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抱着我，抱得很紧。
“别怕，”他的声音压在我发顶，有些发颤，“我养你。”
我靠在他肩上，闻着他衬衫上淡淡的汗味和洗衣液混合的气息。
那3800万的数字在我脑海里翻腾，烫得我心口发慌。
我的眼泪是真的，为了这个谎言，也为了他这句毫不犹豫的话。
几天后，我在厨房切菜，听见他在阳台打电话。
“车先不买了，”他说，“你嫂子工作出了点问题……对，家里现在要紧。”
刀锋停在番茄上，红色的汁液渗出来，像某种征兆。
后来他出了车祸。
我在医院走廊，手机屏幕的光映着我惨白的脸。那串数字还在，3800万。护士催缴费，婆婆在哭，而我握着手机，像是握着一块烧红的炭。
然后我听见了。
从病房里传出的，昏迷中的他断断续续的呓语。
“艺涵……钱……”
“藏好……”
“别那么看我……”
“我晓得……”
我僵在门外，走廊的灯忽然暗了一下。
01
彩票是周五下班时在地铁口买的。
那家便利店我每天经过两次，蓝色招牌，玻璃门上贴着褪色的饮料广告。老板娘认得我，因为我总买同一款饭团当早餐。
“还是饭团？”她问。
我摇头：“拿张彩票。”
“机选？”
“嗯。”
她敲了几下键盘，打印机嗡嗡作响。我递过去两块钱硬币，硬币边缘有些磨损，在她掌心转了个圈。
彩票纸很薄，带着油墨味。
我把它塞进钱包夹层，和超市小票、过期的电影票根挤在一起。
这只是个习惯，用零钱买个渺茫的盼头，像在深井里扔颗石子，听不见回响的那种。
回家路上我算了算这个月的开销。
房贷八千六，车贷三千二，物业水电一千出头。
周博涛的工资卡在我这儿，我的工资负责日常开销。
上个月他弟弟周博文说要报个培训班，借走两万。
再上个月，婆婆说老房子漏水要修，转去五千。
不是第一次了。
结婚五年，周博涛的工资像条经过我们小家的河，总要分出一支，流向那个叫“原生家庭”的洼地。
他说那是责任，长子，大哥。
我理解，真的。
只是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我会莫名其妙地心慌。
那种心慌说不清楚。不是缺钱，我们过得去。是另一种东西，像脚下的地板其实不结实，只是看起来平整。
周六开奖。
我忘了这事。早上洗衣服时从裤兜里掏出钱包，彩票掉出来，落在湿漉漉的瓷砖上。我捡起它，顺手打开手机查了查。
然后我坐下了。
坐在卫生间冰凉的地砖上，背靠着洗衣机。洗衣机在脱水，轰隆隆地震动，我的后背跟着发麻。
我盯着手机屏幕，又盯着彩票。
一遍，两遍，三遍。
数字一个一个对上。全部对上。
3800万。
这个数字太大了，大到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没有尖叫，没有跳起来，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坐在那儿，听着洗衣机工作的声音，看着那张湿了一角的纸。
周博涛在客厅看电视，体育频道，解说员的声音很激动。
我慢慢站起来，腿有点软。走到镜子前，我看见自己的脸，苍白，眼睛睁得很大。我拧开水龙头，用冷水冲了冲手，水很冰。
然后我做了一件事。
我把彩票小心地擦干，夹进一本旧杂志的内页。那是我大学时买的文学杂志，从来没看完过，放在书柜最底层，积了灰。
我把杂志塞回原处。
走出卫生间时，周博涛回头看我：“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没什么，”我说，“可能没睡好。”
他起身走过来，手背贴了贴我的额头：“不烫啊。要不要再睡会儿？”
我摇摇头。
他端详着我的脸，眉头微皱。周博涛长得不算英俊，但五官端正，看人时眼神很专注。这种专注让我此刻有些心慌。
“真没事？”他又问。
“真没事。”我挤出一个笑，“早饭想吃什么？”
他松开眉头：“都行。煮点粥吧，你昨天不是说胃不舒服吗？”
我走向厨房，脚步尽量平稳。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冒泡时，我靠在流理台边，看着窗外。我们住在十六楼，能看见远处灰蒙蒙的城市轮廓。
这个数字又开始在我脑子里盘旋。它能还清房贷，能买辆好车，能让我辞职，能让我们换个更大的房子，能……
能让周博涛不再需要承担那些“责任”吗？
我忽然想起上个月，我们为周博文借钱的事吵了一架。
其实不算吵，周博涛没跟我吵，他只是沉默地听着我说，最后说：“他是我弟，我不能不管。”
