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与万达集团，正深陷资产缩水、债务压顶、诉讼围堵三重困局，昔日的商业帝国，已走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边缘。
业务层面，万达早已开启近乎清仓式的 “卖卖卖”，非核心资产几近出清。万达电影以 44 亿元卖给儒意电影，除保留 “万达影城” 品牌外，彻底易主给儒意电影；万达酒店先是以 199.06 亿元卖给富力地产，后又将管理权作价 24.97 亿元转让给同程旅游；13 个文旅项目早年就已转让给融创，至今仍有纠纷未了。此外，海外资产基本清盘，体育业务大幅收缩，仅赛事业务和宝贝王仍维持一定规模。如今，集团仅剩万达商管一根 “主心骨”：尽管官网显示其管理着 529 座万达广场，但万达只持有40%股权，失去了独立控制权；自持产权的广场数量，也从巅峰期的 308 座骤减至约 200 座，且多数在三四线城市，变现困难。
债务端的危机更为严峻。标普、惠誉、穆迪等机构测算显示，万达总负债高达 6000 亿元，而自持万达广场价值仅约 2000 亿元，早已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现金流更是无力回天，年利润仅 50-60 亿元，远不足以覆盖每年 70-130 亿元的利息支出，资产变卖回款中，超过 60% 都要用于付息，仅 30% 能用来偿还本金。更致命的是流动性风险，账面现金仅 116-151 亿元，而一年内到期债务高达 400-439 亿元，现金短债比仅 0.2-0.4，远低于 1 的安全线，短期偿债压力如悬顶之剑。
诉讼与债务纠纷更是四面开花。近期永辉 38.57 亿元讨债案冲上热搜，王健林本人被裁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融创 95 亿元诉讼、苏宁 50.4 亿元维权、万科 13.8 亿元起诉及股权冻结、银泰 27 亿元已裁决 + 43 亿元仲裁等案件接连缠身。更具不确定性的是，在对赌上市协议的约束下，腾讯、京东等投资方虽暂未公开发起维权，但其潜在追索权并未消失，一旦万达未能兑现上市或业绩承诺，随时可能触发新的诉讼与仲裁，成为悬在万达头顶的又一 “达摩克利斯之剑”。
多重压力叠加之下，万达的自救之路，早已荆棘密布，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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