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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灯下的“心窗”:让光照进每一个角落

作为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视光学组的一名医生,我的世界常年被精确到微米的角膜数据和跳动的视力数字填满。但我逐渐发现,对于很多处于青春迷茫期的孩子来说,OK镜不仅是视力的矫正器,更是他们与世界沟通的一扇窗,甚至是一道防线。

按照常规,OK镜配戴稳定后只需三月复查一次。但有一个男孩子,却每个月都准时出现在我的诊室“报到”。他的母亲总是温温柔柔的,但开口的第一句问候,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医生,这是他休学的第几个月了。”。

我记得应该某次复查,我试着问他在家做什么,他低着头说打游戏。我建议他可以尝试去学习编程和设计游戏。在那之后,他好像就每个月都会来向我“汇报”近况。最后一次见他时,妈妈发愁他从不运动。我轻轻摸了摸自己隆起的腹部,温柔地鼓励他:“你看,阿姨肚子里揣着小宝宝,每天还要坚持走一万步。你也试着每天出去走走好吗?”他沉默片刻,终于低声回应:“好。”

那一刻,我想对于他和他母亲,诊室不再只是冰冷的检查间,而是他在灰暗的休学生活中,一个能获得肯定与力量的避风港。

产假期间,我接到了一通同事“风风火火”的电话。她在门诊遇到了我曾接诊过的一个15岁少年,语气里满是不解:“这孩子眼睛闭得死死的,根本不配合。当初你是怎么想的,竟然给他配了镜?”

我放下电话,轻轻叹了口气。我怎么会忘记他?那个因为极度焦虑而产生生理性恐惧的孩子。初诊时,他光是检查就要耗费半小时,因为我评估他心理压力过大建议缓配,他甚至急得要在诊室下跪。

我记起那天临近下班,我挺着孕肚,用单位电话与他母亲沟通了近半小时。那位母亲在电话里的哀求让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帮他,他可能就此关上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心门。我们不只是在配一副镜片,我们是在帮孩子缝补破碎的自信。

为了让他戴上镜片,我们的技师极尽耐心,用水滴一点点模拟触感,耗时一小时才帮他克服恐惧。之后的复查,我总是拿出对待婴儿般的耐心去鼓励他睁开眼睛接受荧光素钠的检查、解释每一个有点莫名其妙的疑问。终于,他的复查时间从半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最后变得和普通患者一样从容。

后来得知,我不在的日子里,他因为极度担心角膜健康,竟在各大医院连看了十几个大夫。虽然我知道他的眼睛肯定是没事的,但是那一刻,我很心疼:有些孩子反复求医,寻找的往往不是一个更精确的参数,而是一个能接纳他的脆弱、能听懂他无助呼喊的医生,开出一份名为“安全感”的处方。

每次这两个孩子离开,他们的母亲都会向我表达最深切的谢意。我也总是用敬佩的眼神看着她们。作为一名新晋母亲,我深知这些“玻璃心”孩子背后的家庭付出了怎样的心血。

这段特殊的孕期诊疗经历,让我对“医患同心”有了全新的理解:它不只是技术上的精准对接,更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守望相助。它意味着医生在看到“病”之前,先看到“人”。现在的我,正利用产假深研儿童心理学。我明白,在复旦五官科医院,我们更要守护每一扇心窗后的微光,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勇敢地睁开双眼,看清这个世界的温暖。

文章来源: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韩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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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来源:摄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