“那我们呢？”我当时问，“我们的日子呢？”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疲惫，也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他说：“艺涵，我会处理好的。”
可怎么处理呢？钱就那么多，分了就少了。
粥溢出来了，烫到手背。我倒吸一口凉气，关掉火。
手背上红了一片，火辣辣的疼。我看着那块红印，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
一个荒唐、卑劣、但又无比清晰的念头。
我不能告诉他。
至少现在不能。
02
念头一旦种下，就开始疯长。
接下来的一周，我像活在两个世界。
白天在公司处理枯燥的报表，数字在屏幕上跳动，但我满脑子都是那3800万。
晚上回家，和周博涛吃饭、看电视、说些琐碎的话，我看着他，心里那点秘密像颗硌在鞋底的石子，每走一步都提醒我它的存在。
周末我去找梁艺婷。
她是我大学室友，现在开了家小花店。店里满是绿植和花香，她正在修剪一束百合，抬头看见我，笑了：“稀客啊。”
“忙吗？”
“还行。”她放下剪刀，“怎么，有心事？”
梁艺婷总能看出来。我们在靠窗的小桌边坐下，她给我泡了杯薄荷茶。午后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在木桌上切出明亮的光块。
我盯着茶杯里浮沉的叶片，很久没说话。
“和周博涛吵架了？”她试探着问。
“没有。”
“那是……”
我吸了口气，声音压得很低：“我中奖了。”
她愣了下，笑了：“多少？五百？”
“3800万。”
剪刀掉在地上的声音很清脆。梁艺婷的表情凝固了，眼睛一点点睁大。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是真的，”我说，“上周六中的。”
她弯腰捡起剪刀，动作很慢，像在消化这个信息。然后她抬头看我，眼神复杂：“你告诉周博涛了吗？”
“为什么？”
我捧着茶杯，热气熏着眼睫：“我想……等等。”
“等什么？”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那种不安感又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钱能改变很多东西，能让人露出本来面目——这话很俗，但我信。
梁艺婷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艺涵，那是周博涛。你们结婚五年了。”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才怕。”
怕什么？怕他知道了，会怎么分配这笔钱？怕他那个无底洞一样的家庭？还是怕这笔钱会照出什么我们一直假装看不见的东西？
梁艺婷握住我的手：“你得告诉他。这是夫妻共同财产，瞒不住的。”
“再等等。”我说，“就几天。”
几天里，我开始编织谎言。
像准备一场演出，我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让我突然“失去收入”的理由。
公司破产、裁员，这是最直接的。
我查了新闻，最近确实有几家同行经营不善，这说得通。
我在镜子前练习表情。惶惑、无助、强装镇定——这些情绪我其实不用假装。每次想到自己正在做的事，那种真实的恐慌就会涌上来。
周四晚上，周博涛加班。我坐在黑暗的客厅里，手机屏幕的光映着我的脸。
彩票中心的电话我早就存好了。
领奖流程也查清楚了：戴面具，拍照，捐款，扣税，然后钱会分批到账。
第一笔七百万已经在我新开的卡里，剩下的分二十年付清。
七百万，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
可我要假装一无所有。
周五，周博涛照例六点半到家。他换了鞋，把公文包放在玄关柜上，动作和往常一样。
“今天怎么样？”他问。
我站在厨房门口，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心跳得很快，咚咚地撞着胸口。
“博涛，”我说，“我公司……出事了。”
他正在松领带，手指停住了：“什么事？”
“破产了。”我说出练习过很多遍的台词，“今天下午宣布的，所有人都被裁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瞬间的空白。然后他走过来，步伐很快，在我面前停下。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
