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参考来源:《我骑自行车周游世界》(潘德明著)、《申报》相关历史报道、《潘德明传》、国际自行车旅行史料、上海市档案馆相关档案、《名人留墨录》相关史料记载

1933年,柏林,某处接见厅走廊。

德国礼宾官打量着走廊里站着的这个年轻人,看了一会儿,开口:

"你从哪里来?凭什么求见长官?"

潘德明没有慌,从怀里摸出一个厚厚的本子,递了过去。

礼宾官接过来,翻开第一页,脸色动了一下。

翻到第三页,没有再说话,转身往里走了。

走廊里的德国军官们对视了一眼,没有人开口。

那个本子,被带进了接见室。

几分钟后,门开了,里面的人让潘德明进去。

他推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走进去了。

希特勒翻完那本子,抬起头,说了一句话。

在场的德国军官,全都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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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08年,浙江湖州。

潘德明出生在一个普通商人家里,父亲在镇上开了间布庄,生意不大,日子过得不宽不窄。

潘家三个孩子,潘德明排行老二。

父亲是个话少的人,但有一句话,在潘德明七岁那年说过,后来被这孩子记了很久。

那天下午,外面下雨,父亲坐在柜台后面翻账本,潘德明跑进来,问:

"爹,外面那么大,咱们为什么不出去看看?"

父亲头也没抬:

"外面有什么好看的,人家看的是你,不是你看人家。"

潘德明当时没懂,回去睡觉了。

多年以后,他骑着自行车在欧洲的公路上颠簸,风把棉衣吹得鼓起来,忽然想起这句话,笑了一下。

1921年,潘德明十三岁,跟父亲去了趟上海。

上海把他砸懵了。

外滩的楼,黄浦江的船,有轨电车叮叮当当从他身边碾过,街上是他从没见过的人和味道。

他愣在人行道上,站了足足三分钟。

他问父亲:

"上海以外,还有什么?"

父亲没回答。

但这个问题,从那天起,在他脑子里扎了根。

1926年,潘德明十八岁,跑到上海,在一家纸厂找到了活干。

做仓库,跑腿,给会计打下手。

工资不高,住在闸北一条弄堂里,和四个人挤一间房。

那几年,上海滩乱得很。

报纸每天都是一摊新消息,北伐、政变、通货膨胀,街上的人走得急,说话声音大,都像在赶什么。

潘德明每天下班,习惯在报摊前停一会儿。

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

一个法国人,骑自行车穿越了整个欧亚大陆。

他拿着那张报纸,在路灯下站了很久。

第二天,他去找了工友老赵。

老赵是江苏人,比他大八岁,在纸厂干了十几年,见多识广,什么都不稀奇。

潘德明把报纸递过去:

"你看这个。"

老赵扫了一眼,把报纸还给他:

"看了又怎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潘德明说:

"我想骑自行车,环游世界。"

老赵盯着他看了三秒,哈哈大笑:

"你知道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吗?"

潘德明没说话。

老赵笑够了,拍拍他肩膀:

"好好干活,别想那些没用的。"

潘德明把报纸叠好,揣进口袋。

没有再说什么,但也没有忘。

1930年,潘德明二十二岁。

他辞了纸厂的工,花光积蓄,买了一辆自行车。

然后去找了上海一个青年会,跟负责人陈文彦说了他的计划。

陈文彦听完,没有立刻表态,低头喝了口茶,问:

"你为什么要骑车环游世界?"

潘德明说:

"中国人要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们还在。"

陈文彦放下茶杯:

"你有地图吗?"

"没有。"

"钱?"

"不多。"

"语言?"

"正在学。"

陈文彦沉默了一会儿,重新拿起茶杯:

"你想让我们做什么?"

潘德明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空白的本子,推到他面前:

"给我写几个字,证明我是中国人,从上海出发的。"

陈文彦翻开本子,提起笔,在第一页写了几行字,落款盖了青年会的印章。

把本子还给他,说:

"这本子,路上好好保管。"

潘德明把本子揣进贴身口袋。

他没想到,这个本子,后来会成为这趟旅程里最重要的东西。

1930年9月,潘德明从上海出发。

送他的人不多,几个朋友,还有老赵。

老赵站在弄堂口,叼着烟,看着他把车推出来。

"真去啊?"

"真去。"

老赵把烟踩灭,吐了口气:

"死不了就回来。"

潘德明笑了一下,跨上车,蹬出去了。

没有回头。

【二】

从上海往南,进入东南亚,潘德明骑了将近八个月。

越南、泰国、缅甸,一路往西推进。

路不好走,气候湿热,蚊虫多,路面烂,好几段根本没有像样的公路,全是泥土小道,两边是蔓延无际的丛林。

自行车陷进泥里,他就下来推,推出来,继续骑。

衣服永远是湿的,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最后变成一种固定的潮味,他也闻不出来了。

缅甸的一段山路,他骑到一半,轮胎扎了钉,气跑光了。

他推着车走了将近二十里,才在一个小镇上找到铁匠铺。

铁匠是个缅族老头,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英语,两个人比划了半天,最后靠着手势把意思弄清楚了。

