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研究所历史学家警告：当国债利息超过军费开支，美国或将“失去大国地位”如果决策者不解决债务偿还与军事开支之间的收支平衡问题，美国将面临失去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风险。
2026年，美国国债的利息支出预计将突破1万亿美元，每月高达约880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在国防和教育领域的开支总和。
美国经济此前也曾触及这一临界点。回顾历史，确实出现过债务偿还额超过军费开支的短暂时期，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战后时期。
这些时期要么相对短暂，要么并未发生在成熟的发达经济体中。但在2024年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美国财政部再次跨越了这一门槛。这是近代记忆中，债务利息支出首次持续超过军费开支的时期。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为美国的债务负担增加了数万亿美元。不过，随着总统特朗普如今重返白宫，解决这一问题的压力已然落在了他的肩上。
18世纪末波旁王朝时期的法国提供了另一个例证。弗格森指出，这或许是“大国屈服于财政约束”最广为人知的案例。在这一过程中，法国从一个全球强国走向衰落，最终在革命中推翻了君主制。
无论当今的经济学家和企业首席执行官是否将这些历史教训铭记于心，它们都与当前美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担忧之声形成了共鸣。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利奥曾发出警告，称一场“经济心脏病”正在酝酿之中。他表示，在这一危机中，债务偿还支出将严重挤压公共投资的空间。
这种担忧的声音正在不断扩大。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等人警告称，市场将迎来一场“清算”。他们敦促决策者在危机全面爆发前采取行动。
甚至连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也发出了警告。此前，他一直负责监督这家中央银行尽职尽责地购买大量国债。但他如今明确表示，是时候就赤字水平展开一场“成熟理性的对话”了。
不过，对于那些忧心忡忡的人士，弗格森确实提供了一些宽慰。即使打破了弗格森定律这一严峻警告，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必然走向衰落。
这也是当代美国正在密切关注的一个核心因素。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日前强调，如果利率比预期高出一个百分点，即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未来十年的平均4．3％升至5．3％，那么在现有预期之上，美国的债务将额外增加3．5万亿美元。
他进一步指出，由于历届政府都排除了对主要福利项目进行激进改革的可能性，因此，美国要想重新回到弗格森极限的安全范围内，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创造一场生产力奇迹。
正因如此，弗格森在结论中断言：“21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的真正较量，或许将在人工智能与历史规律之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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