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健，1987年那年25岁。因为母亲要做心脏搭桥手术，家里砸锅卖铁还差一大截，后来我跑去了南方找活干。陈兰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时候她在做服装批发生意，正处于野蛮生长的年代，身上经常带着几万甚至十几万的现金去拿货。她需要一个能打、嘴严、不怕死的人跟在身边。她给我开了一个月三百块的工资，在当时，那绝对是一笔巨款。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生意场，全是刀光剑影。我们用蛇皮袋装过现金，在绿皮火车上一天一夜不敢合眼；我们在国道上遇到过拦路抢劫的，我拿着一根钢管把三个人打得跪地求饶，自己背上也挨了一刀，缝了十几针。陈兰在医院陪床的时候，看着我背上的纱布，她问我，为了三百块钱把命搭上，值吗？
我趴在病床上说，我妈的命是你给的提前预支的工资救回来的，我的命就是你的。
陈兰没再说话，只是出去给我买了一碗排骨汤。从那以后，我的工资涨到了八百，后来是一千五。
陈兰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但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她有着烂包一样的生活。她前夫是个烂赌鬼，在她生下女儿不到一年的时候卷了家里所有的钱跑路了。陈兰硬是靠着摆地摊、扛大包把女儿拉扯大。她女儿叫小雅，我刚跟着陈兰的时候，小雅才四岁。
陈兰忙起生意来没日没夜，接送小雅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我身上。小雅从小就胆小，别人家孩子在巷子里疯跑，她就安安静静地坐在四合院的门槛上等我。她喜欢揪我的胡子，叫我“健叔”。
到了1998年的时候，陈兰的商业版图已经膨胀得连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她在深圳、广州拿了几块地，建了商业街，手里还握着两家效益极好的进出口贸易公司。
她穿上了高档套装，头发烫成了精致的大波浪，出行换成了虎头奔。可我也能感觉到，她越来越累。她开始频繁地胃痛，整把整把地吃止痛药，应酬的时候哪怕喝一口酒都会疼得直冒冷汗。我好几次劝她去医院看看，她总是摆摆手说，这批地皮的批文马上下来了，等忙完这阵就去。
可是，老天爷没给她忙完的机会。199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陈兰在办公室看报表时突然晕倒，吐了一地的黑血。我把她抱起来后，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
急诊室的灯亮了一整夜，医生出来的时候，脸色很沉重：胃癌，晚期，已经转移了。
陈兰醒来后，出奇地平静。她没有哭闹，只是让我把病房的门关上，谁也不见。她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人也迅速地瘦了下去，颧骨高高地凸起，原本合身的病号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
后来不知道是谁把陈兰生病的消息说了出去，那些常年不见人影的亲戚，突然像闻到血腥味的秃鹫一样聚拢了过来。有声称要帮她代管公司的表哥，有借着探病名义来打探遗嘱的舅舅，甚至连那个消失了十几年的前夫也跑来了，在病房外哭天抢地，说要弥补对小雅的亏欠。
我像一尊门神一样守在病房门口，把所有人都挡在外面。前夫想硬闯，被我单手掐住脖子顶在墙上，差点背过气去。我告诉他，再敢踏进病房半步，我让他下半辈子在轮椅上过。
病房里，陈兰听着外面的动静，虚弱地笑了笑。那天下午，她让香港的梁律师带着厚厚一沓文件来到了病房。
我原本打算退出去，陈兰叫住了我：“赵健，你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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