老头修车,潘德明蹲在旁边等。

等车修好,老头冲他比了个手势,意思是问他从哪里来。

潘德明指了指东边,又用手比划了个很远的距离。

老头看了他一会儿,把修车的钱少收了一半,什么解释也没有,转身回去干活了。

潘德明推着车走出那条街,回头看了一眼。

老头没有抬头。

进入印度之前,他在孟加拉的泥路上又出了一次状况。

前叉断裂,断得很彻底,修不了,得换新的。

他在路边蹲了很久。

后来一个印度农民赶着牛车经过,停下来看他,两个人语言不通,那农民指了指自己的牛车,又指了指潘德明的自行车。

潘德明把自行车搬上牛车。

就这么被拉到了最近的镇上。

在镇上,他找到一个会讲英语的店主,把问题说清楚,店主帮他联系了修车师傅。

师傅看了看,摇头:

"前叉没法修,要换新的。"

潘德明问多少钱。

师傅说了个数。

他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差了一块多。

他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开口用英语跟店主说:

"我从中国骑车来的,一路从上海出发,走了将近一年,能不能通融一下?"

店主盯着他看了片刻,去找师傅说了几句话。

师傅走回来,重新打量了潘德明一眼:

"按你有的钱算。"

潘德明朝师傅鞠了一躬,道了谢。

推着修好的车走出那条街,他停下来,从贴身口袋里把本子摸出来,翻了翻,又揣回去。

那本子,开始有了它自己的重量。

【三】

1931年中,潘德明进入印度腹地。

这段路是他整趟旅程里最难熬的部分之一,不是因为路难走,而是因为孤。

东南亚还有华人社区可以打听,还能偶尔遇到说粤语或闽南话的人,到了印度,这条线彻底断了。

他骑在恒河平原的公路上,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偶尔有牛群横穿马路,他得停下来等。

有一段,他路过一个小村子,村口坐着一群老人,看见他,全都不说话,就那么看着他。

他冲那些老人点了个头,骑过去了。

身后没有声音。

在进入孟买之前,他在山路上翻了车,摔伤了左腿,在一个村子里歇了将近一个月。

照顾他的是村子里一个老妇人,丈夫早死,靠种地过活,说不了英语,两个人全程靠手势和表情沟通。

每天早上,老妇人端来一碗煮得烂烂的粥,放在他跟前,然后去地里干活。

潘德明坐在屋檐下,腿上缠着布,看着远处的山发呆。

有一天下午,老妇人收工回来,看见他在翻那个本子,走过来,蹲下来,看了一会儿,用手指在纸上那些文字上轻轻划过。

她不认识那些字,但她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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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德明把本子往她那边推了推,让她翻。

老妇人翻了几页,把本子合上,还给他,冲他说了一句话。

他听不懂。

他问旁边一个会说几句英语的年轻人,那年轻人翻译:

"她说,你走过了很多地方,每个地方的人都记得你。"

潘德明把本子收好,没有说话。

腿养好之后,他在孟买停留了一段时间。

当地华人社区的人帮他联系了一些本地的社会名流,请他们在本子上留字。

其中有一个人,是个在当地声望极高的社会活动家,秘书先接见了潘德明,翻了翻本子,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

"他愿意见你,明天上午。"

见面的地点很简单,一间普通的房间,屋里的人很瘦,穿白色的棉布衣,说话不多。

他用英语问了潘德明几个问题,然后提笔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签了名,把本子还给他,说了一句:

"一个人走,不如一个民族走。"

潘德明鞠了一躬,退了出去。

从印度往西,他穿越了伊朗高原。

这段是整趟旅程里补给最难的一段。

高原风大,路况差,补给点之间隔得很远,有时候骑一整天,看不到一个人。

有一段,他连续两天没有遇到人烟。

水喝光了,干粮吃完了,腿开始发软。

他推着车在荒漠里走,走到第二天傍晚,远远看到了一顶帐篷。

他跌跌撞撞走过去,帐篷里是一家游牧的人。

那家的男主人出来,看见他,二话不说,把他拉进帐篷,给了水和食物。

两个人语言完全不通,就对着坐着,吃完了就睡。

第二天一早,潘德明准备离开。

那男主人从怀里摸出一小块干肉,用布包着,塞进他手里。

潘德明把手按在胸口,鞠了一躬。

走出帐篷,风又大了起来。

那块干肉,他又吃了两天。

【四】

穿过土耳其进入欧洲,已经是1932年末。

从土耳其入境,经过希腊,穿越巴尔干半岛,一路往西北方向走。

欧洲的公路比亚洲好骑得多,路面硬,方向清晰,路标齐全,沿途有小镇可以补给。

但天气变了。

进入保加利亚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山里开始下雪,气温骤降。

他的棉衣不够厚,手指骑了一天下来,冻得弯不过来,握把的时候要靠手腕用力。

在一个小镇上,他花了身上最后一点外汇,买了件厚实的粗呢大衣。

穿上那件大衣,继续骑。

在贝尔格莱德,他遇到了在当地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周志明。

周志明看见他,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拉着他去吃饭,没停地问了他一晚上。

吃完,周志明问:

"下一站去哪里?"