“赔偿呢？”
“没有。”我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老板跑路了，工资都欠了两个月。”
沉默。客厅的挂钟滴答滴答走着，声音格外响。
然后他伸出手，不是碰我肩膀，而是直接把我拉进怀里，抱得很紧。我的脸埋在他肩窝，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汗味和衬衫浆洗过的气息。
他的手臂环着我的背，手掌很大，很热。
“没事，”他说，声音压在我发顶，有些发颤，“别怕，我养你。”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砸在我心上。
我闭上眼睛，眼泪真的流出来了。为这个谎言，也为他这句毫不犹豫的话。
他抱了我很久，久到我的肩膀开始发酸。然后他松开一点，低头看我，用拇指抹掉我脸上的泪。
“真傻，”他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工作没了再找，找不到就在家歇着，我又不是养不起你。”
他笑了，笑容有点勉强，但眼神很认真。
“晚上想吃什么？”他问，“我做。”
“都行。”
“那做你爱吃的糖醋排骨。”他揉了揉我的头发，转身往厨房走，边走边说，“正好明天周末，咱们在家好好歇两天。工作的事不急，慢慢来。”
我看着他的背影，喉咙发紧。
他一句都没问细节，没问公司怎么突然破产，没问老板怎么跑的，没问为什么连赔偿都没有。他就这样接受了，像接受一场突如其来的雨。
晚饭时他一直在说话，说公司里的趣事，说周末可以去哪儿转转，说最近房价好像跌了点。他说得很自然，像在努力驱散什么。
我低头吃着排骨，糖醋汁很入味，但我尝不出味道。
晚上躺在床上，他侧身搂着我，手掌轻轻拍我的背，像哄小孩睡觉。
“睡吧，”他说，“明天醒来就好了。”
我背对着他，睁着眼睛看窗帘缝隙里透进的微光。
那串数字在黑暗里发光，刺眼得让人无法入睡。
03
第二天是周六。
周博涛醒得比平时晚些。我比他先醒，躺在那里没动，听他的呼吸声。平稳，绵长。窗帘缝隙透进的光慢慢变亮，从灰白到淡金。
他动了动，手臂从我被子上滑下去。然后他醒了，翻身看我。
“早。”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
“早。”
他坐起来，抓了抓头发。晨光勾勒出他肩膀的轮廓，睡衣领口松了，露出锁骨。我们刚结婚时他比现在瘦，这几年工作忙，反而壮实了些。
“今天有什么安排？”他问。
“没想好。”
“那就在家待着吧。”他下床，“我去做早餐。”
我跟着起来，叠被子，拉开窗帘。天气很好，阳光铺满半个房间，能看见空气中浮动的微尘。
周博涛在厨房煎蛋，滋滋的声音，油烟机低鸣。
我靠在门框上看他。
他煎蛋很有一套，单面煎，蛋黄要溏心，边缘焦脆。
结婚头两年我常夸他煎蛋好吃，后来习惯了，就不说了。
现在我又想起那些细节。
他记得我不吃葱，记得我生理期会肚子疼，记得我喝咖啡要加双份奶。
这些记得，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被磨成了习惯，不再特意提起。
可它们都在。
早餐摆上桌：煎蛋，烤面包，牛奶，还有一小碟我腌的酱菜。我们面对面坐着，安静地吃。阳光照在桌面上，面包屑在光里看得很清楚。
吃到一半，周博涛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屏幕，眉头微皱，接起来：“妈。”
电话那头的声音我听不清，但能听出语速很快，情绪不太对。周博涛听着，嗯了几声，咬了口面包。
“下周三？”他说，“我知道。”
又听了一会儿。
“车的事……”他停顿了下，目光扫过我，然后落回桌面上，“先不买了。”
我捏着牛奶杯的手紧了紧。
电话那头的声音忽然大起来，连我都能听见几个词：“说好的……博文期待很久了……你怎么能……”
周博涛的表情没变，只是眼神沉了沉。
“家里现在有情况。”他说，声音很平静，但有种不容置疑的力度，“艺涵工作出了点问题，我们得先顾这边。”
“我知道。”他打断对方，“妈，我知道。但车不是必需品，博文可以先坐地铁。”
“等稳定了再说。”他又说，“钱我会先留着，应急用。”
电话那头还在说什么，但周博涛已经不想听了：“先这样吧，我在吃早饭。挂了。”
