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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每个村庄都可以唱响自己的村歌,愿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装满希望的谷仓。

文|石丹

ID | BMR2004

每年4月下旬,北京平谷的春天便会化作一场盛大的粉色潮汐,这里的桃花一树接着一树,吸引不少游客赴一场与春天的浪漫之约。此时,平谷南独乐河镇张辛庄村的“同心音乐公社”也到了最美的季节,这是谷仓乐队日常活动的场所。这支成立了24年的乐队,一直在用他们的音乐与脚步,记录着中国乡村的发展与变化、呼吸与心跳。

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许多,人如其名,心里装着许多故事,笔下写出许多村歌。如今,他和乐队早已不是那个在舞台上嘶吼的摇滚乐团,而成为行走在田埂上的“音乐社会工作者”。20余载光阴流转,从城市工地的钢筋水泥到乡村田野的稻花香里,许多和他的伙伴们完成了一场从“呐喊”到“治愈”的生命迁徙。

01

找到一条通往心灵的原乡之路

1999年,年轻的许多买了一张绿皮火车票,从浙江海宁到北京追逐摇滚梦。“当时年轻,就觉得摇滚这种方式能够表达自己躁动的青春。我知道北京有迷笛音乐学校,是中国摇滚乐的‘黄埔军校’。我就在那里学吉他、学音乐。” 许多告诉《商学院》记者,“毕业之后有段时间在街头卖艺唱歌。后来遇到几个小伙伴,决定成立乐队,去工地、工厂给工友们唱歌。”

2002年,许多与孙恒、王德志等人组建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那时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迅猛的年代,乡村全力支持着城市的发展,无数农民离开家乡故土涌入城市,成为建设者,却也是被遗忘的“边缘人”。许多和他的乐队,选择走进工地、工厂和社区,为这些工友歌唱。

后来,他们的乐队改名叫“打工青年艺术团”,此后又先后更名为“新工人艺术团”“新工人乐团”。乐队名字的变化代表了演出内容的变化,那几年赶上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他们从为工人唱歌到逐渐关注工友的故事,尝试用音乐表达工人群体的精神面貌。他们用第一张专辑的版税创办了打工子弟学校,建立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春晚。许多深知,创办打工子弟学校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几张课桌的难题,那是一种在生存重压下依然不肯放弃的精神突围。

后来,许多意识到,仅在城市中为打工人歌唱已不足以回应时代的变迁。他发现,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投向乡村,当城市化的浪潮逐渐退去,乡村的空心化与精神匮乏成为新的痛点,而那里,或许藏着治愈现代人心灵焦虑的解药。

2017年,许多和乐队成员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走出城市,去寻那故乡。乐队开始在全国进行乡村巡演,工作重心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连续3年,团队每年都会进行大约1个月的巡演。在近4万里的行程中,他们沿途举办大地民谣音乐会义演50多场,直接参与观众超过3万人。

这次“出走”并非逃避,而是一次更深沉的“回归”。“社会发展到了需要城市反哺乡村的时候了。”许多如是说。于是,乐队改名为“谷仓乐队”。“谷仓”,寓意着为乡村生产有机的精神食粮。许多从城市的喧嚣中抽身,投身于广袤的田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失去摇滚的精神——用音乐来思考自我存在和社会的关系,反而在泥土中找到了更坚实的根基。

02

村歌计划,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成为主角

“我们在乡村巡演时,有的村庄就问我们能不能帮村子写首歌。”许多谈起了“村歌”诞生的故事,“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活力,也看到了乡村的渴望——他们希望被看见,他们也需要表达、需要精神出口。相对城市而言,乡村的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国家实行乡村振兴其中一点就是文化振兴。”许多和乐队认为,通过村歌把老百姓的心凝聚起来,激发他们对村庄的热爱。

2018年,谷仓乐队的“爱故乡·村歌计划”正式启动。在许多看来,村歌不应该是由音乐人代笔、村民传唱的“宣传曲”,更不应该由AI算法创作,而是由村民自己讲述故事、抒发情感的“生命之歌”。于是,谷仓乐队选择了与村民共创的方式来写“村歌”。

他们的创作方式独特而充满温度——驻村观察、集体讨论、录音制作。每一个环节,村民都是绝对的主角,而乐队成员则是协作者、引导者。

许多告诉记者:“村庄里中老年人比较多,有的老人可能也不识字,但是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音乐工作坊,讲自己跟村庄的故事,然后讨论这个歌曲写什么,找到一个又一个想表达的关键词,形成一段又一段的歌词,让大家来找一个合适的旋律哼唱,我们再把它变成一段段合适的旋律。”在讨论歌词时,村民们甚至会为了用词而争得面红耳赤,最终通过民主投票来决定。“最终把一首歌完成之后,大家会有一种痛快的感觉,心花怒放!大家会惊叹于,没想到自己也能写歌,而且写的是一首跟自己村庄相关的歌曲。”

