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一篇《“过度请示”，该纠偏了》的文章火了，直指基层“事事请示、层层上报”的怪象。文章说，有些干部把请示当“挡箭牌”，表面讲规矩，实则不担当。这话听着在理，可不少基层干部看完却直呼“扎心”：“批评我们不敢拍板，可谁又给了我们拍板的权力？”
一、过度请示：是“不作为”还是“不敢为”？
人民日报把“过度请示”归为四种心态：避责甩锅、刷脸投机、躺平懈怠、本领恐慌。听起来头头是道，可基层干部却反问：“如果一件事权责不清，请示有错吗？”
现实中，很多基层干部不是不想干，而是“怕干错”。比如，一个社区干部遇到居民投诉噪音扰民，按职责可以协调处理，但如果处理过程中引发矛盾，上级问责下来，一句“谁让你擅自做主？”就能让他背锅。相反，如果层层请示，哪怕耽误了事，也能用“程序合规”自保。
更讽刺的是，有些地方权责清单模糊，基层干部连“哪些事能自己定”都不清楚。比如，一个乡镇干部想修一条村道，明明预算在自己权限内，但怕审计时出问题，还是得请示县里。结果县里回复：“你们看着办。”——这不就是“既要马儿跑，又让马儿别犯错”吗？
二、谁之过？权责不对等，问责太随意
人民日报说“过度请示”是干部思想问题，但基层干部更想问：“制度问题谁来改？”
现实中，基层普遍存在“权小责大”的困境。比如，一个街道办要处理违建，按法律可以强拆，但一旦出事，上级可能以“程序不当”追责。相反，如果事事请示，哪怕拖上半年，也能说“按流程走”。
更让干部寒心的是问责的“随意性”。有位乡镇干部曾吐槽：“去年我主动推进一个扶贫项目，结果因为村民临时反悔，被上级批评‘工作方法简单’。而隔壁镇啥都不干，反而因为‘程序完美’得了表扬。”这种“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潜规则，让“请示”成了最安全的选择。
三、如何破局？给权力，更要给“容错空间”
人民日报提到“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但基层干部更关心：怎么容？谁来容？
其实，解决“过度请示”不能只靠干部“觉悟”，更要靠制度保障。比如，浙江某地推行“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制度，明确哪些事基层能自己定，哪些必须请示。同时，对非原则性失误，只要不违法、不谋私，就允许试错。结果，当地干部主动决策的比例提高了30%。
另一个关键是考核导向。如果上级考核只看“流程痕迹”，干部自然会把精力花在“写请示”上。但如果考核看“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度”，干部才会把心思用在办实事上。比如，成都某区把“群众投诉解决时效”纳入考核，干部不再等请示，而是主动协调，投诉处理时间缩短了50%。
结语
人民日报批评“过度请示”，初衷是好的，但如果不解决权责不对等、问责随意、容错机制虚设等根本问题，基层干部还是会陷入“不敢拍板”的困境。
毕竟，没人愿意当“背锅侠”。当“洗碗的人”不再怕“打碎碗”，当“干事的人”不再怕“被问责”，基层干部才会真正放下包袱，从“事事请示”变成“事事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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