他放下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然后端起牛奶喝了一口，喉结滚动。
“博文的车？”我问，声音尽量自然。
“嗯。”他嚼着面包，“本来答应他下周三去提车，十五万那款，首付我出，月贷他自己还。”
“为什么……”
“现在不合适。”他看我一眼，笑了笑，但笑意没到眼睛里，“咱们家得留点备用金。你工作没了，万一我这边也出点什么状况，得有钱周转。”
他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但我心里那根弦绷紧了。
十五万，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
项目经理听着风光，其实每个月到手也就两万多，还要还房贷车贷。
这十五万，不知道他攒了多久。
“博文会不会不高兴？”我问。
“会吧。”周博涛放下杯子，“但他二十八了，该自己想想了。”
这话他说得很淡，但我听出了一点别的意味。以前他从不这么说，总是“他还小”、“没经验”、“我当哥的应该帮”。
“你妈那边……”
“我会处理。”他站起身，开始收拾碗筷，“你别操心这些。”
他端着盘子往厨房走，走到门口时停下来，回头看我：“艺涵。”
“嗯？”
“这段时间，咱们关起门过自己的日子。”他说，“外面的事，我来扛。”
我看着他，忽然说不出话。
他转身进了厨房，水龙头打开，水声哗哗。我坐在原地，看着桌上他留下的面包屑，和那杯喝了一半的牛奶。
阳光移到了我手边，暖烘烘的。
可我心里发冷。
04
周一，周博涛照常上班。
我在家待着，无所事事。平时总盼着能休息几天，真休息了，反而心慌。房子很安静，能听见楼上小孩跑动的声音，隔壁洗衣机工作的声音。
中午我热了点剩饭吃，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嚼着。米饭有点硬，菜也凉了，油凝在表面。
手机震动，是梁艺婷。
“怎么样？”她问。
“什么怎么样？”
“你装失业啊，周博涛什么反应？”
我沉默了几秒：“他信了。”
“然后呢？”
“取消了给他弟买车的计划。”
电话那头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梁艺婷说：“意料之中。”
“是吗？”
“周博涛那个人，表面看着软，其实心里有杆秤。”她说，“平时贴补家里，是因为他觉得那是责任，而且不影响你们的基本生活。现在你‘失业’了，天平就倾斜了。”
她说得对。周博涛就是这样的人，按部就班，讲究平衡。他不会让自己陷入真正的困境，总会留后路。
“你接下来怎么办？”梁艺婷问，“一直装下去？”
“我不知道。”
“艺涵，”她声音严肃起来，“这事儿不能拖太久。纸包不住火，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你这是在测试他。”她说，“测试人性，很危险的。”
我挂了电话，走到阳台上。我们阳台很小，勉强放得下两盆绿萝，叶子长得茂盛，垂下来。楼下是小区花园，几个老人在晒太阳，小孩在玩滑梯。
测试。
这个词让我不舒服。我不想承认自己在测试周博涛，但事实上，我就是在做这件事。我把一个虚构的困境扔给他，看他怎么选。
而他选了“我们”。
下午三点多，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显示是快递，我以为是周博涛买的东西，就下楼去取。
快递小哥递给我一个小盒子，不重。我拿回家拆开，愣住了。
是一盒草莓。
很大颗，鲜红，装在透明的塑料盒里，底下垫着白色的纸。盒子贴着标签，是那个很贵的进口品牌，超市里卖一百多一盒的那种。
我从来舍不得买。
盒子里有张小卡片，手写的字：“吃点甜的，心情好。”是周博涛的笔迹。
我拿起一颗草莓，闻了闻，清甜的香气。洗了几颗，放在白瓷盘里，红得扎眼。
坐在沙发上，我慢慢吃着草莓。很甜，汁水饱满，但咽下去时，喉咙发堵。
我想起上周，我们一起逛超市。路过水果区时，我多看了这草莓两眼，周博涛说：“买一盒？”
“太贵了。”我说，“又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想吃就买呗。”
“算了。”我推着购物车往前走，“买普通的就行。”
当时他也没坚持。我以为他忘了。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周博涛。
