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市内阁正式批准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相关运用细则，迅速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不安与周边国家的高度警觉。

此次修改绝非政策微调，而是迈出极具危险性的一步，逾越了日本战后军备管控体系核心支柱的红线。它不仅标志着日本对外输出杀伤性武器的闸门被彻底打开，亚太地区安全格局面临新的不稳定因素，更意味着日本“专守防卫”理念完全弱化，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约束持续被架空。

（一）

长期以来，日本惯于在国际舞台上精心营造“和平国家”人设，总是通过编织各类话术，洗白军国主义侵略罪责。尤其高市本人，常常高喊“和平”，说什么“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意图迷惑国际社会，骗取信任。

但此次高市内阁执意推动放宽武器出口，彻底暴露了其真实意图。回顾这些年，日本武器出口政策从禁止到逐步放宽，再到如今大幅松绑，正是朝着突破专守防卫一路狂奔。

第一阶段，确立冷战下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战后，日本发展军备受制于《和平宪法》和冷战约束。1967年，日本确立《武器出口三原则》，明确禁止向共产主义阵营国家、联合国制裁对象以及国际冲突当事方出口武器。1976年，又扩展为事实上的武器出口禁令，成为约束经济高速增长后拥有军工实力的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象征。这一管控体系约束了日本军工产业的对外扩张，也成为亚洲各国对日本保持信任的法理依据。

第二阶段，掩盖视听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要求放宽武器出口的声音抬头。2014年，安倍内阁以“适应国际环境变化、推动装备技术合作、提升防卫产业竞争力”为由，废除了实施近半个世纪的《武器出口三原则》，转而以“救难、运输、警戒、监视、扫雷”5种类型限制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而代之，并以满足 “日本安全不受影响”等条件大幅放宽出口条件。安倍内阁此后向多国出口巡逻艇、预警雷达、预警机等装备，开始刺激军工产业对外合作。安倍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制改革也为高市此次松绑武器出口埋下关键伏笔。

第三阶段，突破红线的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此次高市内阁不仅废除了5种类型的限制，还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意味着可以出口战斗机、护卫舰、导弹和潜艇等武器，不仅出口成品，还允许提供零部件和技术。尤其为 “特殊情况”下向冲突地区提供装备，预留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批准等等同于内阁权限的操作空间。虽然高市内阁辩称修改旨在“加强国际贡献、提升自主防卫能力、促进产业技术发展”，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军工走向国际市场、军队再军事化、携手盟国深度介入地区安保事务扫清制度障碍。

（二）

高市内阁批准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更在谋求服务今后修改宪法等重大试水，暴露其刺激军工利益、军需竞争考量和再军事化野心。

首先，形成对军工产业的直接刺激。日本拥有军民深度融合的成熟军工体系，军工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但长期受限于法律约束，订单缺乏、规模较小。放宽装备出口后，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等企业可以快速获取海外订单，扩大生产规模、稀释研发成本、推动军工产业整体升级，强化战时快速构建规模军工产能。

其次，增强走向地缘军事大国的战略筹码。通过修改防卫装备出口运用规则，日本不仅可以深化与G7国家，以及瑞典、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与日本签订《防卫装备·技术转移协定》国家的合作，还将向更多国家扩大。借此，日本可以实现构建以本国为重要节点的装备供应与技术合作网络，利用当今国际地缘伴随军火贸易的特点推进战略捆绑，提升在美日、北约等同盟体系中的地位，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外交和战略影响力，加快实现 “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并举的目标。

再次，推动以自卫队技术迭代突破战后约束。扩大军需出口不仅可以推动输出武器标准和安保能力，联合研发还能促进日本吸收外部先进技术，提升自身装备研发效率。同时，大规模生产和更广泛的实战场景，也有助于日本优化装备性能、完善后勤体系，夯实产供链基础，间接增强自卫队的实战能力。尤其是通过常态化对外输出杀伤性防卫装备，日本将逐步弱化“专守防卫”制约，为今后扩大军事活动范围、参与海外军事行动铺路，为突破战后体制创造条件。

（三）

全面松绑武器出口，严重伤害亚洲邻国历史情感的做法，触及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敏感底线。其衍生的系列高危风险和地区隐患，已引发日本国内与国际社会的持续反对。

其一，进一步增加全球区域冲突蔓延的风险。新版在出口定性上更具弹性，允许向交战地区出口杀伤性武器的“例外”，使得日本向冲突当事方提供装备成为可能。而在审批权限上，所谓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实则就是内阁九大臣的再次批准，向国会事后报备等于高市内阁在出口杀伤性武器上绕过监督制衡，进一步暴走的可能加大。

其二，进一步加剧东北亚乃至印太军备竞赛。历史上，东北亚地区曾沦为冷战“火药桶”，地缘安全结构复杂，战略敏感性极高，迄今历史恩怨和现实矛盾还在相互交织。日本大幅放开武器出口，势必加剧局势紧张，引发相关国家强烈安全焦虑，甚至迫使周边国家以被动提升军备水平应对，从而触发多米诺式军备竞赛，加剧域内安全困境。

其三，进一步刺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此次防卫装备出口的全面松绑，与日本近年来推进的修订国家安保战略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政策一脉相承，凸显日本右翼势力煽动社会右倾化的系统操作已不受约束。随着政军商等军工复合体影响力上升，日本社会舆论逐渐被安全焦虑裹挟，新军国主义回潮的走势持续加速。

（四）

日前，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的告别会举行，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对着遗像悼念：“您所走过的那条通往和平的道路，我们将继承下去。”此言一出，现场不少人将目光看向了坐在最前排的高市早苗。

曾经，日本以“大东亚共荣”的虚假口号粉饰侵略，靠外交烟幕弹迷惑对手发动战争。如今，高市内阁再次披着“和平”外衣，大开历史倒车。但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当年的世界，对“新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也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好战嗜战，殷鉴不远，日本，真要故技重施吗？

作者：笪志刚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

（来源：长安街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