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6年7月2日，24岁的李元吉冲向坠马的李世民，夺下对方的弓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颈。就在李世民即将气绝时，尉迟敬德匆匆赶到。
李元吉见状，转身奔向武德殿，试图寻求李渊的庇护，却被身后的追兵一箭贯穿了身体，当场殒命。
在后世流传的叙事中，李元吉一直是玄武门之变里面的配角。
《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将李元吉塑造成残暴嗜杀、荒淫无能、心胸狭隘的纨绔子弟，是李建成的附庸，无足轻重的牺牲品。
甚至他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衬托李世民发动政变的正当性。
然而，真实的李元吉恐怕并非如此！
他不是李建成的跟班，而是足以和太子、秦王分庭抗礼的第三方势力。
李元吉被杀，不是李世民“搂草打兔子”，而是玄武门之变必须完成的目标。
真实的李元吉
李元吉是李渊的第四子，和李建成、李世民一母同胞，是根正苗红的嫡子。
因此，他不是没有皇位继承权的庶子，而是在嫡长子继承制下，仅次于李建成、李世民的顺位继承人。
617年，李渊和李建成、李世民西进关中时，将晋阳交给了十五岁的李元吉，任命他为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全权负责后方军政事务。
李渊能将龙兴之地和十五郡的兵权交给李元吉，足以打破“李元吉无能”的刻板印象。
两年后，刘武周联合突厥南下进攻李元吉镇守的并州。
史书记载，并州失守完全是李元吉的骄奢淫逸、不谙军事导致。他强行派遣张达率百名步兵试探敌军，以致张达投降并引导刘武周攻克榆次，致使晋阳沦陷。
然而，刘武周南下时，李渊先后派李仲文、裴寂北上抵御，却接连全军覆没，整个河东除晋阳城之外已全部沦陷。
而李元吉不过十七岁，手下可用之兵大多被裴寂带走。就连后来李世民收复河东，也耗时数月，数次陷入险境，更何况他。
武德三年，李世民东征王世充，将他围困在洛阳城中。
当时，窦建德率十万大军自河北南下，救援王世充。
关键时刻，李世民亲率三千五百精锐奔赴虎牢关，而将围困洛阳的重任，交给了李元吉和屈突通。
洛阳城中守军仍有数万，一旦出现纰漏，李世民的虎牢关阻击战就会全盘崩溃，整个东征计划也将功亏一篑。
而李元吉没有辜负他的托付，面对王世充的拼死突围，他设下埋伏大破敌军，斩首八百余级，生擒王世充麾下大将乐仁昉及甲士千余人，让王世充丧失了主动出击的能力。
此后，李元吉又两度参加平定刘黑闼的叛乱，先是跟随李世民在洺水决战中重创叛军，后又辅佐李建成在魏州、馆陶击破刘黑闼残部，击溃刘黑闼之弟刘十善所部，为平定山东、河北立下了汗马功劳。
甚至，李元吉还多次抵御突厥南下，就连突厥人都称他“善于防守”，将李元吉和李世民一同视为唐朝边防的威慑。
独立的棋手
在传统的叙事中，武德年间的储位之争，是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对抗，而李元吉只是李建成阵营中的附属品。
事实上，作为李渊的嫡三子，李元吉拥有天然的政治优势。
他是李唐皇室的嫡出皇子，拥有仅次于李建成、李世民的地位，历任司徒、侍中、左卫大将军、并州大都督、上柱国，手握军政大权。
他的齐王府也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麾下有数千私兵，还有能征善战的薛万彻、谢叔方，在长安城中拥有和东宫、秦王府分庭抗礼的军事实力。
玄武门之变爆发后，东宫和齐王府的两千精兵曾猛攻玄武门，甚至一度差点攻破宫门，直到尉迟敬德拿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示众，才最终溃散，足以证明齐王府兵力之强，军心之固。
更重要的是，李元吉深得李渊的信任和偏爱。
对于李渊而言，他不愿看到李建成一家独大，威胁到自己，也不愿看到李世民功高震主，打破嫡长子继承制。
因此，扶持李元吉，用他来平衡李建成和李世民，就成了李渊最稳妥的权术。
史书记载，李元吉曾多次当面劝说李渊除掉李世民，直言“秦王功高震主，若不早除，日后必为大患”。
很多人简单的将它视为李元吉阴险狠毒的证据，却忽略了关键一点。
在李渊面前公开提议除掉李世民，是向李渊表忠心，证明自己没有和李世民勾结，也是在试探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不断强化李渊对李世民的猜忌。
而李渊的反应，也完全在李元吉的预料之中。他没有同意李元吉的提议，也没有因此责罚李元吉，只是对李世民愈发疏远和提防。
这样的结果，恰恰是李元吉想要的。
他的目标，从来不是帮助李建成坐稳太子位，而是借助李建成的力量除掉最强大的对手李世民，再伺机取代李建成，最终登上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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