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房那边的机器虽然还在轰鸣，但我知道，外面的工地上肯定已经连个人影都找不到了，我甚至都不用出去看。因为只要一到下班的点，不管手里的活干到了什么程度，哪怕是一台水泵的螺丝只拧了一半，他们也会立刻丢下工具，拍拍屁股走人。
我走出办公室，看着满地散落的铁锹、推车，还有那堆如果不马上处理明天就会彻底硬掉废掉的砂浆，心里连一点波澜都没有了。换作刚来非洲那会儿，我肯定会气急败坏地扯着嗓子骂人，甚至扣他们的工钱。但现在，我只会默默地走过去，自己拿起铁锹把水泥盖好，然后把贵重的工具收回库房。我不再生气，不是因为我变得宽容了，而是因为我彻底看透了。
我曾经也是个心怀悲悯的人，看着他们破旧的衣服、光着的脚丫，还有那些因为营养不良而肚子大大的孩子，总觉得他们是受害者，是被历史和环境剥削的可怜人。
但现在，如果你问我对这里的真实看法，我脑子里只会蹦出一个极其政治不正确，但却无比真实的结论：多数人真的是很懒，他们现在的贫穷，纯属活该。
这个结论不是我坐在空调房里傲慢地想出来的，是用无数次崩溃、无数个不眠之夜总结出来的。
刚负责这个基建项目的时候，有个叫赛义德的小伙子，人看起来挺机灵，眼睛亮亮的，学开挖掘机也学得挺快。我当时挺看好他，觉得这小伙子有前途，只要肯干，在这边绝对能混出个人样来。我们的工资是按周结的，考虑到当地人的习惯，每周五下午发钱。
第一个发薪日，赛义德领到了相当于人民币三百多块钱的当地货币。这在当地绝对算是一笔巨款了。他当时高兴得在工地上翻了两个跟头，跑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用蹩脚的英语说了一堆感谢老板的话。我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好好干，以后还可以涨工资，攒点钱盖个铁皮屋，娶个老婆。他连连点头，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结果到了周一早上，赛义德没来上班。我以为他生病了，让他同村的工友去看看。工友回来笑着告诉我，赛义德周末在镇上的酒吧把钱全花光了，请所有人喝啤酒，还买了一件劣质的亮片衬衫，现在正躺在树底下睡觉呢，因为没钱吃饭，饿得没力气干活。
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三百块钱，两天时间，挥霍一空。我跑到他村子里，看到他四仰八叉地躺在一棵巨大的芒果树下，身上就穿着那件滑稽的亮片衬衫。我把他踢醒，问他为什么不把钱存起来。他揉着惺忪的睡眼，理直气壮地看着我：“老板，钱就是用来花的啊，我都花完了，享受过了，现在我休息。”
“那你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我有点压不住火。
他指了指头顶的芒果树：“饿了就摘芒果吃，或者去河里抓条鱼。老板，你太紧张了，生活应该放松。”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一拳打在棉花上的傻子。在我们的观念里，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我们为了买房、为了看病、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拼命工作，可以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但在赛义德的字典里，根本没有“明天”这个词。他们只活在当下，手里只要还有买一瓶啤酒的钱，就绝对不会去想明天早上的面包在哪里。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随着工程的推进，我见识到了各种各样让人啼笑皆非的“懒”。
工地上的材料经常莫名其妙地损耗。一开始我以为是进了贼，后来查监控才发现，根本不是什么江洋大盗，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人。他们下班懒得把手推车推回几百米外的库房，就直接顺手推到路边的灌木丛里藏起来，第二天再找出来用。有时候灌木丛里的推车被人顺手牵羊拿走了，他们也不着急，两手一摊就来找我：“老板，车不见了，没法干活了。”
为了提高效率，我给他们发了劳保手套和绝缘胶鞋。这些东西在国内可能不值钱，但在物资匮乏的非洲当地，算得上是稀罕物。发下去的第二天，一大半的人又是光着脚、打着赤膊来上班了。我问鞋呢？他们毫不掩饰地告诉我，拿到集市上卖了，换了烟和酒。
“那你们干活不怕扎脚？不怕触电吗？”我气得脑仁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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