“草莓收到了吗？”他问，背景音有点吵，像是在外面。
“收到了。”我说，“怎么突然买这个？很贵。”
“想吃就买呗。”他重复了那天的话，然后笑了下，“正好路过商场，看见就买了。”
“你那边怎么那么吵？”
“哦，见个客户。”他说，“晚上可能晚点回来，不用等我吃饭。”
“好。”
挂了电话，我看着那盒草莓。一百多块钱，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不算小数目。尤其是他刚取消了给弟弟买车的计划，转头却给我买这么贵的草莓。
这算什么？补偿？还是表态？
我不知道。
晚上周博涛果然回来得晚，快九点才到家。他看起来有点累，眼底有淡淡的青色。
“吃过了吗？”我问。
“吃过了，和客户一起。”他脱了外套，“草莓吃了吗？”
“吃了几颗。”
“好吃吗？”
他点点头，去浴室洗澡。我坐在客厅，能听见水声。茶几上还放着那盒草莓，盖子开着，有几颗已经开始发蔫了。
他洗完澡出来，穿着睡衣，头发还湿着。
“对了，”他擦着头发说，“明天开始，我可能要忙一阵。”
“怎么了？”
“接了个私活。”他在我旁边坐下，沙发陷下去一块，“朋友介绍的，帮个小公司做项目规划，大概得忙一个月。”
“会很累吧？”
“还好。”他说，“就是得晚上和周末加班。钱还行，做完能拿两万。”
两万。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补充。
“其实不用这么拼。”我说，“我还能找别的工作……”
“不急。”他打断我，“你先歇一阵。找工作的事慢慢来，找到合适的再说。”
他说得轻松，但我知道，接私活意味着什么。他本职已经够忙了，经常加班，现在再加一份工，身体会吃不消。
“博涛。”我看着他。
“谢谢你。”
他愣了下，然后笑了，伸手揉乱我的头发：“傻不傻，夫妻之间说什么谢。”
他靠进沙发里，闭上眼睛，看起来很疲惫。我看着他，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说出口。
那盒草莓在灯光下红得刺眼。
像某种无声的质问。
05
周博涛开始早出晚归。
早上我醒来时，他已经在厨房弄早餐。不是简单的煎蛋面包，而是煮粥、蒸包子，有时还拌个小菜。他说反正起得早，顺手做了。
我坐在餐桌前，看他忙碌的背影。晨光里，他肩膀的线条看起来很结实，但仔细看，能看出一点不易察觉的僵硬。
“其实我可以自己做。”我说。
“没事。”他把粥端过来，“你多睡会儿。”
他吃得很快，几分钟解决，然后换衣服出门。西装革履，公文包，和往常一样。但我知道不一样了。包里除了公司的文件，还有私活的资料。
白天我一个人在家。头两天还觉得清闲，第三天就开始发慌。我尝试投简历，但心里清楚，我不会真的去面试。这场戏得演下去。
我打电话给梁艺婷，约她出来。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下午人不多，角落里很安静。梁艺婷点完咖啡，上下打量我。
“瘦了。”她说。
“有吗？”
“有。”她靠回椅背，“心里有事，吃不下睡不好，是吧？”
我没否认。
“周博涛怎么样？”
“他接私活了。”我说，“每天早出晚归，说要多挣点钱。”
梁艺婷搅拌着咖啡，金属勺子碰着杯壁，叮叮轻响。
“他弟那边呢？没闹？”
“不知道。”我说，“博涛没提。”
但我知道肯定闹了。上周日，周博涛在阳台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几句。
“妈，我说了现在不行。”
“我知道答应过，但情况变了。”
“车不是刚需，晚点买怎么了？”
“行了，别说了。我自己心里有数。”
他挂了电话，在阳台站了很久，背对着客厅。我看见他抬手抹了把脸，动作很快，像在擦什么。
然后他转身进来，表情已经恢复正常，甚至对我笑了笑：“晚上想吃啥？”
他没说电话的事，我也没问。
咖啡端上来，我喝了一口，苦得皱眉。梁艺婷看着我，忽然问：“艺涵，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设这个局。”
我沉默。
后悔吗？
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身边熟睡的周博涛，我会想，如果一开始就告诉他，现在会怎样？
我们会开心地计划怎么花那笔钱，会吵架怎么分配，会争执要不要给他家……
也许不会。也许周博涛会主动说，这笔钱我们自己留着，谁也不告诉。
可我没给他选择的机会。
“我不知道。”我说。
