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为什么导弹在高空解体了?」

1976年深秋,北京西郊一间会议室里,钱学森把一份绝密报告拍在桌上,台下坐着国内最顶尖的防热专家。

方案一个接一个抛出来,又一个接一个被否决掉,钱学森的目光最后落在了一个调回来没两年的中年人身上,他叫吴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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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57年8月,美国旧金山码头。

一艘开往香港的货轮正在装货。

吴承康站在甲板上。

他28岁。

三个月前,他刚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机械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导师J. C. Livengood把他留在了Sloan发动机实验室,安排了研究工程师的岗位。

那是全美顶级的内燃机实验室。

年薪是普通美国工程师的两倍。

吴承康和导师合写的那篇论文,后来被写进了教科书——「Livengood-Wu积分模型」。

这个模型直到今天,还在被工程软件调用。

一个28岁的中国留学生,在1950年代的MIT发表这种级别的论文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随便留在美国哪所大学,都能当教授。

可他选了回国。

身边站着他的妻子黄兰洁。

两人是一年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小教堂结的婚。

黄兰洁也是名校出身。

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硕士。

回国前在美国东北大学任教。

船慢慢离港。

黄兰洁看着岸边的人群,轻声问了一句。

「你不后悔?」

「不后悔。」

吴承康只说了三个字。

他们乘坐货轮途中经菲律宾、新加坡、香港,四十多天后到天津塘沽港。

吴承康的两个大箱子里,塞满了书和笔记。

还有一把小提琴。

那把小提琴是他中学时代就一直带着的。

1941年他考进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那年,父亲吴兴业买给他的。

父亲当时只说了一句。

「人一辈子,光有专业不够。」

「苦的时候,得有个东西撑着你。」

吴家祖籍河北滦县,父亲吴兴业是民国时期的实业家,家境殷实。

家里两位姐姐1930年代就入了党。

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

这段历史,外人几乎不知道。

吴承康从小就受两个姐姐的影响。

他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也知道中国缺什么。

1948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一年后就赴美留学。

家里的意思很明确——出去学本事,学成回来。

这是吴家的传统。

吴承康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

「父辈们都是这样,到外国去就是学习。」

「学习完了就回来。」

「很自然的事。」

吴承康回国后。

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室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岗位。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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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60年。

动力研究室并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所长是钱学森。

吴承康第一次单独见钱学森,是在力学所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

钱学森把他叫去,开门见山。

「国家要搞两弹一星。」

「导弹弹头的防热问题,你来搞。」

吴承康愣了一下。

他原本是做内燃机的。

爆震、燃烧、火焰传播速度——这些才是他的老本行。

弹头防热?

完全是另一个领域。

但他没推辞。

「好。」

就一个字。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把门关上。

桌上摊开一摞英文文献。

他抽出一支铅笔,在稿纸上演算。

整整一个礼拜,他没回家。

1960年的中国搞导弹,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

苏联专家刚撤走。

图纸带走,资料带走,连半成品的加工工艺都带走。

留给中国人的,是一堆没头没尾的工程残片。

美国那边更不用说,全面技术封锁。

连一本最基础的高超声速气动文献,都得通过非正式渠道弄到。

要研究烧蚀,就得在地面模拟出再入时的高温环境。

当时国内主流的方案,是搞「高超声速风洞」。

苏联在搞,美国也在搞。

吴承康把几位同事叫到办公室,摊开图纸。

「高超声速风洞这条路,咱们走不通。」

他指着图纸上的一处。

「正激波的总压损失太大。」

「模型驻点处的压力和径向速度梯度很小。」

「根本产生不了足够的热流。」

一位老同事皱眉。

「那你说怎么办?」

「苏联都这么搞。」

吴承康摇头。

「咱们不是苏联。」

「没那个设备基础,也没那个工业基础。」

他顿了一下。

「我的想法是——不模拟整个高超声速流场。」

「只模拟弹头驻点的受热情况。」

屋子一下子静了。

这个想法,在当时相当「离经叛道」。

有人当场就反对。

「承康同志,没先例啊。」

「人家苏联搞了那么多年高超声速风洞,你现在说不搞?」

吴承康点头。

「是没先例。」

「但只要紧邻固体表面的气流,能模拟激波后的高温亚声速气流,就能考验材料的防热特性。」

「这就够了。」

他又补了一句。

「咱们国家现在最重要的,是能用。」

「能用比完美更重要。」

方案上报给钱学森。

钱学森看了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批了四个字。

【同意执行。】

中国的弹头防热研究,从这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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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1961年春。

