达成长期且稳定的一致。俄乌冲突进入第四年，国际社会仍不确定是否到了该思考“后俄乌冲突”背景下欧亚大陆安全机制前景问题的最后时刻。但毫无疑问的是，特朗普政府作为调停者的上述矛盾性无助于解决危机，即便冲突暂停，也难以判断其长期的稳定性，甚至不排除形成持续失血的“地缘创面”。
（二）军费增长强化战略自主还是引发新的安全隐患?
特朗普第二任期放弃对欧洲安全保障的投入、将盟友视为“客户”而提供有偿防务服务的新定位，以及2035年北约各成员国军费开支增至GDP5%的目标，有可能为欧洲安全秩序前景留下巨大的阴影。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举措有可能让欧洲的战略自主迷失方向。虽然所谓“战略自主”对欧洲而言仍非一蹴而就的现实目标，但特朗普政府放弃对欧洲安全保障的投入，至少为欧洲强力推进战略自主提供更多理由与动机。不过，特朗普显然并非“放任”欧洲“自主”，其前提是要在欧洲实现利益最大化。换言之，特朗普不会关心如何塑造盟友体系，但却关心如何塑造盟友来为其自身谋利。他不但希望北约成员增加军费以减少美国投入，还要确保这些国家将增加的军费用于从美国购买军备。届时，具有高军费比例以及更多美国军备的欧洲国家，恐怕与欧洲长期期待的“战略自主”存在距离。其原因是，上述国家虽然不再直接依赖于美国军事力量提供的安全保障，但却更加高度依赖美国的军工产业。即便如上所述，欧盟正在推进采购自产军备的计划，但其导致的很可能是特朗普政府有针对性的进一步极限施压或者美国军工企业转而直接在欧洲投资生产而实现的“改头换面”。这在任何意义上都难言是真正的“自主”，更像是一种被隐形控制的更为被动的所谓“自主”。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举措有可能改变欧洲各国的安全认知需求，或刺激地缘安全显现新风险。在俄乌冲突延宕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即所谓的“旧欧洲”国家）与俄罗斯未来修复关系、展开合作的可能性极为有限。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谓的“与俄罗斯重建战略稳定”对“旧欧洲”而言可能也仅意味着应尽可能保持军事威慑，以避免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冲突。从这个角度出发，北约欧洲成员国将以在美国不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应对俄罗斯“威胁”为理由来提升军费、强化军力。比如，至少自2025年以来，英法两国在核力量方面动作频出，颇有推动欧洲“核自主”并实现欧洲自身的“核威慑”之势。德国也宣布将在2035年前将现役部队从18万人扩充到26万人、预备役同步增至20万人，计划打造欧洲最强军队。欧洲主要国家的这些扩军举动是会强化地区安全，还是会引发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紧张乃至连锁反应，目前仍难以回答。又如，特朗普施压下北约成员国接受的5%目标，相比于2025年各成员国2.76%的平均水平，新目标的确较高。特别是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较多欧洲国家近年来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和预算赤字飙升等困境，这些国家还能同意5%目标，似乎颇有要通过军费提升来刺激经济的意味。而这种经济刺激的方式也完全有可能外溢并刺激到相关国家的外交与防务政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SIPRI）公布的2024年数据，全球只有乌克兰、以色列、阿尔及利亚、沙特、俄罗斯、缅甸、阿曼及亚美尼亚八个国家的军费开支达到并超过了GDP的5%。这些国家要么深陷内外冲突，要么所在地区正在经历战争，应该说均为“非常态”。如果北约欧洲成员国未来都实现5%目标，这种“非常态”是否会唤醒某些国家间的历史积怨或现实矛盾的集中爆发，或者外溢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防御威胁的举动反而制造出更大的真正“威胁”，是需要警惕的现象。同样严峻的是，北约成员国军费普遍提升所产生的巨大军工产能与市场要如何消化，是否会引发不可预料的冲突乃至战争，也是需要密切关注的安全隐患。
（三）经济安全与“文明独立”
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与欧洲的关税博弈看，美国总体上占据了主导地位。面对欧盟的妥协和退让，特朗普政府仍反复操纵议程、随时提高要价，以多次极限施压制造更大妥协的方式来逐渐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同时，如上文所述，由于欧洲已很难与俄修复关系或开展能源合作，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即所谓的“旧欧洲”国家）为了抵御来自俄的所谓“能源武器”威胁、尽可能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除了推进所谓绿色能源转型外，主要就是推进与中东地区以及北美地区的密切合作，其中必然涉及增加从美国的油气资源进口。加之，为应对俄罗斯“威胁”，北约欧洲成员国除了自身生产外，完全可能增加从美国购买军备的力度与规模。这就意味着，从农产品、制成品到服务产品，从油气资源到军备，美国正在对欧洲经济形成更为深度的介入。这种状态所导致的必然是跨大西洋经贸关系密切却失衡的发展，欧洲的经济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