“那笔钱，”梁艺婷压低声音，“你打算怎么办？”
“先放着。”
“一直放着？”
“等我想清楚。”
梁艺婷叹了口气：“有些事，拖得越久，伤害越大。”
我知道。但我现在像骑虎难下，不知道怎么收场。告诉他真相？他会怎么看我？继续瞒着？看着他为了一个虚构的困境拼命？
那天下午回家时，路过小区门口的便利店。老板娘看见我，笑着打招呼：“今天这么早？”
“对了，”她忽然想起什么，“上回你买的彩票，开奖了吗？”
我心里一紧：“还没看呢，可能没中吧。”
“看看呗，万一呢。”她笑着说，“我看好多人中奖都不自知。”
我含糊应了声，快步走开。回到家，关上门，背靠着门板喘了口气。
那本杂志还在书柜底层。我走过去，蹲下，抽出来。杂志封面是深蓝色的，边角已经磨损。我翻开，找到夹着彩票的那页。
彩票还在，薄薄一张纸。
我盯着它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抽出来，走到厨房，打开燃气灶。
火苗窜起来，蓝芯黄边。
我把彩票凑近火焰，边缘开始卷曲，发黑。热浪扑在手指上。
但最后我没松手。
我把火关了，彩票扔在流理台上，边缘已经烧焦了一小块。我盯着那焦痕，胸口起伏。
烧掉就一了百了。没人知道，我可以继续假装，甚至可以“找到”新工作，结束这场闹剧。
但我没烧。
我把它重新夹回杂志，塞回书柜。
周博涛回来时已经晚上十点。他看起来很疲惫，眼圈更重了。我给他热了汤，他坐在餐桌前喝，一口一口，喝得很慢。
“今天顺利吗？”我问。
“还行。”他说，“就是方案得改，客户要求多。”
“别太拼了。”
“嗯。”他抬头看我，笑了笑，“等这个项目做完，咱们出去旅游一趟吧。好久没出去了。”
“去哪？”
“你想去哪？”他问，“海边？还是山里？”
“那我想想。”他又低头喝汤，“找个安静的地方，住几天，什么都不干。”
他说得很自然，像在计划一件很快就会实现的事。
我看着他喝汤的样子，忽然想，如果我现在坦白，他会原谅我吗？
汤喝完了，他站起来洗碗。水声哗哗，他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弓着。
“博涛。”我开口。
“嗯？”他没回头。
“……没什么。”我说，“早点休息。”
他关掉水龙头，擦干手，转过身来。灯光从他头顶照下来，在眼窝处投下淡淡的阴影。
“艺涵。”他叫我的名字。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但最后他只是走过来，抱了抱我。
“快去睡吧。”他说，“我再看会儿资料。”
他抱得很轻，很快就松开。然后拿着公文包去了书房，关上门。
我站在厨房里，看着紧闭的书房门缝下透出的光。
那光细细一条，黄黄的，像一道划在黑暗里的伤口。
06
我开始跟踪周博涛。
不是全天跟着，只是选了他晚上“加班”的时间。他说私活要在公司做，因为要用专业设备，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周二晚上，他说要去客户那边开会，晚点回来。七点出门时，我站在窗前，看着他走出楼栋，往地铁站方向去。
我换了衣服，戴上帽子和口罩，跟了出去。
地铁上人不少，我隔着两节车厢，透过玻璃能看见他的背影。他穿着那件深灰色的西装，站得很直，但头微微低着，在看手机。
四站后他下车，我也跟着下。不是去他公司的方向，而是另一个商业区。出地铁站时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街上人来人往。
他走得很快，穿过一条街，进了一栋写字楼。那楼我知道，里面有很多小公司，也有共享办公空间。
我在楼下等了十分钟，然后进去。大厅很亮，前台没人。我看了眼楼层指示牌，上面列着几十家公司名字，密密麻麻。
电梯下来了，我走进去，犹豫着按了几层。一层层找不现实，而且容易被发现。
我走出大楼，绕到后面。那里有个小咖啡馆，落地窗正对着写字楼的侧门。我进去，点了一杯美式，坐在靠窗的位置。
八点，九点。
咖啡馆里的人来了又走，只有我还坐着。服务员来添了两次水，看我的眼神有点疑惑。
九点半，周博涛从侧门出来了。
但不是一个人。他和另一个人一起，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POLO衫，两人边走边说。走到路边，男人拍了拍周博涛的肩膀，上了一辆车。
周博涛站在原地，等车开走，才转身往回走。
但他没进写字楼，而是拐进了旁边的小巷。