力学所南边一间老车间。

窗户透风,地面是水泥的,墙角堆着铁皮和零件。

吴承康穿一身褪色的蓝布工装,袖口卷到胳膊肘,手里拿着一张图纸。

身边站着七八个年轻人。

都是刚从清华、交大、中科大毕业分来的。

最小的才22岁。

吴承康指着图纸上的一处。

「这是电弧加热器的核心——阴极。」

「材料用钨,直径先按50毫米做。」

一个年轻人举手。

「吴老师,钨这个东西,咱们国内加工精度够吗?」

吴承康想了想。

「不够也得够。」

「你去钢厂问。」

「他们做不了,咱们自己做。」

当时,物资极度匮乏。

吴承康要搞的是一台920千瓦的电弧加热器。

国内没人搞过。

国外不会给你。

连一颗合格的高温密封圈,都得自己想办法。

第一次点火,是那年夏天。

车间里挤满了人。

钱学森也来了。

吴承康站在控制台前,点了点头。

一个年轻人按下启动按钮。

电流表指针开始走。

50安……100安……300安……

「砰!」

一声闷响。

阴极烧了。

青烟从设备里冒出来。

车间陷入沉默。

钱学森走过去,拍了拍吴承康的肩膀。

「没事,再来。」

吴承康没说话,转身就开始拆设备。

第二次点火,失败。

第三次,失败。

第四次,阴极烧穿,差点出事。

第五次,温度上不去。

第六次……

吴承康的头发一缕一缕白了下去。

有一次黄兰洁来力学所找他,看见他蹲在车间地上啃窝头,旁边是拆了一半的设备。

她转身回家,煮了碗面端过来。

到底失败了多少次?

后来吴承康的一个学生回忆过这段。

「我数不过来。」

「那几年设备拆了装,装了拆。」

「吴先生从不发脾气。」

「他就是一遍一遍找问题。」

1963年。

920千瓦电弧加热器终于稳定运行。

这是国内第一台。

能模拟弹头再入时的高温环境。

紧接着,吴承康带着团队搞了配套的高温测量系统——一共十种。

那时候国内连一个像样的光学测温仪都造不出来。

都是吴承康一点一点啃下来的。

有一天深夜,他从车间出来。

一个年轻人跟着他走。

「吴老师,您怎么扛住的?」

吴承康笑了一下。

「我不扛,谁扛?」

说完他骑上自行车回家了。

这台设备后来给出了国内第一批十余种防热材料的有效烧蚀热数据。

这些数据直接送到了导弹设计部门。

用在了中程弹道导弹的弹头上。

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那一年,吴承康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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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成功试射中程弹道导弹之后,出了一件怪事。

美军的雷达探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的导弹尾部拖着一条「巨大的尾迹」。

雷达能清楚地看见。

情报传回北京。

国防科委的领导找到吴承康。

「承康同志,美国人说咱们的导弹尾巴很大,能用雷达跟踪。」

「这是怎么回事?」

吴承康回去之后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他让团队做了一组对比实验。

用不同材料做弹头模拟件。

分别在920千瓦电弧加热器里烧。

用电探针测量烧出来的等离子体里的电子密度。

整整三个月。

终于找到了问题。

那天是个周末。

吴承康把几个骨干叫到办公室,指着一张数据表。

「问题出在这里。」

「咱们用的烧蚀材料里,含钠元素。」

一个年轻人皱眉。

「钠?」

「对。」

吴承康点头。

「钠元素在高温下极易电离,产生大量自由电子。」

「这些自由电子聚集在弹头后面,形成一条电离尾迹。」

「雷达能看见的,就是这个。」

屋子一下子安静了。

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咱们的导弹,在飞行过程中,相当于给美国人挂了一盏「信号灯」。

人家想跟踪就跟踪。

一个年轻人忍不住问了一句。

「吴老师,这可怎么办?」

吴承康没急。

「先别慌。」

「搞清楚机理,才能想办法解决。」

他顺势提出了一个新研究方向——再入通讯。

这个问题比尾迹本身还棘手。

弹头再入大气层时,表面会产生一层等离子体鞘套。

这层鞘套会阻断无线电信号,也就是所谓的「黑障」。

吴承康把两个问题连在一起研究。

一个是信号被屏蔽,一个是信号太强被敌方看见。

本质上都是等离子体问题。

他带着团队做了三年。

最后给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模型,还提出了几种实用方案。

比如换烧蚀材料,减少材料中的碱金属含量。

再比如在再入通讯窗口期,用特定频率信号穿透鞘套。

这些成果后来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它们被用到了后来的洲际导弹和卫星回收上。

吴承康本人很少在公开场合提起这段。

他只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过一句。

「搞这个东西,脑子里要始终绷着一根弦。」

「敌人的眼睛一直盯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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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970年春。