"维也纳,然后柏林。"

周志明停顿了一下,放下筷子:

"柏林……你知道那里现在什么情况吗?"

潘德明说:

"在报纸上看过一些。"

周志明压低声音:

"不只是报纸上写的那些,那边的气氛很不一样,你去了要小心。"

潘德明点了点头。

周志明想了想,拿出一张纸,写了个名字和地址推过来:

"这是我一个朋友,在柏林大学教书,姓魏,如果到了柏林有什么麻烦,去找他。"

潘德明把那张纸收好,道了谢。

1933年初,他抵达维也纳。

在维也纳,他落脚在一个上海人开的小饭馆里,老板四十多岁,看见他,先愣了一下,然后把他拉进来坐下,招呼了几个在维也纳的华人朋友一起来。

大家围着他七嘴八舌地问,问路上的事,问沿途的国家,问他一路怎么过来的。

问到一半,其中一个中年人放下筷子,看向他:

"你去不去柏林?"

"要去。"

那中年人想了想,说:

"我在柏林认识一个中间人,联系德国方面比较方便,你要不要我帮你联系一下?"

潘德明问:

"能联系到什么级别?"

那中年人没有立刻回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

"要看情况,也要看你带的东西够不够分量。"

潘德明把本子拿出来,推过去:

"您看看。"

那中年人接过来,翻开,翻了一页,又翻一页,越翻,动作越慢。

翻到某一页,他停下来,抬头看了潘德明一眼,又低头看了看,把本子合上,放回桌上。

他没有立刻说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才开口:

"这本子,是真的?"

"是真的。"

那中年人把本子往他面前推了推,语气放低:

"好好收着,别随便给人看。"

停了停,又说:

"我来帮你联系。"

两周后,潘德明到了柏林。

他先去找了周志明介绍的那个魏教授。

魏教授是个四十多岁的留德学者,说话慢,戴眼镜,在柏林大学教中文,认识不少德国学界和政界的人。

他给潘德明倒了茶,坐下来,问:

"你带着什么本子?"

潘德明把本子递给他。

魏教授翻开,慢慢看,一页一页,表情没什么变化,但翻到一半,他的手停了一下。

他继续翻,翻完,把本子放在桌上,抬头:

"这里面,有几个国家的签名?"

潘德明想了想:

"将近三十个国家,签名加起来,超过一百个。"

魏教授把茶杯放下,重新拿起本子,翻到某一页,把本子转过来,让潘德明看:

"这个人的签名,你知道他是谁吗?"

潘德明点头。

魏教授把本子合上:

"带着这个本子,你在欧洲能开很多扇门,但也会引来很多眼睛。"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魏教授站起来,走到书桌边,拿起一个信封递给他:

"这是我写的介绍信,你拿着。"

然后他重新坐下,看着潘德明,说:

"在柏林说话小心一点,关于那本子的事,不要随便跟人提起。"

潘德明问:

"为什么?"

魏教授看了他一眼:

"你刚到柏林,很多事情你还不了解。"

他没有再说下去。

三天后,维也纳那边的消息来了。

对方愿意见他,时间定在后天上午。

送话来的是个年轻的德国人,神情很紧,把话说完,转身就走了。

潘德明把这个消息告诉魏教授。

魏教授沉默了很久,问:

"你确定要去?"

"确定。"

魏教授看了他很久,起身,把那个信封重新递给他:

"那本子,带着。其他什么都不用带。"

约定那天,天还没亮透,柏林街上飘着薄薄的雾。

潘德明推着他那辆走过将近三十个国家的旧自行车,按着地址,找到了那处接见厅。

到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站着几个穿制服的德国军官。

他们扫了他一眼,没有人说话。

他就站在那里等。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远处隐约传来什么机械的声音,断断续续。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走廊另一头传来脚步声。

礼宾官走过来,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遍,开口:

"你从哪里来?凭什么求见长官?"

潘德明从怀里摸出那个厚厚的本子,递过去。

礼宾官接过来,翻开第一页,脸色动了一下。

翻到第三页,没有再说话,转身往里走了。

走廊里的德国军官们对视了一眼,没有人开口。

那个本子,被带进了接见室。

几分钟后,门开了,里面的人让潘德明进去。

他推着那辆旧自行车,走进去了。

接见室里,两侧站着几个德国将官,笔挺,沉默。

那个本子,摆在桌上。

桌子后面坐着的人,正低头翻那本子,一页一页,翻得很慢。

房间里没有人说话。

只有翻页的声音。

一下,一下。

翻到最后一页,那人停下来。

他抬起头,看向潘德明。

希特勒翻完那本子,说了一句话。

在场的德国军官,全都愣住了。

希特勒放下那本册子,视线抬起,落在潘德明脸上。

他开了口。

不长,就一句话。

却让站在两侧的将官们,全都没了声音。

潘德明站在原地,没有动。

他忽然想起出发前,有人悄悄塞给他一句话。

那句话,和眼前这个人刚才说的,竟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从他踏出上海那天起,这条路,究竟是谁在走?

为了什么而走?

那本被翻烂的册子里,藏着的,恐怕不只是一路走来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