经济的被介入甚至被控制的可能，必然意味着在文明或者政治上被“纠正”或被塑造。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介入竞选政治等方式对欧洲主要国家政治所造成的切实影响仍然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欧洲的右翼保守派政治力量也未必都对特朗普以及美国抱有好感。特别是由于美国对欧洲经济的种种介入乃至控制，未来有望染指政治的右翼保守派政治力量或所谓的“欧洲爱国政党”完全有可能不认同甚至坚定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某些对欧政策，反对与美国密切合作。因此，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某些国家政治塑造的实际影响有可能未必是推动产生多少所谓“亲美”的欧洲右翼保守派政府，而是进一步“分而治之”，即不断激化欧洲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对抗，或者说是美国保守派眼中的“新老”欧洲之间的对抗。
必须看到，这种正在为美国挑起的欧洲内部的文明分裂与对抗，完全有可能瓦解欧盟，破坏欧洲各国共同建立起来的跨国治理框架。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保守主义理念显然要否定自由主义，否定这个把欧洲各国绑定在一起的政治或文明理念。面对这种破坏欧盟根基、影响欧洲文明乃至是政治安全或治理安全的可能性，欧洲应该团结起来捍卫自身所特有的价值观。正如马克龙2017年以来长期呼吁的那样，欧洲应该坚守一种属于西方文明但又区别于或独立于美国文明的欧洲文明，以所谓“文明独立”来弱化特朗普及其美国的影响。当然，欧洲的“文明独立”路径也必然面对着诸多挑战：欧洲各国固有的碎片化且缺乏共识性的文化叙事，原本就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加之，基于被美国强化影响的经济基础，以此为物质存在的欧洲更难形成合力来推动“文明独立”的思想构建。从经济安全面对的严峻挑战到文明安全的可能失守，背后是美国从帮助欧洲解决碎片化困境从而维持西方盟友体系到利用欧洲碎片化困境来分而治之并从中谋利的角色巨变，体现出的是欧洲治理思维面对美国霸权思维冲击时的极度脆弱性。
四、结语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欧洲安全以及美欧关系的认知与理念，特别是其在重建欧洲安全秩序过程中的角色与影响，可以最简练地概括为一句话：让欧洲自己重建安全秩序。
长期以来牵动乃至塑造着欧洲安全秩序的两个大国，即美国与俄罗斯，都正在发生重大的内外变化。这些变化导致欧洲必须重新审视自身与所处国际安全环境的关系。对美国而言，国内政治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内顾”趋势不可避免，其在不具备切实利益回馈时恐怕不会对外投入或提供公共产品。同时，美国在对外政策上更为关注其国家核心利益与竞争力所在的西半球以及亚太地区而非以往的欧洲，这是欧洲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美国的内外变化，似乎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启的，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得到更直接乃至更露骨地体现，但却并非特朗普所能决定的。即便是拜登政府四年任期也并未彻底扭转“内顾”趋势，只是做出了一些难掩留恋之意的所谓权衡而已。这就意味着，欧洲乃至世界都要认识到，美国当前的内外调整是历史趋势性的，也许是“周期性”的，也有可能是“方向性”的，但必然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这并非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就会取消警报，也很难因2028年后可能的政党轮替就出现任何本质性逆转。相比而言，俄罗斯在十年之内两次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俄欧之间历史遗留的、具有地缘结构限制的且反映某些国内政治需求与民意诉求的严重矛盾。这些矛盾在过去十多年内愈演愈烈，在未来恐更难化解。
塑造欧洲所面对的安全秩序和外部环境的最重要两个大国和两个因素，都已展现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较为明确的态势与方向。这些都不是欧洲的主观幻想或客观努力能有效改变的。在美俄的夹缝之中，欧洲的唯一选择其实就是形成合力来努力重塑自身的安全秩序，将其在经济与社会层面的跨国治理有效延伸到外交与安全领域，代表欧洲不同地区及其诉求的主要大国要更多达成一致并发挥协调作用，采取各种方式解决好自身碎片化困境，才有可能以一个整体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极”。
作为“一极”的欧洲整体，将可能不再是美国的负担，反而可能再次成为美国的需要。在长期面对大国博弈、需要持续应对地缘政治重大议题甚至面对未来的多极化趋势时，美国或许会需要与作为伙伴的欧洲共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仍持续发展演进的今天，欧洲作为一个更具真正自主性的力量，完全有机会与其他力量一起重塑大国关系与世界安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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