一纸调令送到了吴承康手里。

调令上写着——调第七机械工业部二院207所工作。

吴承康看了一眼,没说话,把调令折好放进口袋。

那年他41岁。

调令来得突然。

很多同事不理解。

有人私下问他。

「承康,你要走?」

「去207所?那是搞具体型号的单位。」

「你一个搞基础研究的,去那儿干嘛?」

吴承康只回了一句。

「国家让去,就去。」

那个年代的事,有些不好说,也不能说。

黄兰洁在家里听他提了一嘴要调走。

她没问什么。

第二天开始,默默帮他收拾东西。

书,笔记,实验记录本。

一摞一摞打包。

207所在北京远郊。

条件比力学所差。

但那是搞型号的单位——真刀真枪做武器的地方。

吴承康到那儿之后,职务还是副研究员。

不带行政头衔,就是普通技术人员。

他在那儿干了四年。

把力学所搞出来的烧蚀数据、等离子体机理、再入通讯理论,一点一点「落地」到具体的导弹型号上。

1974年,又调去第七机械工业部701所,协助洲际导弹的气动防热设计。

吴承康又搬了一次家。

黄兰洁又跟着搬了一次。

家里的钢琴,搬的时候断了一根弦。

黄兰洁,只说了一句。

「搬到哪儿都一样。」

「只要你在。」

这八年,吴承康远离了力学所。

远离了熟悉的学术环境。

他没发过一篇国际论文。

没参加过一次国际会议。

他好像从国际学术界「消失」了。

但就是这八年,他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全部砸进了中国最核心的国防型号里。

从中程到远程,从远程到洲际。

他像一颗螺丝钉,安静地拧在最关键的位置上。

有一次力学所的一位老同事去701所出差,顺便看他。

回来之后感慨了一句。

「老吴在那儿就是个普通工程师。」

「没人喊他吴先生。」

「大家都喊他老吴。」

「他也不在乎。」

1975年9月10日。

国防科委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

会议的名字叫「弹头气动防热」会议。

主持人是钱学森,地点在北京西郊一个部队大院里。

钱学森站在主席台上,没有草稿。

开口就是一句。

「同志们,这次开会不是开会。」

「是打仗。」

「打一场淮海战役。」

台下鸦雀无声。

「洲际导弹的研制,卡在了弹头上。」

「弹头防热是头号难题。」

「这个难题不解决,洲际导弹搞不成。」

他顿了一下。

「人生能有几次搏?」

「今天,就是搏的时候。」

台下掌声雷动。

吴承康坐在第三排。

他把笔记本翻开,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910任务。开始。】

06

1976年深秋,北京西郊一间会议室。

会议桌是长条形的。

桌上摆着八杯白开水。

烟灰缸已经满了。

屋里烟雾缭绕。

坐了十几个人,全是国内顶尖的防热和气动专家。

七机部的、国防科委的、二院的、701所的、力学所的。

吴承康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捏着一支铅笔,面前摊着一份报告。

报告的封面写着四个字。

【绝密·急件】

钱学森走进来。

所有人都站起来。

他摆摆手。

「坐。」

他自己坐下,把报告拍在桌上。

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听清楚了他说的第一句话。

「弹头烧穿了。」

屋子一下子静了。

钱学森继续说。

「上个月试验。」

「弹头再入的时候,头部被烧穿。」

「紧接着在高空解体。」

「试验失败。」

没人说话。

有人低下头。

有人揉额头。

吴承康一直没动。

他只是把铅笔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弹头再入大气层是什么场景?

首先,洲际导弹不是贴着地面飞。

它的轨迹是一条巨大的抛物线——先冲出大气层,进入太空,在太空中飞越大半个地球,最后再从太空重新扎进大气层,砸向目标。

第一次穿过大气层,叫「出」。

第二次穿过大气层,叫「再入」。

问题就出在「再入」这一段。

再入时的速度有多快?

一架民航客机时速不到1000公里。

洲际导弹的弹头再入时速,超过25000公里。

20多倍音速。

以这种速度撞进稠密的大气层,弹头前方的空气被极度压缩。

压缩之后,温度瞬间冲到几千度。

有些地方甚至上万度。

什么金属都熔了。

普通钢板在这种温度下,薄得像一张纸就被烧穿。

钱学森看了一圈。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不解决,洲际导弹搞不下去。」

他停了一下。

「我听各位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是二院的一位老专家。

「钱老,问题出在烧蚀材料上。」

「我们建议换材料。」

钱学森问。

「换什么?」

老专家报了一个代号。

钱学森摇头。

「那个材料国内产量不够,烧蚀率测试也不稳定。」

第二个发言的是701所的一位工程师。

「我们建议加厚防热层。」

钱学森又摇头。

「加厚之后重量超标,弹头飞不了那么远。」

「也不行。」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发言人。

方案一个接一个抛出来。

一个接一个被否掉。

屋子里的空气越来越凝重。

钱学森的目光慢慢扫过每一个人的脸,最后停在了吴承康身上。

「承康同志。」

吴承康抬起头。

「你说说。」

全场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吴承康脸上。

他放下铅笔,看了看钱学森,又看了看桌上那份「绝密·急件」,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