在海宁李家村,许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里的纺织业发达,家家户户织机轰鸣。“织机一响不停忙,飞梭织出幸福路。”这句歌词,许多说不是他写的,而是村民们从心底流淌出来的。在广西桂林龙胜县龙脊镇马海村,许多用当地的民歌小调作为素材,让大家依字行腔。当第一位阿婆鼓起勇气唱出一句方言歌词时,全场沸腾了。

许多说:“村歌创作的过程,是一个让人从生活中站立起来,至少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的过程。它让每一个普通的农民都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其实,我们都是在寻找自己的主体性,每个普通人都是生活的主角。通过集体创作村歌,人们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新的集体记忆。”

目前,谷仓乐队已经受邀去到了56个村庄,与那里的村民共创了56首村歌。

03

治愈与生长,让音乐成为乡村的谷穗

许多坦言:“村歌创作其实就是在帮村庄做一次团建,凝聚人心,梳理村庄的文化发展思路。大家有了共识之后,就可以一起去为村庄发展贡献力量。”

显然,这种“种文化”而非“送文化”的方式,让乡村文化振兴有了真正的内生动力。以马海村为例,“那里虽拥有壮美的梯田景观,但深处的村落曾因交通闭塞发展滞后。得益于粤桂协作带来的资源倾斜,村庄迎来了发展契机。”许多说,“我们受邀进驻马海村共创村歌,协助组建了村文艺队。这支队伍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更凝聚了人心。”

在流量时代,村歌无法突破“信息茧房”,不易被外界听见。许多倒从不因此而焦虑,他认为,“村民喜欢、愿意传唱”是检验好村歌的核心标准。出圈靠的也不仅是一首歌的分发,是整个生态演化的结果。

以马海村为例,许多村民不再仅仅是歌唱者,他们开始拿起手机,拍摄记录村庄生活的短剧、展示村歌背后的故事。此时,村歌不再是孤立的音频文件,而是融入了村民日常创作的鲜活素材。

村歌的诞生催生了“马海小嫂子艺术团”。这些平日里辛勤劳作的农妇,穿上民族服饰,在舞台上自信地展示壮族文化。她们不仅在本村演出,还走出了大山,参加了各种音乐节。音乐给了她们新的身份认同,她们不仅是村民,更是文化的传承者、村庄的代言人。

这也使得年轻人回流乡村成为了可能。“近年来,青年回流的现象日渐显著。我们于2023年进驻马海村共创村歌,随后在2024年和2025年的回访中,明显感受到返乡青年增多了。这背后,是村庄成立了村集体公司,大力发展文旅产业,为年轻人提供了回家的载体。”许多说,“我们不能将功劳归于一首村歌,乡村发展是多维合力的结果。但村歌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冲锋号’,也是‘粘合剂’,它凝聚人心、唤醒共识。”

村歌还唤醒了地方文化,打开了村庄封闭的心。在福建四坪村,村歌的创作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地方戏——平讲戏,年轻人回乡成立了传习所,继承与传播这项非遗技艺。在村歌创作中,许多看到了方言的鲜活生命力。在海宁,他将吴语念诵出的声调作为旋律的基础;在云南,他将彝语的“阿米左”(吃饭)、“哥几啦”(快来)融入歌词。当人们重新使用自己的方言来表达时,他们的思维也随之鲜活起来。

“饭养身,歌养心。”这是贵州侗寨的一句俗语,也是谷仓乐队一直秉持的信念。

在许多看来,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经济的富裕,更是精神的治愈与丰盈。而这种治愈与丰盈,是双向的。为乡村歌唱的过程中,许多和乐队的伙伴们也从广袤的土地上得到滋养和内心的宁静。

乡村的四季变化、万物生长,让他们汲取音乐灵感,重新理解了生命的意义。

面对AI技术的崛起,许多并不焦虑,但也保持着清醒。“它是一个工具,不能替代你的感知力。”他认为,AI可以生成旋律,可以模仿风格,但它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情感交流,更无法替代那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真实故事。“共创的关键,就是让大家拿出自己的热情、故事,拿出自己的心血来。只有这样,歌曲才能跟大家的生命有连接。”

如今,谷仓乐队的愿景更加宏大。他们希望推动100个村庄进行村歌创作,甚至更多。他们计划将村歌与乡村文旅相结合,打造“文旅+音乐”的发展模式,让村歌变成实实在在的“谷穗”,装满乡村的谷仓。

24年,弹指一挥间。从“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到“谷仓乐队”,名字在变,成员在变,但那份对土地的深情、对劳动者的敬意、对音乐的执着,从未改变。

乐队中那些曾经叛逆的摇滚青年,如今已经不再需要用嘶吼来证明存在,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在田间地头放声歌唱的村民,每一个在村歌中找到自信的阿婆,都是他们音乐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来这人间一趟,一分春色,两分荒凉,笑着在生活里流浪,想用力握住命运的枪。原谅吧,所有不再见的再见,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许多在《吾乡》中的歌词,也是他人生的写照。

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村庄响起自己的歌声,更多的年轻人回到故乡,更多的乡村因为文化而振兴。而许多和他的乐队,依然会背着吉他,行走在路上。他们会继续倾听,继续记录,继续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