我立刻起身，结了账跟出去。巷子很窄，两边是各种小店，灯光昏暗。我隔着一段距离，看见周博涛进了一家便利店。
他在里面待了几分钟，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然后他继续往前走，又拐了个弯。
我跟上去，发现他进了一家麦当劳。
不是进去吃，而是在门口的长椅上坐下。那条长椅在角落里，灯光照不到，很暗。他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东西——是饭团，便利店那种。
他就坐在那里，撕开包装，开始吃。
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偶尔停下来，看着街对面的霓虹灯发呆。灯光在他脸上明明灭灭，看不清表情。
我站在马路对面，躲在公交站牌的阴影里，看着他。
他吃完饭团，把包装纸塞回塑料袋，没扔。又从公文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放在腿上，打开。屏幕的光映着他的脸，忽明忽暗。
他在工作。
就在这条嘈杂的街上，在麦当劳门口的长椅上，用免费的Wi-Fi，改方案。
我看着他敲键盘，偶尔停下来思考，揉揉太阳穴。有行人经过，好奇地看他一眼，他也不在意。
十点了。
他合上电脑，装进包里。起身时，动作有点僵硬，他按了按后腰，站了会儿才往前走。
这次他往地铁站方向去。
我继续跟着。
地铁上人少了，他找到座位坐下，头靠着玻璃，闭上眼睛。
灯光从头顶照下来，我能清楚地看见他眼下的青色，和下巴上新冒出的胡茬。
衬衫袖口，磨得有点发毛了。
那是他最喜欢的一件衬衫，棉质的，穿着舒服。我上个月还说给他买件新的，他说不用，还能穿。
现在袖口处，线头都出来了。
他睡得不安稳，地铁一晃，他就惊醒，茫然地看看四周，然后又闭上眼睛。
我站在车厢连接处，隔着人群看他。
心里那堵墙，开始出现裂缝。
回到家时已经快十一点。我比他先到，装作一直在家的样子。他进门时，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回来了？”我说。
“嗯。”他换鞋，“你还没睡？”
“等你。”
他笑了笑，看起来很累。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沙发陷下去。
“还行。”他说，“就是客户难缠，方案改了好几遍。”
“在哪儿开的会？”
“客户公司。”他说得很自然，“在CBD那边，楼挺高的。”
我没说话。
他靠进沙发里，闭上眼睛。电视的光映在他脸上，明明暗暗。
“……我给你煮点夜宵吧。”
“不用。”他说，“吃过了。”
吃的饭团。便利店四块钱一个的饭团。
我站起来，往厨房走。打开冰箱，里面还有菜，有肉。我想做点什么，但手在抖。
最后我热了杯牛奶，端给他。
“喝点吧，助眠。”
他接过去，说了声谢谢。捧着杯子，小口小口喝。热气模糊了他的眼镜，他摘下来，放在茶几上。
没了眼镜，他看起来有点陌生。眼睛不大，眼角有细纹，但眼神很干净。
“艺涵。”他忽然说。
“等这段时间忙完了，”他看着杯子里的牛奶，“咱们好好计划一下以后。”
“以后？”
“嗯。”他点点头，“换个工作节奏，或者……看看能不能自己做点什么。”
“你想创业？”
“有点想法。”他说，“但得慢慢来。先攒点钱，积累点资源。”
他说得认真，像真的在考虑。但我知道，如果他知道家里其实有3800万，这些计划会完全不同。
“你觉得呢？”他问我。
“都好。”我说，“你决定就行。”
他笑了，笑容很淡：“不能总我决定。咱们一起。”
牛奶喝完了，他把杯子递给我。手指碰到我的，很凉。
“去睡吧。”他说，“明天还得早起。”
我们一前一后走进卧室。他脱衣服时，我看见了，后腰上贴着一片膏药，白色的，很显眼。
“腰怎么了？”我问。
“没事，”他说，“老毛病，坐久了有点酸。”
他没说是坐在麦当劳门口的长椅上坐久了。
关灯躺下，黑暗中，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声。不平稳，带着一点压抑的痛楚。
“博涛。”我在黑暗里开口。
“对不起。”
他静了几秒，然后翻身面向我：“怎么了？”
“让你这么辛苦。”
他笑了，声音很低：“又说傻话。夫妻之间，不就应该互相撑着吗？”
他伸手，在黑暗里找到我的手，握住。
“睡吧。”他说。
他的手很暖，掌心有薄茧。我握着他的手，闭上眼睛。
但我知道，我睡不着。
脑海里全是今晚的画面：他在长椅上啃冷饭团，袖口磨出的毛边，地铁上疲惫的睡颜，后腰上的膏药。
还有那3800万，在黑暗中发光，像一只嘲弄的眼睛。
裂缝在扩大。
07
周博涛的腰伤加重了。
周三早上，他起床时动作很慢，扶着腰，脸色发白。我问他要不要请假，他摇头：“今天约了客户，很重要。”
“可是……”
“没事。”他咬着牙站起来，“贴了膏药，能撑。”
他走路的姿势有点别扭，但努力掩饰。出门前还对我笑了笑，说晚上尽量早点回来。
我站在窗前，看着他走出楼栋，脚步明显比平时慢。到小区门口时，他停下来，撑着路边一棵树站了会儿，才继续往前走。
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中午给他发消息，问他怎么样，他说挺好。但我知道他在逞强。
下午四点，梁艺婷打电话来，问我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我拒绝了，说在家等周博涛。
“他最近怎么样？”她问。
“很累。”我说，“腰伤犯了，还在硬撑。”
梁艺婷沉默了一会儿：“艺涵，我觉得你该收手了。”
“什么？”
“这个测试，该结束了。”她说，“你已经看到结果了，不是吗？周博涛在拼命，为了你编的谎言在拼命。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想想那笔钱，”她继续说，“现在说出来，你们可以立刻改变生活。他可以不用接私活，不用熬夜，不用忍着腰伤去工作。这才是对的。”
“我知道。”我说，“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直接说。”梁艺婷说，“告诉他你中奖了，之前骗他是想看他反应。然后道歉，诚恳地道歉。”
“他会原谅我吗？”
“我不知道。”梁艺婷实话实说，“但继续瞒着，伤害会更大。”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发呆。天色渐渐暗下来，客厅里的光线一点点褪去。
六点，周博涛没回来。
七点，也没消息。
我给他打电话，没人接。发微信，没回。
不安感像藤蔓一样爬上来，越缠越紧。我站起来，在客厅里踱步，又走到阳台上往外看。小区门口车来车往，没有他的身影。
七点半，手机响了。
我立刻接起来，但不是周博涛。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请问是薛艺涵女士吗？”
“我是。”
“这里是市第一医院。您丈夫周博涛出了车祸，现在在急诊室，您能马上过来吗？”
世界静了一秒。
然后所有的声音涌回来：电话里的背景音，我的心跳声，窗外汽车驶过的声音。
“严……严重吗？”我问，声音在抖。
“情况不太好，您先过来吧。”
我问了具体位置，挂了电话。手抖得厉害，手机差点掉地上。我深呼吸，告诉自己冷静，但腿发软。
抓起包，钥匙，冲出门。
电梯很慢，数字一层层跳。我盯着那跳动的数字，脑子里一片空白。
到医院时，急诊室一片忙乱。刺鼻的消毒水味，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匆匆走过，推床的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
我找到前台，报了周博涛的名字。护士查了下，指着一个方向：“抢救室那边，家属在外面等。”
抢救室。
这三个字让我眼前发黑。
走廊很长，灯光惨白。尽头有几张椅子，坐着几个人，表情都木木的。我走过去，看见抢救室门上亮着红灯。
一个警察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家属。我点头。
“事故大概在六点四十左右，”他说，“您丈夫开车时追尾了前面一辆货车。初步判断是疲劳驾驶，他全责。”
“他人呢？怎么样了？”
“还在抢救。”警察说，“伤势比较重，颅内出血，肋骨骨折，脾脏破裂。”
我靠着墙，慢慢滑下去，蹲在地上。膝盖抵着冰冷的地砖。
“他开的什么车？”我问。
“黑色大众，车牌号是……”警察报出我们的车牌。
是我们的车。那辆开了五年的车，贷款刚还清。
“车呢？”
“基本报废了。”警察说，“拖车拉走了。”
我蹲在那里，脸埋在膝盖里。走廊的风很冷，吹在脖子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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